要理解 “青年英国艺术家 (YBAs)” 的商业成功和明星效应如何改变了人们对当代艺术家角色的传统认知，我们需要深入分析 YBAs 的崛起、他们的商业策略、媒体形象，以及他们对艺术世界和更广泛的文化领域所产生的影响。 YBAs 的出现确实 颠覆了 长期以来 人们 对于 艺术家 形象 的 刻板印象， 展现 了 艺术家 角色 的 多样性和 可能性。

传统上， “艺术家” 往往 被 视为 一种 “波西米亚式” 的 “局外人”。 这种 传统 认知 包含了 以下 几个 核心 要素：

• 反商业与清贫: 艺术家 被 认为是 与 商业 利益 和 物质 追求 相对立 的， 他们 应该 专注于 “纯粹 的 艺术 创作”， 不 应 过分 关注 作品 的 市场 价值 和 商业 回报。 “清贫 的 艺术家” 甚至 被 浪漫化 为 一种 高尚 的 品质， 与 “艺术 的 纯粹性” 联系 在一起。
• 边缘化与局外人身份: 艺术家 往往 被 视为 社会 的 “边缘人” 或 “局外人”， 他们 的生活方式 和 价值 观念 与 主流 社会 格格不入。 这种 “边缘化 身份” 被 认为是 艺术家 “独立 思考” 和 “批判 精神” 的 体现， 也 为 他们 的 艺术 创作 提供 了 独特的 视角 和 灵感。
• 神秘性与天才光环: 艺术家 的 创作 过程 和 灵感 来源 往往 被 赋予 一层 神秘 的 色彩， 艺术家 被 视为 “天才” 或 “灵感 的 化身”， 其 艺术 才华 被 认为是 一种 “天赋 异禀”， 难以 被 普通人 理解 和 企及。 这种 “神秘性” 和 “天才 光环” 也 将 艺术家 与 普通 大众 区隔 开来。

然而， YBAs 的 崛起 彻底 打破 了 这种 传统 认知。 他们 的 “商业 成功” 和 “明星 效应” 主要 体现在 以下 几个 方面：

• 爆炸性的商业成功: YBAs 在 1990 年代 迅速 崛起 ， 其 作品 在 艺术市场 上 受到 热烈 追捧， 价格 飞涨。 达明·赫斯特 (Damien Hirst) 、 翠西·艾敏 (Tracey Emin) 等 YBAs 核心 艺术家 的 作品 在 拍卖会 上 屡创 成交 纪录， 成为 艺术市场 上 最 炙手可热 的 明星 。 他们 的 作品 不仅 被 重要 美术馆 和 博物馆 收藏， 也 受到 富豪 和 收藏家 的 青睐， 商业 价值 极高。
• 广泛的媒体曝光与明星效应: YBAs 不仅 在 艺术界 获得 巨大 成功， 也 成功 进入 大众 媒体 的 视野， 成为 公众 人物 和 媒体 明星。 他们 频繁 出现在 电视 、 报纸 、 杂志 等 各种 媒体 上， 接受 采访 ， 参与 电视 节目 ， 甚至 成为 时尚 偶像 。 达明·赫斯特 、 翠西·艾敏 等 YBAs 艺术家 的 名字 和 形象 超越 了 艺术界 的 小圈子， 为 更 广泛 的 公众 所 熟知。
• 主动的自我推广与品牌塑造: YBAs 艺术家 非常 重视 自我 推广 和 品牌 塑造， 他们 积极 与 画廊 、 经纪人 、 媒体 等 各方 合作， 精心 策划 展览 和 宣传 活动， 有效地 提升 了 自身 的 知名度 和 市场 价值。 他们 并不 排斥 商业 运作， 反而 积极 利用 商业 机制 来 推广 自身 的 艺术， 并将 “艺术家 品牌” 打造 成为 一种 重要的 艺术 策略 。

YBAs 的商业成功和明星效应 深刻地 改变 了 人们 对 当代 艺术家 角色 的 传统 认知。 他们 以 自身 的 实践 证明： 艺术家 不仅 可以 是 “波西米亚式” 的 “局外人”， 也 完全 可以 成为 “商业 精英” 和 “媒体 明星”。 这种 转变 主要 体现在 以下 几个 方面：

• 艺术家可以 拥抱 商业: YBAs 的 成功 表明， 艺术家 完全 可以 在 商业 上 获得 巨大 成功， 而 不 必 牺牲 艺术 的 “纯粹性” 或 “独立性”。 他们 打破 了 “商业 与 艺术 二元对立” 的 传统 观念， 展现 了 艺术家 可以 既 是 “创造者”， 也 是 “经营者”， 可以 将 艺术 创作 与 商业 运作 有效地 结合 起来。 他们 甚至 将 “商业 元素” 融入 到 艺术 创作 本身 之中， 例如 达明·赫斯特 的 “有限公司 (Corporation)” 模式 和 对 “品牌” 的 重视。
• 艺术家可以 成为 媒体 宠儿: YBAs 的 明星 效应 表明， 艺术家 完全 可以 成为 大众 媒体 的 焦点， 获得 与 流行 明星 相媲美 的 知名度 和 影响力。 他们 打破 了 “艺术家 默默 无闻” 的 刻板印象， 展现 了 艺术家 可以 积极 参与 公共 对话， 利用 媒体 平台 传播 自身 的 艺术 理念 ， 并 扩大 艺术 的 影响力 。 他们 甚至 将 “媒体 关注” 和 “公众 争议” 视为 一种 艺术 策略， 有效地 吸引 了 眼球 ， 并 引发 了 广泛 的 社会 讨论。
• 艺术家角色 的 多元化: YBAs 的 成功 案例 拓展 了 人们 对 “艺术家 角色” 的 认知 边界， 使其 更加 多元化 和 复杂化。 艺术家 不再 仅仅 是 “埋头 创作 的 工匠” 或 “孤芳自赏 的 天才”， 而 可以 是 “精明 的 商业 运作 者”， “活跃 的 媒体 参与者”， “富有 社会 影响 的 公众 人物”， 甚至是 “文化 产业 的 经营者”。 他们 的 成功 案例 激励 了 更多 的 年轻 艺术家 大胆 探索 艺术 创作 的 多样 可能性， 并 积极 融入 当代 社会 和 文化 语境。

YBAs 的 商业 成功 和 明星 效应 对 当代 艺术 界 和 艺术 生态 产生了 深远 的影响。 一方面， 它 促进 了 当代 艺术 的 普及 和 推广。 YBAs 的 媒体 曝光 和 公众 关注 ， 吸引 了 更多 人 关注 当代 艺术 ， 提升 了 当代 艺术 在 社会 文化 中 的 地位 和 影响力。 他们的 商业 成功 也 为 更多 的 年轻 艺术家 创造 了 更多 的 发展 机会 ， 并 推动 了 艺术市场 的 繁荣 。

另一方面， YBAs 的 商业 模式 和 明星 策略 也 引发 了 一些 争议 和 批评。 一些 批评家 认为， YBAs 过分 强调 商业 价值 和 媒体 效应， 导致 艺术 创作 的 “商业化” 和 “娱乐化”， 牺牲 了 艺术 的 “深度” 和 “批判性”。 他们 认为， YBAs 的 作品 往往 追求 “感官 刺激” 和 “视觉 冲击力”， 而 缺乏 深刻 的 思想 内涵 和 人文 关怀。 此外， YBAs 的 “明星 效应” 也 被 质疑 为 一种 “个人 崇拜” 和 “营销 炒作”， 掩盖 了 艺术 创作 的 真正 价值 和 意义。

总而言之， YBAs 的 商业 成功 和 明星 效应 对 当代 艺术家 角色 的 传统 认知 产生了 颠覆性 的 影响。 他们 展现 了 艺术家 可以 突破 “波西米亚 式 局外人” 的 刻板印象， 成为 商业 精英 和 媒体 明星， 并在 商业 成功 的 同时 依然 保持 艺术 的 活力 和 创造力。 这种 转变 既 为 当代 艺术 的 发展 带来 了 新的 机遇， 也 引发 了 关于 艺术 与 商业 、 艺术 与 媒体 、 以及 艺术家 社会 角色 等 一系列 复杂 而 深刻 的 讨论。 理解 YBAs 的 商业 成功 和 明星 效应 ， 对于 我们 深入 认识 当代 艺术 的 生态 和 发展 趋势 具有 重要的 意义。

2023年2月1日，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正式启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规则已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次不仅是主板注册制改革，是全面注册制改革，包括了各板块，首发、再融资、并购重组、发行交易、持续信披等内容的全面改革，板块的重中之重是上交所、深交所主板，核心的变化是选择权交给市场，信息披露质量成为灵魂。这次改革，毫无疑问将对二级市场带来深远影响。总体看来，以下几方面是需要重点关注的：

一、能上能下将成为常态化标志 　　全面注册制改革，相当于企业干部制度的“能上能下”改革，也相当于市场对上市企业的360测评。监管和市场各归其位，因此该发行的就会发行，该退市的也要退市，对于炒壳、炒新类投机将产生遏制作用。

实际上，在试点、过渡期间，很多变化已经发生。比如2022年A股市场首日破发比例是28.8%，而2021年仅为4%。2022年A股退市家数再创新纪录达到46家，2020年为16家，2021年为23家，再往前追溯的话，平均每年不到3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趋势变化。相比美股6%的退市率，A股2022年退市率不足1%，尽管由于地方政府出于发展经济天然的“保壳”冲动，退市率短期大概率不会出现美国趋势，退市的选择权回归了市场。壳资源不再是香饽饽，“买壳”的冲动也将面临降温。港股市场是A股的镜子，因为内地公司比重足够大，2022年港股IPO破发率是59%，有 47家（主板37家）上市公司被港交所以上市规则除牌，17家（主板15家）私有化及自愿撤回而退市。

二、A股港股化，专业机构投资和价值投资时代正式开启大幕 　　注册制后，优质的上市公司和高声誉券商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容易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即强强联合，不断受到市场认可。而绩差的上市公司风险大，券商也不敢像以往那样徇私舞弊。这些绩差的上市公司将逐步被市场边缘化。同时，注册制全面实施也将会从根本上改善制约中国股市的一个顽疾——只进不出，今后绩差上市公司退市的风险将会大大增加。持有这些股票的投资人遭遇重大损失的风险也随之加大。这种现象也称为A股港股化。

注册制改革后，市场机制成为IPO的天然紧箍咒，不必担心IPO家数大幅度上涨的情形。说白了，得有人买单才可以。2022年在香港交易所递交上市申请共238家，主要是主板，其中137家为首次递表，当年通过港交所上市聆讯的有 102家，不到一半。A股开始走向成熟市场，当然也会开始具备港股化、美股化的特征：一是机构投资者比重将逐步提升，专业机构“抱团”现象在一段时期内可能会强化。二是上市公司市值管理难度进一步加大，成长性成为最重要的验金石，战略思维型董秘将炙手可热。三是长期价值投资必然回归。但并不是便宜的股票一定会得到市场追捧，成长性好的中市值股票可能成为是调研热门。而机构投资人比重的提升，使得投资更加趋向长期化和专业化。四是市场“进退之间”，股市“二八”分化也成为可能趋势，垃圾股将在寒风中悲鸣，游资炒作将风险巨升。

还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在注册制推行后，原核准制下隐性的23倍限制已逐渐被打破，新股发行市盈率出现分化。这也反映出股票发行市场对于IPO定价趋于理性，市场定价机制有更多的发挥空间，承销商及市场针对不同行业、不同质量的公司给与不同的IPO定价。新股不败神话将被打破。在核准制下，打新无风险几乎成为市场共识。实施注册制之后，这一局面发生改变，高估值的IPO很容易破发给打新投资带来亏损。未来，投资者如想要在这个市场长期活下去，请远离垃圾股的博弈，拥抱性价比高的绩优上市公司。

三、中介机构声誉也将成为投资判断更重要的参照系 　　低声誉券商承销的股票上市首日涨幅相对高于高声誉券商承销的股票。描述IPO首日涨跌幅的概念是IPO抑价，由金融学家Logue于1973年首次提出，当时称为“新股发行之谜”。学界成因解释主要分为信息经济学、行为金融学和政治经济制度三类。其中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接受度较高：IPO企业、投资者和承销商三类市场主体之间存在信息差，为了对投资者所承担的风险进行补偿，吸引投资者积极参与认购新股，股票发行人不得不降低IPO价格，由此产生IPO抑价现象。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承销商声誉和IPO价格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信誉高的券商承销股票时容易获得相对较高的发行价。其原因主要在于：现行监管政策下，券商失责成本较高，市场对声誉高的券商相对信任，愿意接受更高的承销价格。

对于准备持有一年到二年以上时间的股票投资人，选取高声誉券商承销的股票投资收益相对较高。承销商声誉与企业IPO后的长期收益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高声誉券商承销的股票在一年到二年以上的时间投资收益高于低声誉券商承销的股票。这主要是因为两方面原因。1）承销商声誉机制兼顾了激励与惩罚，声誉优良的承销商会更积极维护自身声誉，发挥自身优势在承揽业务阶段对发行企业进行甄别筛选，承接高质量、低风险公司的IPO业务，此类公司在IPO后一般有更好的市场表现。2）鉴于高声誉承销商更容易获得较高的发行价，优质公司IPO时也会倾向于选择高声誉券商。

总的来说，低声誉券商承销的股票上市首日涨幅相对高于高声誉券商承销的股票。但从2、3年或以上的周期来看，高声誉券商承销的股票会获得更高的相对收益。高声誉券商在注册制下承销业务将占优势：一方面他们容易获取更多的业务，另一方面也容易获得更高的融资额。

四、后注册制改革时代市场展望相对乐观 　　（一）美国和印度实施注册制后市场走势都是乐观的

美国注册制前的行情和当前的A股非常相似。美国1933年注册制实施前经历了经济危机，经历了33个月的股市暴跌（1929年9月—1932年6月）道琼斯指数终极顶点、低点：381.17点、44.1点。跌幅：89%。1933年实施注册制以来经历了1933~1937年的疯牛和1937年~1942的慢熊，之后迎来了一轮百倍的上涨慢牛行情。

中国注册制前也经历了一场大熊市的挤泡沫；2015年后走了4年多的大熊市，估值回到历史熊市底部区域。2019年科创板正式实施注册制，之后创业板也逐渐实施注册制，这期间经历了三年结构性牛市，2022年再次出现股市暴跌，估值下跌回到历史底部。今年全面实施注册制主要针对主板市场。很明显现在的A股和当时美股的非常相似，美国股市的注册制实施也是从熊市见底开始（1933年），在牛市里慢慢过渡的。

印度1992年首次施行IPO注册制以来，不仅IPO数量暴增，退市的公司数量也不断增长，资本市场开启了优胜劣汰的时代。此外，在印度实施IPO注册制以来，主要的股指SENSEX30从1992年初不到2000点，到2022年底的63583点，累计暴涨了近30倍，开启了30年大牛市。

（二）中国实施注册制采取的是稳中求进策略，市场心理准备充足

A股市场全面实施注册制，是在各方面条件都成熟的背景下实施的。我们是在科创板、创业板等实施注册制之后，平稳过渡的。注册制并不是放低门槛，不审查，随便上市，近几年科创板和创业板上市的企业审查力度并不低。只是将应当由市场判断的，交给市场，权力放到交易所；另外对企业的判断，尤其是企业的估值不再由监管确定，而是交给市场判断。但基本的上市门槛并不低。

结合目前国内外经济情况预期，A股有望走出一波大的行情。这一点代表聪明资金的北向资金似乎更加敏锐。近期北上资金持续流入抢筹，节奏类似2018年底2019年初。

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2023年美国GDP增速为0.5%，日本为1%，欧洲为0，中国为4%。从目前各省市“两会”公布的数据分析，中国2023年GDP极有可能在5.5%附近，从全球主要经济体角度来看投资机会在哪里，不言自明。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校外硕士生导师

【财新网】“Paxlovid最夸张时炒到什么程度？‘新十条’后，有人给北京现货开价5万块一盒。”药品经销商杨明说。

Paxlovid是美国辉瑞公司研发的新冠口服药奈玛特韦/利托那韦的商品名。其三期临床试验数据显示，未接种疫苗的新冠感染者在出现症状5日内服药，28天内的住院及死亡风险可降低89%。目前还没有其他药物能够超越这一数据。2022年2月，中国药监局附条件批准Paxlovid进口注册。8月，Paxlovid本土化生产开始推进，确定华海药业为辉瑞在中国内地销售的Paxlovid提供制剂委托生产服务，但目前国内的药物仍为进口。

2022年11月底12月初，中国防疫政策迅速转向。随着11月11日《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二十条”）和12月7日《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新十条”）相继发布，全国疫情封管控区陆续“解封”，各地感染及重症高峰随之到来。不但退烧止痛等对症治疗药品告急，新冠抗病毒口服药Paxlovid更变得一药难求。（参见财新周刊：《封面报道｜解封进行时》《封面报道｜医院顶住》《封面报道｜缺药求解》）

尽管辉瑞持续加大供应，自费网售渠道陆续放开，北京等特大城市出台政策要求Paxlovid下沉至社区医院，但即便在少数了解Paxlovid且有意求购的中国家庭中，能购买到的也是极少数。

Paxlovid海外代购市场骤然火爆，价格暴涨至每盒1万元以上，“花了钱，很多药贩子还不能确保你什么时候拿到，也说不清药从哪儿来的，”杨明的合伙人王诚说，“市场变得很乱。”

直到2022年12月底，中国方面有意加大进口力度。当地时间1月9日，辉瑞首席执行官Albert Bourla在美国旧金山摩根大通医疗健康年会上表示，该药品的对华出口量近期大幅增长。在2022年，辉瑞向中国出口数千个疗程的药物，而在最近几周，这一数字增至数百万。

不过，虽然该药品在北京等大城市允许社区医院医生开方，但对于用药者的限制条件高于药品说明书建议的60岁以上或其他相关基础病患者满足一条以上高危因素即可考虑用药，要求无论有何种基础病，都必须满足年龄在65岁以上的要求。一些仍有需要的人士涌向“京东”“美团”等渠道寻求互联网医院开方，但每日定时限量的药品令“抢购”链接很难登录。（参见财新网《谁有资格在社区开到新冠口服药？｜大流行手记（1月4日）》《解药｜新冠老人求医问药难，其他地区特效药怎么开？》）

本应享受定向供应的基层医院，Paxlovid“下沉”也不顺畅。今年春节前夕，财新走访广东多家乡镇卫生院，不少医院管理人员、一线医护都称尚未接触过新冠口服药。有的县级医院拿到少量新冠口服药，但迫于供应紧缺，这些药物只能用于重症、危重症病人，尽管新冠口服药在感染早期，尚未发展成重症之时服用才能更好发挥效果。（参见财新网《阿兹夫定降价纳入医保 抗新冠药物如何下基层？》）

2023年1月8日，Paxlovid在华医保谈判失败，意味着医保报销将只能持续到3月31日。与此同时，进口事宜并不顺畅。有知情人士透露，目前Paxlovid的实际需求远大于统计数据，官方正在积极推动华海药业的产能，希望每月至少生产百万份以上，但工信部方面收集到的需求量很少，仅仅几十万份量级，和市场感受相去甚远。（参见财新网《独家｜辉瑞Paxlovid医保谈判基本未降价，报价高出局》《“后新冠时期”医用产品如何满足需求？｜大流行手记（1月15日）》）

“正版药”的紧缺至今仍未彻底缓解。而药商对于这一形势早有预判。2022年上半年，杨明和王诚开始在大中华地区贩卖一款印度药企生产的Paxlovid“仿制药”，其商品名为Primovir。后来，另一款印度“仿制药”Paxista也开始在市面上出现。为便于区分，买卖者常根据包装盒设计的不同，分别称其为“绿盒”“蓝盒”。

一般所谓仿制药，是指在原研药（创新药）专利到期后，或受到原研药企授权后，按照其成分和工艺生产出来的药品，原则上剂量、安全性、效力、质量以及适应证均应与原研药基本相同。印度是仿制药生产大国，其药品专利保护政策的执行有独特规定，也常存在漏洞，常批准企业生产“强仿”药，即不经原研药专利权人许可生产的仿制药。2018年上映的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我不是药神》，讲述的便是主人公将物美价廉的印度仿制药引入中国内地帮助白血病患者，却违反相关法律的故事。

“11月中旬，似乎有客户嗅到了什么风声，我手上的绿盒现货突然全部卖光了。”王诚回忆。11月底12月初，销量暴增，日销售量比之前“翻了好几倍”。更令他惊讶的是，自己从原厂进货后以不到2000元卖出的药品，一度在药贩子手中被炒到5000元以上，市面上更涌现了比自己预计多得多的“绿盒”。

在高峰期，“蓝盒”“绿盒”的销售者五花八门，包括王诚和杨明这样的经销商，京东、拼多多等网购平台上的代购商，还有许多在社交媒体上卖“散货”的个体电商。个体电商通常找上游的药品批发商拿货，再转手卖给顾客甚至下游销售者，这种不与药品生产源头直接接触的药商常被称为“药贩子”。“做‘药贩子’的门槛很低，看到一些大的网购平台都在卖这个药，加入的人越来越多。”王诚说。

在罕见的暴利下，假药出现了。12月中下旬，越来越多的绿盒消费者和自媒体开始发声，称市面上一些“绿盒”是假货，其中不含Paxlovid的核心成分奈玛特韦。贩卖这款药时，王诚与厂家亲自对接，且委托专人实地看厂、现场提货，并抽检过每一批次药品，一度十分信任原厂药品的质量。但在风波骤起后，他送检了一批2022年12月最新进口的“绿盒”，发现其中存在假货。

郑永新认为“绿盒”假药事件，对这个行业来说“相当夸张”。他也对财新谈到，印度小药企造假的事情，他见过太多，一些药企没有生产能力，但却热衷做中国“药神”生意。浑水摸鱼的人中，不乏造假的印度人，也有和其串通的中国人，甚至有中国人亲自下场，在印度搞一个伪品牌，建地下作坊。

“这就是《我不是药神》的故事里面没有涉及到的：还有很多‘伪药神’。”郑永新感慨。

假药 　　12月初，中国防疫政策转向，医疗机构随即迎来感染及重症高峰。

新冠感染海啸般暴发，能有效降低重症及死亡率的新冠口服药一盒难求——国内定价2980元/盒的Paxlovid，被炒出1万元以上的“天价”，甚至有个别飙升到数万元。

它的两款印度版仿制药Primovir（绿盒）与Paxista（蓝盒）随之大量流入国内，内地售价也从最开始的几百到1000多元，普遍抬升至3000—5000元。对其趋之若鹜的，一边是抢不到原研药的家庭，他们急着为家中的高龄合并有基础病老人备药；另一边是嗅出新冠口服药稀缺性，准备送礼的政商界人士。

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十倍暴利刺激下，在印度本土乃至港澳药房都曾流通的仿制药即将拉开造假序幕。

赵玟是求购印度版仿制药的人之一，她家中有4位60岁以上合并有基础病老人。赵玟首次购药在2022年12月23日，通过国内某科技博主代购，“有辉瑞药，现货，三天内发顺丰，2500元/盒”，她付款1万元，买了4盒。发货后她才被告知，并非是原研药，而是印度版仿制药Primovir。

刘俊宁也在2022年12月先后购买了两盒Primovir，都通过某香港经销商。第一次在12月上旬，当时他很谨慎地查看了药品的清关单和质检报告，价格在1500元/盒左右；第二次在12月下旬，价格涨到了1900元/盒。

12月27日，科普博主“凯喜博士DrCash”首次在微博上质疑印度版仿制药有造假行为，并进行了基于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的定性检测。该检测技术已经较为成熟，可以确定药品中是否含有效成分奈玛特韦。经社交平台发酵后，科普博主、公益组织及有资源的个人相继推出了对两款印度版仿制药的检测。

检测结果显示，送检的Primovir造假比例达九成以上。1月2日至8日，华大集团CEO尹烨以个人身份，委托华大质谱平台，开展了对印度版仿制药的免费公益检测，其累计完成249份药品检测，其中19份可检出奈玛特韦，230份未检出，造假比例为92.4%。19份可检出奈玛特韦样本包括14份Paxista（2份孟加拉版，12份为印度版），4份Primovir和1份无外包装信息的样本；230份未检出奈玛特韦样本包括173份Primovir和57份无外包装信息样本。

赵玟与刘俊宁都参与了检测，他们都买到了假药。像他们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赵玟曾向卖家求证真假，卖家信誓旦旦“亲自去了印度，还倒贴机票，只是帮助身边熟悉的人”。她在1月4日晚收到尹烨的检测结果：“您所寄送的两份药品经检测均不含有奈玛特韦。”卖家在1月5日回复“不知道这个情况，也解释不了这个情况”，改口称自己也是中间商赚差价被骗，并退还了购药款。

刘俊宁则收到“凯喜博士DrCash”的检测结果：从某香港经销商处，他购买的第一盒是真，第二盒则为假，没有检出奈玛特韦，只检出了奥司他韦。奥司他韦是一种抗流感病毒药物，对新冠并没有疗效。刘俊宁对比了两批药物的外观，他发现，外包装颜色、字体、包装盒上二维码、电话信息以及药片形状存在不同。香港经销商向他解释是“印度的药厂后面拉了一条新的生产线”，言下之意假药是从源头来的，他们卖了很久这个药，不会造假，并退还了购药款。

同一渠道先后购买到了真假仿制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造假 　　不仅消费者，“绿盒”造假风波也让王诚措手不及。

“我在疫情政策转向前就注意到Primovir了。”王诚说。此前，他和“绿盒”Primovir的生产商，印度企业Astrica Healthcare（下称“Astrica”）合作过三款药品。2022年初，他发现Primovir在印度各大药房有售，且销量不错，便想寻求合作。他委托合作伙伴考察了“绿盒”位于印度南部城市海得拉巴的工厂，谈妥了合作事宜，又委托另一持牌医药批发商代其办理从香港海关进口药品的报关事宜。到四五月份，他开始正式接受订单，顾客主要来自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

王诚参与印度“药神”生意的时间不长，但他曾从不少同行处耳闻印度仿制药行业种种鱼龙混杂之处。据他分析，一方面，即便在印度正规注册生产的仿制药，其质量也可能不尽如人意；另一方面，存在中国团伙将原料药在印度本地罐装，把假冒伪劣药品伪装成印度产仿制药销往内地的情况。王诚坦言，相当一部分印度药厂提供的各类资质证明，不熟悉印度的人，很难辨明真伪。“我的原则就是，你的药质量好不好，我只看我自己的检测报告。”

王诚采用的方法是，看过印度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后，又在每一批货物到达香港港口后，随机进行抽检。检测主要关注三个方面：一是样品是否含有超标的有害物质；二是是否含有两种核心成分奈玛特韦与利托那韦；三是有效成分的含量是否符合仿制药的标准。

Paxlovid实际上是奈玛特韦与利托那韦的联合使用制剂，前者是其核心成分，也是一种新药，后者是一种抗艾滋病毒“老药”。也就是说，Paxlovid及其仿制药的药盒里含有两种药片，一种是奈玛特韦片，每片有效成分含量150毫克；一种是利托那韦片，每片有效成分含量100毫克。疗程内患者每次服用两片奈玛特韦，一片利托那韦，每天服药两次。

2022年11至12月的销售高峰到来后，王诚加大了进货量，共进货三个批次。考虑到市场已出现乱象，他将三个批次的样品分别送往国内几家权威检测公司做药品的定性定量分析，即不仅检测药物含什么成分，还检测每种成分的实际含量。

王诚向财新提供的检测报告显示，综合多种谱图分析，他在12月初送检的第一批药品，利托那韦片中利托那韦单片含量与原研药的差距在25毫克之内；奈玛特韦中奈玛特韦含量与原研药差距在20毫克以内。12月中旬送检的第二批药品，利托那韦片中利托那韦含量与原研药差距不超过60毫克，奈玛特韦中奈玛特韦含量与原研药差距不超过40毫克。

无可争议的“假药”出现在第三批，也就是12月底送检的一批。该批次10个样品中，利托那韦片均检出利托那韦，单片含量在42.9—83毫克间浮动；奈玛特韦片仅有一片检出奈玛特韦，且单片含量只有32.3毫克。假“奈玛特韦片”的主要成分是奥司他韦，一种流感抗病毒药物。它对新冠没有疗效。

王诚说，在检测报告出炉前，自己已经觉察到事情可能不对。“在12月中下旬左右，Astrica给我们供的货开始比他承诺的少，同时市场上出现了比他原有生产能力多得多的货物。那时我就猜想，这个厂家可能没那么地道了。”随后，他不再接新的绿盒订单。

王诚回想自己的进货过程：采购人在原厂提货时，会拍摄点货视频；货物从香港海关进口时，有相应的报关单；药品进入中国内地的物流，每一单也有相应的记录。他分析，12月发现存在“假药”的这批货，中途被“掺假”的可能性极低，问题出在印度原厂。

12月底，王诚还自费送检了一盒自购的“蓝盒”Paxista。在此轮印度仿制药造假风波中，多个自媒体博主均表示，网友寄来的Paxista检测含有奈玛特韦，是“真药”。王诚的检测报告显示，Paxista样品中，奈玛特韦片中奈玛特韦比例为37%—38%，单片含量为113.96—117.04毫克；利托那韦片中利托那韦比例为13.5%—14%，单片含量为135—140毫克。

近日，财新联系Astrica和“蓝盒”的生产厂家Azista Bhutan Healthcare（下称“Azista”）,均未得到回应，拨打Astrica官网电话提示处于无法接通状态。据《科创板日报》报道，Astrica公司相关负责人称，其销售Primovir时，原料药的需求量没有那么大。后来随着需求增长，代工厂生产了不含奈玛特韦原料药的Primovir，因此新批次的Primovir是无效的。

王诚告诉财新，他刚与Astrica合作时，只有两家工厂在生产“绿盒”，每日产量在2000盒左右。但在12月中旬，据他从同行处了解，Astrica给中国经销商的供货量远远超过了这一数字。在造假风波发生时，王诚曾多次联系Astrica相关负责人，厂家先对造假予以否认，还提供了一份王诚所拿到的药品都是“原厂直供”的声明。到1月初，厂家才向他含糊其辞地表示，他们后续开了新的生产线。

对印度原厂可能造假，郑永新并不意外。他说，有很多小药企都有一些生意面向中国人，但不见得有自己的生产能力，打着他们的旗号做中国“药神”生意的人，不乏造假的印度人，也有和其串通的中国人，甚至有中国人自己在印度搞一个伪品牌建地下作坊。

而对于印度版仿制药通不过定性和定量检测，郑永新表示“这种不靠谱的事情，我们经历过不止一次。相较而言，印度的上市企业还关注自己的形象与市值，还有点底线，一些小药企完全一点底线没有。”

郑永新所指的不仅是常规意义上的“假药”，他认为即便是在印度国内获批上市的仿制药，也有风险。“审批下来的药，他们自己组成分，给你少加一点，或者是给你替换掉，这种事情我们之前都遇到过。”

王诚还认为，造假的渠道或许不仅是原厂。他检测的Primovir假药中，均含有奥司他韦，这不是非制药工厂可以随意取得的原料。但根据一些自媒体发布的检测报告，一些绿盒“假药”成分是纯淀粉，制假成本及门槛更低。

仿制药何来 　　如果确实是源头造假，在印度可能发生了什么？回到事件最初，这两家印度药企何以能仿制Paxlovid并出口海外？

印度确实有仿制Paxlovid的资格，但前述两款仿制药是否合法合规仍待确认。财新记者12月底给印度药监局（CDSCO）发函了解审批情况，至今未获得回复。“这两款药我在老挝以及印度药监局官网上没查到它们的审批信息。”郑永新告诉财新。

印度是仿制药大国。根据印度品牌资产基金会（IBEF）的数据，印度出口的仿制药占全球仿制药出口量的20%，销往200多个国家，满足了美国40%、英国25%的药品需求。

印度的仿制药传统可追溯至1970年，其推出《专利法》，排除了药品的产品专利，规定药品领域的产品发明不授予专利权，药品价格得以大幅度降低。1995年，印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对《专利法》几次进行修改，使之与《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的内容一致。

2005年，印度《专利法修正案》由建立了专利强制许可（强仿）制度，即不经专利权持有人许可，也可以批准生产仿制药。该修正案规定，专利授权之日起满三年，基于以下理由，任何人可以向专利管理局提出强制许可的申请，一是向专利权人提出合理的许可使用请求但未获得满足；二是专利权人就其专利产品或方法设置了公众难以负担的价格；三是该专利发明尚未在印度境内实施。

《专利法修正案》还规定，允许印度政府在法定特别情形下，未经任何利害关系人申请而颁布强制许可公告。具体情形包括国家陷入极端紧急情况、社会公众的非商业性使用。

目前在印度售卖的Paxlovid仿制药包括四款，除前述两款涉嫌造假的Primovir、Paxista，还有Zenara生产的Paxzen，与Hetero生产的Nirmacom。

这四款中，只有Hetero的Nirmacom获得了原研药的生产商辉瑞授权仿制，并在印度国内获批紧急使用。Nirmacom每盒定价为5000卢比，约合415元人民币，已被纳入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格预审名单（WHO-PQ）中，作为基准供发展中国家采购，是全球首个获此认证的Paxlovid仿制药。

2021年11月，辉瑞与药品专利池组织（Medicines Patent Pool，MPP）签署了一项许可协议，以促进Paxlovid在95个中低收入国家以可承受的价格获得。2021年12月，Paxlovid在美国获紧急使用授权。2022年3月，MPP宣布与全球36家企业签订协议，授权其生产Paxlovid的低成本仿制药，其中包括19家印度药企，Hetero位列其中。

MPP长期与全球原研药企就药品专利自愿许可进行谈判，争取原研药企自愿免费将其药品专利放入专利池中。仿制药企可以向MPP申请专利授权，取得授权后生产仿制药并在中低收入国家销售。但MPP的授权条款中明确规定，得到授权的企业只能在95个中低收入国家商业化其产品，这些国家中包括印度，但不包括中国。

若仿制药企有意向申请专利授权，可在MPP官网上填写一份在线意向书(EOI)，提供制造有质量保证的药品的能力、产能和追踪记录，以及研发、监管合规性和财务状况的详细信息，还有对希望获得许可的产品的具体计划（包括开发、制造、监管计划、分销和预测投资）。

EOI一般在MPP宣布从专利持有人那里获得专利许可后立即开放，通常有三到四周的时间进行在线申请。MPP将对每份EOI进行严格和客观的评估，最终的决策者不知道申请人的身份，每个问题都有一定的权重和最高分，MPP使用标准化的工具对答复进行分级，并选择得分最高的申请人。一家获得授权的仿制药企人士告诉财新，MPP对生产Paxlovid仿制药的数量不作限制。

而除Nirmacom之外，余下三款或都属于强仿。根据公开资料，Zenara的Paxzen已通过一致性评价证明安全、有效，在印度国内获批紧急使用，每盒定价为5200卢比，约合430元人民币。而大量流入中国的另外两款印度版仿制药Primovir、Paxista，财新并未在当地政府官网查询到其获批的信息。不过，一位当地人士称，确实曾在印度药房中看到有这两款药售卖。

财新在印度政府的公司事务部（ministry of corporate affairs，MCA）查询到，Astrica成立于2021年8月，注册地在印度海得拉巴，目前经营状况正常。公司董事为Sateesh Reddy Kadari和Asha Kiran Kadari。工商资料还显示，两名董事自2010年起就一直合伙担任医药公司的董事，最早可追溯至一家名为Asha Analytical Instruments的医疗器械公司。

王诚说，这两人是兄弟俩。1月下旬，王诚从熟悉印度的合伙人处打听到，这两人此前已经移民英国，目前都不在印度境内。

Azista则成立于不丹，财新未能查到官方工商资料。其官网信息显示，Azista由印度企业Azista Industries和不丹企业Druk Holding and Investments合资成立，主要在不丹生产药品，出口到印度和其他国家。MCA信息显示，Azista Industries成立于2014年，注册地为印度海得拉巴。

值得一提的是，Azista Industries的董事之一Srinivas Reddy Male在Hetero旗下的三家企业任职（Hetero Life Sciences、Hetero Healthcare、Hetero Marbles）。1月13日，财新曾致电Hetero的中国办事处，询问Azista与Hetero之间是否有股权关系，工作人员称不知情，且从未在中国销售过Paxista，“它在国内还没批，是一个不符合销售规定的药。”

除CDSCO外，截至发稿，就Paxlovid的两款仿制药Primovir、Paxista的相关情况，财新多次联系MPP及其余获得MPP授权仿制Paxlovid的印度药企，均未获得回复。

在与药品专利池组织（Medicines Patent Pool， MPP）签署协议的药企当中，有5家中国药企也被允许其生产辉瑞新款口服药Paxlovid成分之一奈玛特韦原料药或制剂。5家中国药企分别是上海迪赛诺、华海药业（  600521.SH  ）、普洛药业（  000739.SZ  ）、复星医药（ 600196.SH  ，  02196.HK  ）、九洲药业（  603456.SH  ）。不过，根据协议，即便这几家企业已经生产了有关药品，也不能用于中国销售，而是需要供应获得MPP和辉瑞授权的中低收入国家，按协议价格提供药品，否则即视为侵犯原研企业专利权。

新冠口服药的可及性在多国都属民众关注的重大议题。此前，因不在MPP划定的95个中低收入国家范围内，多米尼加、智利、秘鲁和哥伦比亚曾有声音敦促当地政府将Paxlovid纳入专利强制许可范围，以求合法引入或强仿生产仿制药。

但各国对于强仿药品的决策都十分谨慎。在不少专家看来，这一方面是因为关贸总协定的有关知识产权协议有明确规定，其中的TRIPS协约(Agreernnt on Trade-Related Aspets of Intell ectual Propey Rights,简称)于1994年在摩洛哥签署，要求成员国对于药品等产品的专利必须严格保护。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药品研发需要付出巨大成本，毫无约束的强仿会伤害药企创新的热情。

代购之痛 　　印度版Paxlovid仿制药流入中国，有关部门已开始行动。

1月16日，国家药监局网站发文称，要加大对制售涉疫药械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其表示，针对近期市场上出现的非法销售来源不明的新冠病毒感染治疗药品线索，多地药品监管部门采取线上监测和线下摸排相结合的方式，会同属地公安部门联合执法，已捣毁了部分犯罪团伙及窝点，并在收网行动中现场查获一批假冒Paxlovid（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及未经批准进口药品等。

国家药监局表示，经检验，查获的部分产品不含有效药品成份或非法添加其他药品成份，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销售假药罪的规定。目前，案件正在由公安部门依法办理中。

1月18日，国家药监局网站发布《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该《办法》由国家药监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五部门联合发布，要求各部门间加强协作，统一法律适用，健全情况通报、案件移送、信息共享、信息发布等工作机制，2月1日起施行。

因急需用药而不得不购买涉嫌违规仿制药的消费者，面临哪些法律风险？若买到“假药”，又如何维权？

首先要看购买渠道。中国药科大学药品监管科学研究院合规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乐乐认为，如果是从国内销售者处购买，购买者无需承担法律责任。若发现仿制药不含有效成分，购买者可根据《药品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对方承担赔偿责任，购买者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对方进口销售假药、药品存在质量问题等违法事实以及对自身造成的损害后果等。

但如果购买者属于从印度或其他境外药商进口，张乐乐表示，中国《药品管理法》禁止未取得药品批准证明文件进口药品，Paxlovid仿制药均未在国内注册，购买行为和法律规定有一定冲突。

不过，张乐乐也表示，禁止进口存在两项例外情形。第一，根据《药品管理法》的规定，未经批准进口少量境外已合法上市的药品，情节较轻的，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予处罚；第二，根据《海关法》的规定，个人携带、邮寄入境的药品，应当以自用、合理数量为限，并接受海关监管。

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向保障公众用得上、用得起“救命药”倾斜，修改了假药、劣药的定义，取消了旧法“未经批准进口的药按假药论处”的规定。这些新条规也被民间称为“药神法”。此前，《我不是药神》原型、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因帮助病友在印度代购低价仿制药品“甲磺酸伊马替尼片”，该药当时国内价格2万多元一盒，代购仿制药最初数千元，后降至数百元。2014年，陆勇被湖南沅江市检察院以涉嫌销售假药罪和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提起公诉，并遭沅江市公安局抓捕，此事引发巨大争议。2015年公诉机关撤回起诉。（参见财新网《《我不是药神》背后：印度仿制药能否进中国？》《药品管理法修订草案三审：拟重新界定假药劣药》《医生推荐境外抗癌药 惹上官司担何责？》）

但即便在“药神法”之后，国内部分患者群体的用药难问题仍未彻底解决。中国创新药起步较晚，研发质量、数量与欧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许多国外已上市新药国内并未审批，或国内药品价格与仿制药仍有不小差距。国内患者用药常需依赖海外购买渠道。（参见《财新周刊｜找到便宜的罕见病药之后》）

原研药价高、量少、进口审批时间长、全球法规不同步是普遍难题。2021年，罕见性癫痫患儿家长胡阿弟为孩子及他人海外代购喜保宁和氯巴占，因涉嫌走私、贩卖毒品罪被河南省中牟县检察院提起公诉，当时这两款药品均未在国内获批上市，且氯巴占是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前该案未宣判，舆论发酵后，国家卫健委协调相关机构和部门组织集中申请和进口，2022年，临时进口氯巴占全国首方在北京协和医院开出，国产氯巴占亦获上市批准。

实际上，若国内药品供应充足且价格可及，无人愿意铤而走险购买印度版仿制药。王诚认为，应该客观看待印度仿制药产业及其流入中国的现象，仍有不少患者通过代购渠道获得了“救命药”。

相比购买者，仿制药的销售者承担的法律风险更大。张乐乐表示，如果明知该药没有取得注册证书还销售，且该药并未在印度合法上市，或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则销售者可能涉嫌犯罪（妨害药品管理罪），最高可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此外，如果国内销售者没有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例如属于自然人销售者的，则还应当根据《药品管理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如果药品检验机构质量检验表明这些仿制药属于假药，销售者应根据《药品管理法》接受行政处罚；其次，给用药者造成损害的，销售者还应承担赔偿责任；第三，销售假药的行为还可能涉嫌触犯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

销售者发现印度药企造假如何维权？张乐乐表示，如果销售者与印度厂商之间签订了销售代理合同或药品买卖合同，则可就合同提起涉外仲裁或涉外民事诉讼，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销售者需要就对方提供的药品属于假药举证。

虽然可以诉诸法律手段，但吃过亏的郑永新坦言国际官司很难打，“印度人骗中国人这种案件太多了”。

王诚也很悲观。他告诉财新，在发现造假后，几名中国港澳地区经销商向Astrica要求退还价值超过千万元人民币的货款，Astrica至今没有回应。他最新打听到的消息是，Astrica的员工还在，两名董事则已经离开印度。“我们现阶段能做的就是做好客户的售后服务，同时保留证据，证明他们（印度厂家）造假而我们不知假。但想在印度本地起诉企业维权，可能性微乎其微。”

本文选自“在场 · 非虚构写作奖学金”第二季获奖作品，由端传媒免费联合发布。“在场 · 非虚构写作奖学金”是端传媒的内容合作伙伴，由 Matters Lab 与文艺复兴基金会发起，为独立写作者提供奖金与编辑支持。端传媒期待与更多独立创作人与时代纪录者同行，你可以通过订阅支持我们寻找、制作更多深度内容，或联络我们成为合作伙伴。

100欧元不是一笔小钱，但如果这笔钱可以买到一个欧洲国家的居民身份，又似乎太便宜了。

从2014年底到2022年9月，全世界一共有9万多人决定投资这100欧元，“买”到了来自波罗的海小国——爱沙尼亚的一张蓝色芯片身份卡。这张卡片上印著爱沙尼亚的国旗，颁发机构是爱沙尼亚政府，上面写著“数字身份证”（Digital Identity Card），并注明“仅供线上使用”（Electronic Use Only）。

100欧元换来的身份叫做“爱沙尼亚数字居民”（e-Residency of Estonia）。它不是真的居民身份，持有者没有爱沙尼亚居留权，也无法豁免签证，但持卡人通过这张卡片，可以远程接驳爱沙尼亚的政府和工商网络，享有开设银行帐户、组建公司、金融支付等和爱沙尼亚居民基本等同的服务。9万多个数字居民中，有4,600多名中国大陆护照持有者和94名香港护照持有者——对爱沙尼亚而言，中国是排在俄罗斯、乌克兰、德国和芬兰之后的第五大数字居民输入国，也是排名第一的非欧洲国家。

在社交软件电报（Telegram）和微信（WeChat）上能找到多个使用简体中文交流的爱沙尼亚数字居民群。有人询问成为数字居民的实际用处，有人答，“办了就是斗气”，“精神移民，反正钱不多”。

大部分来自中国的数字居民都没有住在爱沙尼亚，甚至从未踏足过这个东临俄罗斯、与芬兰和瑞典隔海相望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现欧盟成员国。根据项目的官方统计，每100个数字居民，有24个会注册爱沙尼亚公司；而每100个中国籍的数字居民，只有8个会采取行动。

三年前，1997年出生的中国公民刘晓晨提交申请，成为爱沙尼亚的一名数字居民。他远程在欧洲的网络银行Wise上开户，办理了借记卡——用途很朴素，“境外旅游可以刷”。这是数字居民身份目前对他来说最大的用处。

2022年3月，住在上海的刘晓晨听到可能要封城的传言，他将自己的猫托给朋友寄养，“从上海逃出来”，先后去了新加坡和泰国曼谷短居。春天的封城给了他现实的一击，他说自己被2021年在上海短期的舒适生活蒙蔽了双眼，没有看到体制对国家发展的长期限制，“是要走下坡路的”。

刘晓晨一边说自己对国内政策的失望——防疫只是一个表象——“不想做中国人了”，另一边又说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只想搞钱”。我们聊天时，他正住在曼谷的一家三星酒店，付著一个月六千多人民币的房费，酒店“包网、包打扫、包健身房，还送每天两瓶水”。他活跃在比特币圈，是一个去中心化NFT游戏社区和软件的创始人，每天的生活被工作和健身占满，从早上8点的第一个会开始，为赚钱忙碌。

但数字游民也要面对签证到期的那天。不回到中国，就没有办法办理申根签证。“数字居民”不提供居留权，他没法去爱沙尼亚。他正在著手申请新加坡的永居身份。他说想要搬去一个他可以有选择权的地方生活，“想过数字游民的生活就过数字游民的生活；不想，也可以住著。”

爱沙尼亚“数字居民”项目办公室。 爱沙尼亚“数字居民”项目办公室。摄影：周悠游 打破“国别的边界”的愿景 爱沙尼亚“数字居民”的项目地址在首都塔林城中一家旧工厂改建的商务楼二层。办公室保留著厂房粗糙斑驳的内墙和排水管，蓝色霓虹灯管拼出的“e-Residency”字样被固定在墙上。开放的办公区域，是整排的宽频显示器和站立式办公桌。

项目在2014年建立的初衷，源于政府急需解决的一个实际问题：爱沙尼亚的通讯、银行等基础服务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北欧企业提供的，政府想要为这些境外企业家、投资人在爱沙尼亚设立分公司，降低合作的运营成本。“数字居民”便可以让这些人在爱沙尼亚拥有政府背书的身份认证，以简单的程序设立爱沙尼亚企业，顺利地接入政府服务。

然而项目推出没有多久，就收到了出乎意料的热烈回应。除了已有的境外投资人，有更多人想成为数字居民，项目网站在推出首月就被流量冲垮。时任爱沙尼亚总统的Toomas Hendrik Ilves联合三位项目创始人，决定像运营初创企业一样来运营这个项目，招揽更多的“客户”来加入。创始人之一Kaspar Korjus在2016年的Ted演讲中向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说，爱沙尼亚的数字居民项目给出了一个“可以不受国籍、地域所限制，成为全球公民”的可能性。

因为在英文媒体做记者的缘故，我在2018年了解到爱沙尼亚的“数字居民”项目。作为去国离乡群体中的一员，每一次穿越国境线，在机场、公路被边检质询的时候，我都能感受到，这个日常生活中不存在、被建构的“国别的边界”，变得如此具体。“数字居民”项目所提供的那种可能的未来深深吸引了我：在理想的世界秩序中，“国别的边界”不再是主权国家的统治工具， “公民身份”（citizenship）将是可交易的、流动的、依靠技术的、以及享有共同愿景的。

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一时间，世界静止了，人们无法进行旅行和迁移。被各个国家断航、封关政策影响的别国公⺠尚可以通过游说政府实现亲人团聚、迁徙和商务往来的可能，中国护照持有者则完全没有这样的途径。在经济快速增⻓的背景下，拥有中国国籍不仅没有让个体享受到和世界连结的便捷，反而处处受限。

每日居家办公，“数字居民”的网页在我的浏览器中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打开网站，一幅全球地图在蓝色的背景上浮现，“今天就加入我们！”——申请的入口在网站首页就有四个。每当我忍不住点入，都无法下决心填写申请表：没有居留权的数字居民，除了美好的愿景，究竟有什么实际的用途？

两年之后的秋天，我飞越大西洋，跨过波罗的海，来到了“数字居民”项目的诞生地，想看看这个跨越国别边界的愿景，在现实中是个什么模样。

这个像初创公司般运营的政府部门，把目标用户画像贴在办公室的墙上：住在西班牙的自由职业者，被政府手续所累的德国创业者，在脱欧后仍需维持欧盟商务联系的英国商人——这些人不一定会来到爱沙尼亚，但因为有实际的需求推动，他们有可能注册一家爱沙尼亚公司，可以为这个国家带来不菲的财政收入。

2022年9月，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商业区。 2022年9月，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商业区。摄：Sergei Grits/AP/达志影像 虽然全球有许多颇具吸引力的从商环境，但在爱沙尼亚，只要有数字居民的身份，不需要当地员工，就可以注册一个完全远程的公司，每年的维护费一两百欧起步——这比在香港、新加坡或者开曼群岛开设离岸公司要容易许多。虽然爱沙尼亚的税收并不低，但一个欧盟商业主体身份，对许多数字居民颇具吸引力。如今注册在爱沙尼亚的公司，有三成是数字居民创立的；2022年上半年，由数字居民创建的公司为政府提供了2,400万欧元的税收。项目的对外关系负责人Katrin Vaga对我说，“我们想要普及创业这件事。在这里开公司很容易，很便宜，很快，还可以远程操作。”

在少数拿著数字居民卡开公司的中国公民中，有人在深圳的Rubin。他运营著一家澳大利亚数字货币交易公司，做资产出入境，帮助客户完成数字资产和法币（指由各国央行发布的流通货币）之间的转换。2020年成为“数字居民”后，他注册了爱沙尼亚公司，将其作为澳大利亚公司在欧盟区的商业主体——“通过爱沙尼亚的公司，我把你的数字货币收过来，把欧元打给你。”

中文网站“爱沙尼亚电子居民社区”的创始人Marwel对我说，在他运营的大约有130人的网站衍生华人电报（Telegram）群里，相当一部分人希望通过申请“数字居民”获得一个境外身份，开设不受限的银行帐户，进行金融交易；另一些人希望开拓海外业务，与世界接轨，比如在爱沙尼亚开设公司。这是两个最常见的理由。

而对三十二岁的陈骏成来说，这张来自爱沙尼亚的蓝色芯片卡不仅帮助他开设了境外公司，更为他找到了出走的方向。

在区块链行业工作近十年的陈骏成如今生活在深圳。2017年比特币市值大幅跃升的时候，他尝到了快钱的甜头。但自那之后，中国大陆对数字货币监管加强，国内交易所纷纷关停或出走其他国家，陈骏成也萌生了离开的念头。他通过币圈的朋友了解到“数字居民”项目，决定申请。2022年5月的一天，他从深圳当日往返北京——这是爱沙尼亚在中国大陆唯一的使馆所在地，取回了他的数字居民身份卡，而北京，因为发现了新的新冠感染者，在他离开的“第二天就封了”。

2022年春天，韩国的稳定币Luna币崩盘，加剧了陈骏成的焦虑感，他迫切需要为自己的区块链公司找到一个境外主体。“美国监管严格，新加坡只会越来越严，而爱沙尼亚在欧盟经济体内，对Web3创业友好，”他立刻拿著数字居民卡注册了爱沙尼亚的公司。这是一个10人左右的团队，全部远程办公，做用以黄金为基准的标币进行结算的交易系统。

陈骏成了解到爱沙尼亚为初创企业设立的创业家签证 (startup visa)：如果企业被爱沙尼亚政府认为合规且有创新性，他可以获得一张短期的居留签证，在欧盟国家通行。他已著手申请，如果通过，他可以去爱沙尼亚居留五年。

2022年7月，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街头。 2022年7月，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街头。摄：Pavel Golovkin/AP/达志影像 陈骏成把出走类比为做金融产品仓外的风险把控，为了不被“爆仓”，这是一个“必须、不得不考虑”的事情。“我是坚持要往外走的，如果你（在中国）国内没有背景，一旦倒退回计划经济，就非常被动。我们这么多年在行业里沉淀的经验，在国内完全没有发挥空间。”

出生在武汉的陈骏成没有长时间在海外生活过。2019年他本想通过技术移民去澳大利亚定居，但疫情爆发，他改变了计划回到老家。经历了中国对数字货币的管控和长达三年的疫情管制之后，我问起他向往的生活，他答：“起码来说，能够和世界对话吧。”

自由意志主义者耸耸肩 在塔林的“数字居民”办公室里，我拿到了一份统计数据。中国公民加入“数字居民”项目有过三次高峰阶段；每一次高峰，都与中国大陆政府对数字货币的打击有关。

2017年9月之前，中国大陆可谓数字货币在全球扩张的温床——全球大约九成的比特币交易在大陆发生，近半数的比特币由位于中国的矿场挖出。情况在政府禁令发布后发生改变。2017年9月4日，中国政府多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宣布把ICO（首次公开售币）定义为非法金融活动，禁止通过数字货币进行的融资活动，并要求进行中的项目停止交易。“94禁令”一出，由中国人创立、全球领头的数字货币交易所——火币和OK币，宣布停止数字货币和人民币之间的所有交易。中国首家数字货币交易所、全球交易量第二的BTC China，关停了所有在中国境内的交易。

2017年又是比特币市值大幅跃升的一年，不受政府监管的数字货币交易，导致大量人民币通过交易所流到境外。《金融时报》的分析文章说，“大陆政策上对数字货币的打击，可以看作是拥有无限权力的威权政府感受到了来自去中心化、不受中央权威限制的数字货币的威胁⋯⋯它让普通人可以不被政府监管地完成支付和投资。”

在监管加剧的情况下，爱沙尼亚“数字居民”项目在币圈流传开来。如今已经拿到“数字居民”身份卡的中国公民张弢回忆，当时币圈的一些意见领袖 （KOL） 会在群里自发推广这个项目。2018年3月，185名中国公民成为了爱沙尼亚的“数字居民”，创下中国申请者单月人数最高峰。

第二波高峰出现在2020年初。2019年末，中国大陆政府推出一系列进一步打击数字货币的信号性文件，其后疫情席卷全球，中国公民对“数字居民”的热情再次燃起。2020年，约有1.7亿元美金以数字货币的方式流出中国大陆，比前一年高出53%左右。

2021年比特币迎来新一轮牛市。当年九月，中国政府发布了更严格的限制文件，禁止所有在大陆范围内的交易和挖矿行为。在塔林的“数字居民”办公室里，数据分析师 Indrek Seppo 指著图上的曲线对我说，经历了一年多的稳定期后，2021年的最后三个月，中国申请者逐月上升，形成了第三次高峰。

比特币在中国的起伏和中国申请者的曲线，从数据上形成了清晰的联系。我问一心想要“搞钱”的刘晓晨：是因为在币圈的关系，才想要“跑路”吗？他反问我：为什么不是有了“跑路”的价值观之后，才进入了币圈呢？

十月的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已经快要入冬，黄叶凋零，厚重的云层时不时落下雨来，低头的颜色比抬头更多。在保留著中世纪建筑的塔林老城区里，我见到了“自由意志主义者学习会”（libertarian study group）的组织者缪志澄——几位数字居民都向我提到了他。缪志澄会讲多国语言，2011年因为工作搬到塔林，2016年开始挖矿，如今是一家完全远程的初创公司合伙人，为区块链企业提供电子支付系统底层协议。

缪志澄带我走过一个拱廊，上了一幢红砖白墙的小楼，来到二楼一个空旷的房间，里面只放著一张办公桌、一把工作椅和一台没有收起来的投影仪。他向我介绍，这是学习会的活动室，社团做一些税务方面的讲座，交流数字货币心得，也进行电影放映。上一次活动，他们放了基于五十年代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改编的同名电影，原著作者艾茵·兰德 （Ayn Rand）影响了这一代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们——他们信奉无政府、无税收、自由市场。小说出版的五十多年后，区块链的技术进入公共视野，许多人成为了能够取代基于金钱的资本运作体系、去中心化的交易模式的追随者，小说的价值观与他们不谋而合。

缪志澄指给我看房间的门牌，上面写著爱沙尼亚语“Vabaduse Tuba”，翻译过来是“自由房间 ”（Freedom Room），这是他为活动室起的名字。他给社团成员们印发T恤，正中是美国经济学家、自由意志主义理论家Murray Rothbard的头像。Rothbard认为，税收就是抢劫，政府就是盗贼。T恤上还印著“自由市场，反对战争”（Free Market, Anti-War） 。他也给了我一件。

自由意志主义学习会的海报。 自由意志主义学习会的海报。摄影：周悠游 2015年区块链刚流行的时候，媒体对未知充满了希冀。“经济学人”称区块链为一台创造信任的机器（Trust Machine），它让人们在没有一个中央权威机构的情况下，对互相协作建立起信心。

早在2018年，缪志澄就在公司博客上阐述过比特币和自由意志主义者之间的关系。他写道，“因为对中央系统（特别是政府）的幻灭，历史上总有一群人想要彻底改变社会运作的方式，他们被称为‘自由意志主义者’。他们是最早涉猎比特币项目的人，正因为比特币的去中心化特质，可以让他们不通过中央政府，完成相互之间的交易。这些‘科技理想主义者’ （techno-utopians）相信区块链技术可以让去中心化变成现实，最终取代中心化的组织模式。”

他接著论述：“选择去中心化，并不是为了更高效，或者更快扩张——这些在中心化的组织模式中可能更容易达到，而是为了创造一种可以改变世界运作方式的可能性。去中心化是目的，而非手段。”

开著澳大利亚公司进行数字货币交易的Rubin没有著急离开中国，因为他的业务还需要中国国内的资源，移民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目标。但“数字居民”的身份对他有现实之外的意义，他觉得这与他个人价值观不谋而合：他相信一个“去中心化”的未来，觉得爱沙尼亚的数字化治国，会是未来主权国家的发展型态。他和我说，在大陆币圈，许多人信奉一句美国小说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s Gibson） 在蒸汽朋克的代表作《差分机》中提到的一句话：“未来已来，只是尚未流行。”

在废墟上建立起数字王国 瑞典人类学家西格丽德·罗兴 (Sigrid Rausing) 在1993年到爱沙尼亚，这个两年前从前苏联统治中独立出来的新国家百废待兴，到处都是过去的痕迹和对未来不切实际的畅想，现实仿佛完全不存在。她写道：“贫穷的人们急切地希望摆脱被称为是苏联的过去，但他们只知道储存粮食，来抵御对未知的担忧，并消极地等待著未来的到来。”

三十年后迎接我的爱沙尼亚，处处是用过去与未来编制起来的现在。

仔细观察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街道，仿佛来到了未来世界。中间是车行道，行驶著对塔林居民免费的公交车，还有在特定路线进行试验的auve tech自动驾驶大巴以及Bolt电召车，和私家车共享这一车道；旁边的自行车道上，比自行车更常见的是Bolt和Juul的电动滑板车；再旁边的人行道上，除了走路的行人之外，还有一条约半米宽的窄道，给自动驾驶的快递车Starship机器人“行走”。爱沙尼亚是第一个让自动驾驶车在公共道路上合法通行、并为自动驾驶技术的测试和推广改建道路结构的国家。从auve tech, Starship, 到东欧各国随处可见的Bolt 和Juul, 这些都是爱沙尼亚的初创企业。

在居民区“行走”的快递机器人Starship。 在居民区“行走”的快递机器人Starship。摄影：周悠游 对爱沙尼亚人来说，数字治国、科技创新是这个国家最令人自豪的特点。自1991年独立以来，爱沙尼亚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全国范围内的数字化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两项，是普及数字身份 (digital ID)，以及推行全民数字化教育——前者为科技治国提供了技术基础，后者确保了普及率。

数字身份是一切的基础。在爱沙尼亚，孩子在出生的时候会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数字 ID 号码，他们电子医疗档案就此会和这个号码连在一起。等到十五周岁，他们可以领到一张带有照片的数字身份证（digital ID card）。2002年，爱沙尼亚政府向芬兰学习，要求每个居民都必须申请一个属于自己的数字身份。二十年后，芬兰的数字身份普及率大约在50%左右，在爱沙尼亚，99%的公民都已经拥有数字身份。

爱沙尼亚政府在独立后做的第二件大事，是全民化数字教育。1996年，后来成为总统并发起“数字居民”项目的Toomas Hendrik Ilves还是爱沙尼亚的驻美大使。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爱沙尼亚全国有一万七千个中学生，我们只需要提供一万七千台电脑，就可以让我们的毕业生们获得一项非常有用的新技能。在爱沙尼亚，并不是只有接受过精英教育的大学生才会用电脑， 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点，我们整个国家，就可以一起跃入二十一世纪。这样的爱沙尼亚，一定会今非昔比。”

他的畅想变成了现实。爱沙尼亚的教育部启动了Tiger Leap Program，靠著政府出资加全国各界人士的资助，让爱沙尼亚的每一所中小学在2000年初就配备上了电脑。1999年入学的爱沙尼亚公民Erika Piirmets发现，从小学的课堂到图书馆，电脑无处不在——这一代的爱沙尼亚年轻人，都是在网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如今 Erika Piirmets 是爱沙尼亚政府的数字转型大使，她在“数字爱沙尼亚 ”（E-Estonia）大楼的底层迎接了我。出生在1992年的她，是和爱沙尼亚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Piirmets介绍说，在数字身份推行之初，虽然因为政府发行人手一份，但使用场景却很有限，除了交税，用的人很少。直到银行和电信公司也加入进来，用数字身份证取代各自发行的银行卡或者电信卡，来验证用户信息，这才把数字身份推广开来。

如今，爱沙尼亚居民可以使用自己的数字身份号码，加上两个密码（一个私人密码，一个随机生成的密码），一站式登录包括医疗、缴税、选举投票、工资和福利信息等所有的政府部门，并且查看自己在各个政府领域产生的数据——包括医疗、税收等。

Piirmets称她用数字身份系统报税，只需要3分钟。“所有的收入信息都已经被上传和同步了，我只需要看一遍是不是有错误。”

在爱沙尼亚，不同的政府部门只能读取相对应的用户信息——比如财政部的官员不能读取公民的医疗信息。同时，爱沙尼亚居民还可以选择把自己的一部分信息对任何人都不可见——比如隐藏心理咨询史，这样哪怕家庭医生有权限读取医疗档案，也没法看到被隐藏的信息。

更重要都是，网站包含了一份“数据使用情况的纪录档案”，记录了每一次个人数据被录入或读取的详细情况：包括何时、何部门、操作人等信息。Piirmets 介绍，有行医执照的医生都有权限翻看病人医疗档案，但如果一个不为妳看病的医生因为好奇而看了你的医疗信息，会在你的数据档案上留下痕迹，一旦被举报，又无正当理由，这个医生会被吊销行医执照。

“任何行为都需要正当的理由，我们的系统是建立在这个宗旨之上的，”Piirmets说。“不仅仅公民需要用数字身份登录，公职人员也要用数字身份登录。每一个行为都会留下纪录。”

Piirmets 说，爱沙尼亚人并不信任政府，但他们可以相信技术，因为技术确保了政府可以被监督。“个人的数据的所有权在个人，政府只是存放数据的容器。我有权利知道我的数据发生了什么。这和我在脸书这样的社交媒体上一旦产生了数据，数据就属于脸书了，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有数据档案，我可以相信，政府收集我的数据是用来服务我的，而不会被用来牟利或者用来监控我。”

2022年10月，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街头。 2022年10月，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街头。摄：Sergei Grits/AP/达志影像 各个政府部门收集来的居民数据，被存储在一个名为x-road的分布式数据存储系统中，政府系统和私人公司都可以通过应用编程接口（ API ）接入系统，发出数据请求，来接触到他们请求的那部分的居民个人信息。同时，另一套开源的区块链系统在其之上，保证了每一步的操作都有迹可循，一旦数据行为被记录下来，就不可逆转、不可删除。

数字身份证是经过政府验证的个人身份认证，这对商家也很有用。在爱沙尼亚，你不需要银行卡、各种书店和电影院的会员卡、或者公共交通卡，这些卡都可以被数字身份证代替——只要你进行授权，商家可以通过数字身份证接入x-road，验证刷卡人的自然人身份。

对爱沙尼亚来说，技术治国有历史可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前苏联时期，为了杜绝各国之间的竞争，斯大林为东欧各国分配了各自的生产领域，无线电子工业和计算机产业，被分配给了爱沙尼亚。这为爱沙尼亚的塔图大学带来了苏联时期最一流的计算机科学家和充足的研究经费。爱沙尼亚的一所乡村学校在1965年成为了全苏联第一个配备计算机的学校，爱沙尼亚塔图大学的学生在八十年代创造出了后来被广泛用于苏联学校的 Juku电脑。八十年代塔图大学毕业的校友们，如今成为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企业家和投资人，他们懂得技术、发展技术，帮助独立后的政府进行数字转型。三十年来，爱沙尼亚还清了大部分国债，加入欧盟，如今是前苏联解体后独立的15个国家中，经济发展最快速、人均GDP最高的国家。爱沙尼亚曾培育了多个科技独角兽，其中包括后来卖给微软的Skype以及在伦敦交易所上市的Wise。2021年，仅Bolt就为爱沙尼亚带来了六亿欧元的投资。

“数字居民”项目给爱沙尼亚政府带来的税收回报高，投入却很低，是因为数字居民所需要的技术支持——从数据储存到数字化的政府服务——已是爱沙尼亚社会的一部分，“数字居民”项目只是把这些服务开放给世界各地的人。

“我们没有石油或者黄金，我们通过数字居民项目让大家看到爱沙尼亚的这些优势。”Vaga和我说，“如果马斯克 (Elon Musk) 要考虑去哪里创建他的下一个公司，我们希望他选择爱沙尼亚。”当时，马斯克还没有收购推特。

当理想遭遇现实 四年前，还在上海读研究生的张弢听闻了“数字居民”的项目，决定尝鲜。申请表上要求填写申请理由，他写的是：“非常热衷于区块链行业，希望去爱沙尼亚进行下一步发展。”申请通过了。2019年1月，张弢第一次来到北京，趁此机会玩了一圈，在颐和园滑冰，去爱沙尼亚在北京的大使馆领身份卡。“后来我因为工作又去过北京十几次，都没有那次玩得那么开心。”他回忆。

拿到身份卡之后，张弢马不停蹄地开了爱沙尼亚公司，在当地银行远程开户，很兴奋，“因为自己有一番事业要做起来了。”但这个身份和公司并没有给他带来预期中的好处。他发现，仅仅凭借一张没有照片的数字芯片卡，连在海外的数字货币交易所开户也无法做到；而爱沙尼亚在2020年后加强了对数字货币公司的准入要求，数字货币交易牌照不再容易获得，张弢在爱沙尼亚注册的公司没有派上用处。

一起创立公司的合伙人去了新加坡做 NFT 项目，张弢没有和他继续合作。“我从2017年玩到现在，也算一个‘小韭菜’。经历过这种区块链的暴涨暴跌，挺难受的，不想再赚这种暴涨暴跌的钱，”他说。

如今张弢在一家初创企业做区块链反洗钱工程师，为政府公安部门提供技术支持。在区块链圈和政府打交道，张弢非常清楚在中国做区块链的限制，他不推荐做虚拟货币项目的朋友留在国内，“我们也遇到过许多案子，项目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可能会被逮捕、扣押、判刑。”

2021年10月，土耳其伊斯坦堡街头一家Bitcoin交易所。 2021年10月，土耳其伊斯坦堡街头一家Bitcoin交易所。摄：Chris McGrath/Getty Images “现在在国内做区块链，可能除了做合规、监管，其他都有很大风险。如果你能去新加坡、爱沙尼亚或者纽约申请一个实体，我觉得会比国内做这个事情好很多。”张弢说。

但是，吸纳区块链从业者并不在爱沙尼亚政府对“数字居民”的计划之中。恰恰相反，爱沙尼亚是欧盟第一个出台相关法律，对数字货币公司进行合规管制的国家。在“数字居民”项目的创始人之一 Siim Sikkut 看来，价值观没有那么可靠，真正做成一件事情，还需要很多很多钱。他认为，“数字居民”团队一直非常务实，这才是这个项目成功的原因。

Sikkut 在2022年初结束了为期五年的爱沙尼亚政府首席科技官的任期，成立了一家叫“数字国家 ”（Digital Nation）的咨询公司，帮助有需要的国家完成政府事务的数字转型。和我在塔林见面的那天，他穿著一件印有“ 进入数字爱沙尼亚（Enter e-Estonia） ”字样的套头衫。这件衣服他在许多公开场合都穿过。

“数字居民”团队很早就发现，“可以不受国籍、地域限制，成为世界公民”的愿景很难成为现实。

“我们没有办法脱离现实世界，”Sikkut 说。“数字居民”项目受到国际反洗钱法的限制，在把全球居民接入爱沙尼亚数字社会的时候，要小心不为别的主权国家增加洗钱风险。同时，国际税务和金融体系仍与个人所在的国家绑定在一起——虽然在项目刚开始的时候，Sikkut 以为这种绑定关系可能会出现松动，但结果没有。“仅仅靠爱沙尼亚，是不可能打破这个系统的。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改变项目，让它成为爱沙尼亚这个实际的国家中延伸出来的分支。”于是，2017年前后，项目团队开始调整口径，他们不再把“数字居民”社区宣传为“地球村”，而是把成为“数字居民”称作“一种接入爱沙尼亚政府服务的方式”。

更重要的是，随著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数字居民，那些仅仅是因为价值观、好奇心而来的申请者，没有给项目带来实际的收益。“那些全球主义者 (globalists) 从来就没有变成付费客户。他们被这个想法吸引来，却不会开设一家公司。”Sikkut说，“这个项目，归根结底，是一个政府的经济发展项目”——主要目标，是吸引境外投资人来爱沙尼亚注册公司，并产生税收。只有项目赚钱，才能更好地服务更多的数字居民。

项目也不考虑为数字居民提供进一步的移民路径。Sikkut认为，虽然有更多科技人才想移居爱沙尼亚是件好事，但这也偏离了项目的目的，“这由国家的移民局负责”。

Sikkut有比建立全球村更著眼于现实的愿景，他希望国际税务体系可以和所在国脱钩。“现在如果我在爱沙尼亚183天，我就要给这个国家交全年的税，那剩下的182天呢？如果税收可以根据实际工作地来收，会激励更多国家来创造适合人才流入的商业环境，吸引投资人。如今是非一即零。”

张弢不是没有想过离开中国。他申请了塔林理工大学，却没有通过面试。如今他也调整了期望，选择留下，“是想（在国内）做一些可以让区块链得到认可的事情。”自称“比特币粉丝”的张弢，也认为数字货币因为去中心化，是自由的。“我们都是通过比特币赚钱，我们当然希望比特币能够给我们的世界带来一点不同的东西，都希望未来某一天商铺能支持比特币直接线下支付，不需要兑换成法币。”

2022年2月26日，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爱沙尼亚人民到当地自由广场集会声援乌克兰。 2022年2月26日，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爱沙尼亚人民到当地自由广场集会声援乌克兰。摄：Alessandro Rampazzo/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通往新身份之路 根据“数字居民”项目的统计，来自中国大陆的申请者，平均年龄是34岁，比大部分其他国家的申请者更年轻。他们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起飞和从无到有建设起来的资本市场，与爱沙尼亚这个年轻的共和国的建立、成长不无相似之处。对中国政治历史曾有涉猎的Siim Sikkut援引邓小平的话：“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对吧？在爱沙尼亚我们也很认同这种实用主义。”

“不论政见，这种务实的精神，我们是一样的。”他补充。

我到爱沙尼亚的当天，是俄罗斯开始轰炸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第一天。塔林市政厅大楼被包裹在黄蓝灯光下，以表示对乌克兰对支持。俄罗斯使馆四周围著一圈铁栅栏，上面贴满了各种各样抗议或反讽俄罗斯政府的海报和涂鸦。

爱沙尼亚在历史上层经历过两次被强邻吞并：18世纪被沙皇俄国吞并，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独立；二战时被苏联吞并，在苏联政变后独立。如今，爱沙尼亚有近三成的俄罗斯裔居民，俄语也是在爱沙尼亚语之后普遍流通的语言。但与其他前苏联国家不同的是，爱沙尼亚在文化上更接近隔著波罗的海84公里之外的芬兰，爱沙尼亚语也和芬兰语较为相似。虽然在传统的地理概念上爱沙尼亚属于东欧，但民调显示，爱沙尼亚裔的国民更认同自己是北欧人。

这与许多想要逃离旧秩序的申请者不谋而合。

科技创业者、来自俄罗斯的Kirill Soloviev在申请了“数字居民”后的第五年搬到了塔林，他对我说，住在爱沙尼亚像是住在一个平行宇宙——那是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本可以成为的另一个模样。他看到的爱沙尼亚，人和人之间的“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小——普通市民容易接触到政府官员，社会关系中的不平等程度低——这和俄罗斯的官僚政府形成鲜明对比。过去的四十年，他习惯了每天在莫斯科通勤三小时的生活，一旦公司要和政府打交道，就要特别安排时间准备文件，来应对各个部门的要求，但在爱沙尼亚，“想做和做到之间基本没有障碍 ”。

Soloviev在爱沙尼亚创立的翻译软件公司有15名远程工作的员工，跨越四个时区，他是唯一一个住在爱沙尼亚的人。相比吵闹的莫斯科，他慢慢爱上了塔林安静的夜晚。“在莫斯科，妳和妳邻居的房子是紧挨著的——俄罗斯都是这样，我一点也不喜欢。在这里，相隔五米才叫邻居，我不用逼著自己去社交。”

Soloviev 在2015年春天第一次来到爱沙尼亚，是为了到塔林领取“数字居民”身份卡。那时还是项目开始的初期，申请者必须亲自到爱沙尼亚领取卡片。他回忆，四月的塔林，刚刚从一个漫长的冬天中醒来，红瓦白墙的老城开著鲜花，像是从油画中走出来。

2022年10月，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老城区。 2022年10月，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老城区。摄影：周悠游 “就像是从毛毛虫变成了蝴蝶。”Soloviev告诉我。“在2015年的时候，我没法看清楚还在茧里的自己，拿到这张蓝色芯片卡是一切的开始。在茧里的我，彻底改变了自己。”那之后的每一天，他都在向新身份靠近：从搬到塔林，不再做俄罗斯纳税人，到如今公开反对战争。

2022年10月，俄乌战争白热化的当口，他接受了爱沙尼亚媒体的采访，呼吁那些在爱沙尼亚的俄罗斯裔人放弃对俄罗斯的支持，加入爱沙尼亚籍。“那是真正的我，不被护照颜色掩盖的我。”

想要离开过去的，还有来自台湾的科技创业者杨敬文。2016年，他和太太林恩洁在台北一起申请了“数字居民”。来年三月，他们都获得了批准，林恩洁成为了第一位来自台湾的女性数字居民。

杨敬文早想离开台湾。一方面是台湾的经济自2010年左右增速变缓，不利于初创公司发展；但更重要的是，台湾的政治让他看不到未来。“（台湾人）不喜欢国旗也不喜欢国歌，但也不改，宪法间接说中国是台湾的一部分，现实是台湾（可能）要变成中国的一部分，”他说，“如果你聪明一点，就会感到悲哀，那悲哀改变不了，就会想逃避。”

成为数字居民后，他和合伙人从台湾设立了在爱沙尼亚的远程公司，由此体验到爱沙尼亚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友善的创业环境，和他接触过的“官僚”的台湾政府很不同；接著，他们一起到爱沙尼亚短途旅行，这里从食物、物价到空气，都令他感到舒服；再后来，2017年的秋天，他和太太带著刚出生半年的儿子和他们的马尔济斯犬，从台北搬来了塔林。

牵著从幼儿园放学的儿子，站在塔林街头的公交车站，杨敬文望著对面一栋十余层的白色居民楼问我：“你猜猜这是北欧建筑还是苏联建筑？”

这栋十几层高的米白色大楼，每层的四个角上都有雕花精致的弧形阳台。“应该是苏联建筑吧。”我很笃定，它和中国内地的居民楼风格很相似，虽然更精致一些。

杨敬文说我猜对了。他接著指给我看车站这边的一栋北欧建筑：高度相仿的居民楼有棱有角，外墙线条分明，但墙体的一半被落地玻璃窗覆盖。

塔林街头的北欧建筑。 塔林街头的北欧建筑。 摄影：周悠游 塔林街头的苏联建筑。 塔林街头的苏联建筑。摄影：周悠游 他教我如何分辨：“你就看窗户的大小——苏联建筑的窗总是很小，北欧的建筑不会。”

到爱沙尼亚五年了，杨敬文和太太准备申请永居，但没想好日后是否要入籍。爱沙尼亚不承认多重国籍，入籍就意味著放弃台湾身份。“在台湾长大，念书在台北，毕业了在台北找工作，台湾是我的家乡，”杨敬文不觉得自己可以成为爱沙尼亚人。“但我小孩没有。我想要给小孩一个不做台湾人的选择权，因为当台湾人在未来就是当中国人。（我）会想，小孩子是不是给他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尾声 在前往塔林的前夕，我花了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提交了爱沙尼亚“数字居民”的申请，并在线支付了100欧元。

为愿景买单，值得吗？我想，买的人多了，它就可能成为现实。

这些年来，“数字居民”项目成为了全世界了解爱沙尼亚的主要途径：2018年底官方发布的项目回顾中显示，在谷歌上搜索爱沙尼亚，80%以上的英文搜索结果都与这个项目有关，虽然每一个人对它的期望不尽相同——陈骏成想要与世界对话；Soloviev 想要洗刷掉旧有的身份；张弢想要借此发展他在区块链产业的事业；Rubin 则想要拥抱一个去中心化的未来。

这让我联想到到剧作家Jules Romains的寓言戏剧《多诺哥》（Donogoo）。剧中，一个法国地理学家不小心在巴西的地图上画出了一个不存在的小镇，他决定将错就错，在报纸上刊登文章，宣称这个小镇的河水里流淌著金子，附近有未被开采过的金矿。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们纷涌而至，这个本来不存在地方真的变成了一个繁荣的城市。法国大众思想家阿尔贝・雅卡尔在他的书中写道，这个故事令人相信，“一个群体的活动，是由这个群体本身的存在而产生的⋯⋯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需求，这些需求赋予了他们需要的产品以价值。”

在即将结束爱沙尼亚之行，在塔林机场候机回纽约时，我收到了来自爱沙尼亚政府的邮件：我的申请通过了。

一个多月后，我去位于联合国总部附近的爱沙尼亚驻纽约大使馆，领取了我的“数字居民”卡包。黑色的硬壳纸盒上，凸版印刷著蓝字“欢迎加入数字爱沙尼亚”（Welcome to Estonia’s Digital Nation) ，里面躺著刻有我名字的蓝色芯片卡和细长的黑色读卡器。这是我的新身份。

十二月的曼哈顿，东河边上寒风凛冽。我揣著卡包从使馆走出来，想到塔林已经下过了好几场雪，仿佛自己也和这些可能的未来联系在了一起。

（刘晓晨、杨敬文、林恩洁为化名）

【财新网】12月份以来，河北邢台一个两千人口的村子里，相继有十二位村民在感染新冠后去世，殡仪馆和墓地排起长队。

“身边的人差不多都感染一遍了，往年一整年也只有八九个去世的。”村民郭贵感叹。每个村有一个卫生所，治疗方式多为吊水输液或打“屁股针”，病情严重送到县里甚至石家庄的市医院，但前段时间由于医护感染不予接诊。老人们只能开点药，自己在家里休息，“治不好也就这么回事了”。

自社会面防疫管控措施放开以来，疫情迅速蔓延至广大基层地区。12月中下旬，当一线城市忙于应对第一波冲击时，距离北京1600余公里的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靛房镇，卫生院院长向迎辉注意到县城已经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感染人数，每天接待的发热病人由三四十人增加到一百三四，近三十名医护只有两三人还未感染。多位河北、湖南、湖北、安徽等省份的基层医生在12月底告诉财新，感染率已到达70%—80%。

药品告急、医护人手不够、床位紧张、救治能力有限....医疗资源压力正紧逼着全国近98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3.5万个乡镇卫生院和59.9万个村卫生室。他们自身基础条件羸弱，又在社会舆论中处于边缘地位、所获关注颇少，防疫新常态下困难重重。

1月7日，2023年春运将拉开大幕。经交通运输部初步研判，春运期间客流总量约为20.95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9.5%。新一波感染风险令人担忧：过去三年，不少外出务工人员因疫情防控春节无法回家，管控放开后，大批人员输入中国农村；同时，春节习俗中红白喜事往来多，人员接触频率也大大增加。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陈赛娟团队和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范小红团队初步判断，此轮奥密克戎疫情感染人数于2023年元旦前后在北京、广州、上海、重庆等城市接近尾声，对于四川、陕西、甘肃、青海等省，估计在农村和中小城镇地区的感染峰值将于2023年1月中下旬出现。

而更为严峻的是，重症和死亡高峰可能在几周后随之而来。“县级医院提升重症救治能力，乡镇卫生院加快提升新冠肺炎患者接诊能力，村卫生室就近做好农村居民健康服务。”这是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要求，它们能否充分发挥基层首诊、有序转诊的作用，构筑起第一道堡垒，将决定着村镇地区能否最大限度降低重症和病死风险，平稳渡过疫情冲击。

春节返乡在即，作为中国医疗资源最薄弱的基层地区，如何应对很可能更大范围的感染？“缺药缺人”的现状何时能够得到改善？这是一场需要共同面对的大考。

感染冲击 　　疫情来得比想象中更快一些。

湖北省十堰市房县一家诊所的负责人高俊最早在12月5日察觉到了发热病人的增多。“之前每天可能只有两三个人来看病，突然增加到30到50个人。”他告诉财新，自己的诊所规模不大，只有两名医护人员，最忙碌的时候门口长队排到十几米，接近30平米的诊室里挤满了输液的患者，绝大部分都是老人，咳嗽声此起彼伏。

向迎辉回忆，从12月7日放开后，大概十天左右，县城开始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感染人数增长，目前镇上的感染率也已经到达了70%—80%。

而随着学生放假、在外务工人员返乡，从大城市到小县城，从乡镇到农村，新冠感染潮正逐渐沿着人流蔓延至更广阔的基层地区。

福建省建宁县伊家乡某中小学教师何润在12月底感染，据他推测来源是前段时间县城教育局来慰问。他所在的乡到县城的直线距离17多公里，全乡加上周边村落的人口不到一万，“基本没闹过疫情，除了20年最严重的时候停过三个月的课”。

但从12月中下旬，何润已经隐隐感觉到了疫情的到来。22日，他去县城法院办事，门口的法警告诉他“基本上一半都阳了”。这段时间，他所在学校的课后服务费用也无法发放，“因为县财政局和教育局差不多都阳了”。

让何润稍有庆幸的是，学校已经提前放假。按计划假期从1月6日起开始，但12月14日学校发布关于可能提前1—2周放假的预通知，到19日忽然临时宣布“直接放假，改成线上教学。”

他猜测，学校提前放假，许是因为各个大学放假遣返、在外人员返乡，担心传染给学生们，“尤其中小学人群密度大，我们又是寄宿制的，学校如果一个得了（新冠），基本上200多人都跑不了。”

而在四川省雅安市石棉顺河村，从12月13日、14日起，村里就已经开始出现近三分之一的感染者。当地村民说，第一批感染者是从生产队开始扩散的，“又隔了两三天，就阳了一半多，爆发性地一下就阳了。”

各地感染进度不一。据近日多省披露的新冠感染估值，四川省阳性检出的高峰期集中在2022年12月12日—23日，21个市州183个县（区、市）的158506名被调查者的感染率为63.52%，另外还有28%的调查人群虽未测核酸或抗原，但有发烧、咳嗽等症状，因此实际感染率应更高。12月30日，海南省卫健委预计感染率达50%，每日新增人数处于高位波动期。

有不少村镇目前已经度过了第一波高峰期。安徽六安市金安区城北乡东城村卫生室的村医徐先锋告诉财新，他所在村里的病人高峰期为12月16日—20日，大约到24日后，“病人就变得不是很多了。”

河北石家庄井陉县秋树坡村常驻人口近1000，感染率已经有90%，当地村医邢红称：“从国家把政策放开以后，没有全面要求强制性做核酸，病例就多起来了。最近我主要还是在村里面跑，给村民上门问诊，普遍症状都是发热、咳嗽。”

但不少老人没有熬过去。小杰的爷爷今年78岁，感染后发烧、流鼻涕、嗓子疼、失去味觉，先在村里输液普通感冒药，摔了一跤后胸闷气短，便被送往县医院治疗，血氧饱和度在90%上下徘徊。12月30日，爷爷去世。小杰告诉财新，秋树坡村在一星期内“走”了有12个人，大多数年龄在七八十岁。

而在另一端，囿于匮乏的医疗条件和医学知识，基层村镇对新冠感知的理性程度与大城市不可同日而语。河北省邯郸市邱县的一位村民表示，自己的爷爷奶奶在11月底感染新冠后，村里避之不及，他们在居家隔离期间屋门被装上厚重的大锁，村书记甚至让她少去送饭，一直也没有人员送药和诊断，“恨不得都躲得远远的”。

河南西部农村一位村民用“在沉默中扛过了疫情”来形容家乡正经历的感染潮。他告诉财新，周围的人一般不知道抗原是什么，也不会有人测，就当成普通感冒治疗，吞两片安乃近，严重了再去卫生所输液。

药品告急，偏方出场 　　在很多人眼中，熬梨汤缓解咳嗽被视为比吃药更有效的方法，因此这个冬天河南农村梨价上涨。

“一切都太突然了，根本还没来得及做好储备。”向迎辉坦言，社会面放开之际，卫生院没有预料到大面积感染的出现，在十二月初的药品抢购潮中未加以限制，导致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片等退热药脱销，直到现在仍处于紧缺状态，仅储存了少量的连花清瘟。

1月7日，在复旦大学主办的“生命健康 科创先行”光华论坛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再度提及，基层应抓紧新冠感染早期的黄金72小时，及早使用抗病毒药物，用对治疗方案可尽量减少重症和死亡。但这些药物在农村难觅踪迹。（参见：财新网《张文宏：用对方案，抓住救治黄金72小时》《谁有资格在社区开到新冠口服药？｜大流行手记（1月4日）》《上海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治规范与分级诊疗流程》）

何润在“新10条”刚刚发布后看到北京缺药的新闻，便抓紧时间给家里买了布洛芬和莲花清瘟。12月下旬，他再次挨个给当地药店打电话问询，了解到已经很难买到退烧药，体温计更是难求。

缺药、少药成为基层面对疫情冲击时最紧迫的问题。过去退热类、止咳类、抗病毒类和抗生素类“四类药品”的销售购买被严格管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具备接诊发热病人的资质，因此药物储备量少。据财新了解，退烧药和止咳药在基层普遍告急，布洛芬尤其紧缺。

安徽黄山市屯溪区昱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直没有布洛芬，止咳药则按照配置量规定，只能备两三天的量，遑论血氧仪和抗原。十二月初以来，湖北十堰房县陆续出现为期十天左右的药品短缺，一些诊所不得不关店停业，高俊自己的店也停了将近两天。

紧俏之下，药价攀升。四川雅安市石棉县顺河村的教师姜远发现，原来10元左右的感冒药，现在都是28元一盒。“我问药店为什么涨价这么高，对方回答没有办法，不加价自己也卖不出去。”买到药物也越来越难，姜远所在学校要想拿到药，需要统一向当地医院申请。他听亲戚说，市里急诊科的药也基本卖完了。

不少村民只得采用自己的偏方。“山上到处都有药材，我们采来自己吃自己炒，再加点正统中药和在一起搞来吃，目前倒问题不算太大。”姜远说。四川南充山区一位村民则告诉财新，村里人基本都感染了，最基本的感冒药都不好买。“已经两周了都没好，只能熬引子水喝，就是柑子皮，子树，生姜，红糖。”

无法开源，只能节流。基层卫生机构多采取折零限购销售、赠送的应急措施，将仅有的药物提供给急需的人。向迎辉告诉财新，卫生院之前都是按盒出售，现在一粒一粒地卖。最近县里组织采购了一批布洛芬，只免费发放给发烧38.5℃的患者，同时向病情比较严重的孩子赠送布洛芬混悬液。

“不像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能买几盒回家备着，现在不行了。”黄山市屯溪区屯光镇卫生院的医生祝露称，目前最紧缺的是清热解毒类药物。因为储备不足，现在卖药“卡得很紧”，布洛芬等退烧药优先卖给症状严重的患者，不是发热的基本不给，让其他患者回家多喝热水。

祝露还将同疗效的药物辩证替换，勉强撑到现在，比如没有布洛芬就用连花清瘟，如果连花清瘟也没有再看哪一部分人适合用银黄颗粒，哪一部分可以用小柴胡颗粒。“但这极为考验医生的个人水平，一是经验，二是敢开。”

储备之外，药品的供给和调配不畅。向迎辉表示，药品实行零差率销售以来，当地医保局建立了采购平台，各村镇医院在该平台上与供应商对接。但是最近平台上的供应商也没有货了，卫生院根本采购不到，只能等待依靠市、县一级医院和政府的支援。“整个湘西自治州严重都比较严峻，自治州和县卫健局每天向我们调查需求量，但是下沉到这边还需要时间。”

一位医药流通行业曾对财新表示，此前“四类药”限购时，生产企业和医药商业公司都没有多压的库存，流通环节也受此限制。但随着全国药厂产能释放出来，情况将逐渐恢复。其所在的某全国性医药流通公司，目前单日出库量已经到达往日的4—5倍。

12月15日，国务院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加强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健康服务工作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要按服务人口的 15—20% 人份动态储备中药、解热和止咳等对症治疗药品和抗原检测试剂盒。12月30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再次联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加强当前农村地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指导建立村民委员会与医疗机构、药房等直通热线，适当向农村地区倾斜供应药品。

但短期内实现较为困难。以龙山县靛房镇为例，作为镇上惟一一家卫生院，服务近两万人，这意味着需要储备3000—4000份药物。12月25日，县卫健局从外地采购15000片布洛芬，按照人口数量和感染情况发给各乡镇，靛房镇最终分得840片。山西省运城市一名基层卫健部门工作人员许峰透露，政府向企业采购药品后，按照乡镇医院50%、村服务站30%、中医院15%、妇幼医院5%的比例发放，已优先供给村镇。

无奈之下，一些私人诊所和药店凭借自己的“门路”广泛找药。“现在大家称得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高俊告诉财新，当地医生们有的找医药代表，有的联系供药公司，利用各种渠道进货。但是药品进价、配送费、加班费都相应涨价。“不仅是退烧药，连常用的抗生素也涨价了。”

基础硬件短板 　　相较于一二线城市建设完备的医疗条件，基层医疗机构往往规模小，人数少，面对突发的感染高峰，问诊排队、床位紧缺、医生精力耗竭等问题陆续在全国各地出现，暴露出各类基础硬件的短板。

过去发热病人必须在具有收治新冠患者能力的医疗机构进行，而社会面管控放开以后，毫无处置新冠患者经验的基层医疗机构被推上前成为首道防线。《通知》要求，乡镇卫生院发热诊室设置原则上“应设尽设”“应开尽开”，暂未设置的可通过配置发热哨点、指定发热诊区等形式提供发热患者接诊和开药服务。发热诊室原则上24小时开放，配备至少1名具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医师。

基层普遍承压明显。龙山县靛房镇卫生院共有两个分院、近三十名医护人员，十二月开始接诊新冠病人。向迎辉介绍，每天问诊的发热病人翻了数倍，从三四十号增加到一百三四十号。医护人员连轴转，目前仅剩两三人未感染，阳性轻症者也必须上班。

“我前天（12月27日）晚上体温39.7℃，昨天38℃，今天就上班了”。屯光镇卫生院的医生祝露同样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

她所在的卫生院由三人轮班，现在一名医生被调到了隔离病房，两人要应对每天六七十位发热患者和近一百个电话，除了问诊和拿药，还要承担换药、包扎、收费等全部工作。

“最近常常半夜十二点接到电话。如果不管，我心里也难过，但是我们也是人啊。”祝露说，目前最大的诉求是希望得到充分的休息。医院原本的营业时间是早上七点半到下午五点半，最近院长将开门时间调整到八点，尽量在中午期间关门，给医生留出短暂的午休时间。

河北石家庄井陉县秋树坡村自12月放开以来，已经有近九成的村民感染。村医邢红表示，卫生所有床位，但是不多。目前针对情况严重的病人，主要是输液，尽量不占用床位。

村里仅有两位村医，邢红是年长那位，已经从医五十年。她目前基本每天都在上门问诊，最近还要去隔壁村看病。“因为有的村医害怕被感染，根本不会管”。

针对人手不足问题，《方案》提出，可通过上级医院派驻医师、招募近5年内退休医务人员及增加临聘人员等方式，快速扩充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队伍。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逐级建立医疗卫生人员梯队，发生短缺时梯队人员立即通过驻点、巡回医疗等方式填补，确保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正常开诊。

不过这或许只能暂缓燃眉之急。祝露反映，今年镇卫生系统招聘了好多人，但要么刚毕业临床经验不足，要么干上一年就走了。有县域医疗人士曾对财新表示，大多数基层医务人员被抽调到高速路口疫情卡点，进村入户做核酸和健康监测，整理公共卫生填表体检，完全无暇顾及其他。必须让基层医生回归看病救人的本职工作，同时提高薪酬待遇，才能让更多人愿意下沉基层。

分级诊疗目前在基层已有推行。向迎辉介绍，镇上的20个村各自配备一名村医，此外由医院和卫生院安排三人组建家庭医生团队，共同做电话咨询。出现发热病人后，按照家庭医生摸排、镇卫生院、县级定点医院的顺序就诊。

12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的《依托县域医共体提升农村地区新冠肺炎医疗保障能力工作方案》明确，以乡镇卫生院为主体落实基层首诊和居家治疗；普通型病例、高龄合并严重基础疾病但病情稳定的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转诊至亚定点医院；以新冠肺炎为主要表现的重型、危重型病例和需要进行血液透析的病例，转诊至县级定点医院或者城市定点医院；以基础疾病为主的重型、危重型病例，转诊至县域医共体牵头县级医院。

但基层首诊能力有待提高。郭贵称，村卫生所的治疗方式很简单，吊水输液或者打“屁股针”，前段时间人送到县医院甚至石家庄的市医院，由于人手短缺不予接诊。村里的老人只能开点药，自己在家里休息。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一村民说，村里更常用输液和煎中药，虽然慢但大家觉得效果好。

“镇上虽然没有出现重症，但大家症状普遍比预想的严重，少量肺部感染，很多村民高烧不退很痛苦，要求住院治疗，还希望能去县里，造成资源挤兑我们也没办法。”向迎辉称，卫生院把原本的中医馆划分成了阳性接诊区，20张床位已经超额运转。而县里的定点医院更为糟糕，住院的患者根本排不上队，反而“逆向”蜂拥至镇上。

而作为县域医共体的上一级，县级医院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感染新冠后，小杰把爷爷送到了县医院治疗。床位已经非常吃紧，楼道里挤满了临时加的床，中间用板子隔开。他还发现，近五个月内医院住院区新增一栋感染性疾病大楼，目前专门用来接诊新冠病人，“比原来门诊地方加起来还要大”。

在河南省平顶山汝州市某县医院，感染科内医护人员感染严重，其他科室尚可保持正常运转。但病人排队时间比较长，常常要排一两个小时。

重症资源提升何时提上日程？河北省沧州市某县人民医院作为当地惟一定点医院，在2022年初拥有发热留观病房20间，救治病房11间，收治传染病人的病床22张，设有独立感染科，其中医生6人、护士10人，远未满足国家发改委《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方案》对于病床和人才配备的要求。

该院院长告诉财新，县级和市级卫健委曾印发提升救治能力的文件，比如ICU改造面积40平方米，将ICU内现有15张病床改造为1张负压病床、14张层流洁净病房；购置手术室医疗设备、CT机、超声、透析机等设备。“归根结底是财政拿不出这么多钱。”她透露，自己曾多次找县里要求建立传染病楼，但四五千万的资金对于地方财政压力过大。

对于春运带来的感染高峰，向迎辉较为乐观。他认为经过第一波冲击，在药物的储备和分发上有了经验，医护人员感染康复后返岗，面临的压力比之前会小很多，“现在的重点是盼着药品能赶快送到。”高俊称，现在门诊人数重新回归到个位数，预计春节期间肯定仍有散发病例，大规模暴发的“措手不及感”应该不会出现。

基层已着手应对。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雅拉乡头道桥村干部告诉财新，村里常住人口400多人，感染比例估计在70%，但在外务工人员比例很高，因此十分担忧疫情反弹。最近正加强宣传教育，要求村民自觉少串门、减少聚集、佩戴口罩。目前村民仍然买不到布洛芬，但是在家里常备了感冒药，附近中医院的中药储备也充足。“老人们都在家里呆着，我们也都是线上办公。”

更有甚者，将“非必要不返乡”再次提及。2023年1月5日，湖南邵阳倡导在疫情高流行期非必要不返乡，避免跨地区探亲、旅游。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严重基础病患者等重症高风险人群尽量避免出行，引发一定争议。

许峰介绍，为预防春节期间感染潮，政府正在协调医药公司给各个村卫生室、服务站、社区医院配发布洛芬、安定痛、快克等药品和医疗设备。疫苗接种率的要求一直是100%，由村干部成立小组挨家挨户上门催促，因特殊原因不能接种必须由医院开具证明。目前村里前两针接种率超过90%，受疫情影响第三针进度相对迟缓。

“最害怕的还是疫情的无法预料。”虽然近期感染人数回落，但山西运城马家村的村医赵俊廷不免担心，下一波高峰同样也在某个时间节点突然袭击，“该应对还是得硬着头皮上”。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郭贵、高俊、何润、邢红、小杰、姜远、祝露、许峰均为化名

【财新网】岁末交替之际，多地感染高峰已至，重症高峰亦紧随其后。北京等地出现发热门诊排长队、就医过程缓慢、医院重症床位不足的情况。财新走访多家医院急诊，挤满了输液、吸氧的老人，120持续不断送来新病人，部分医院一度没有足够床位收治。（参见财新网报道《特稿｜北京迎战重症高峰》）

重症救治是抗疫中面临的最大挑战。老人群体基础病多、身体更脆弱，感染新冠后发展为重症甚至死亡的风险很高。多位医生向财新描述，最近一周内住院的病人基本为七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同时伴有基础性疾病，心脏、肺部储备功能本身就差，感染后雪上加霜。

老人怎样服药？如何治疗？及时妥善救治老人，对于守住最后一场战役、压平感染曲线发挥着重要的托底作用。

及时监测，降低重症风险 　　根据北京协和医院12月26日发布的新冠诊疗参考方案，发生重症和危重症的高危因素包括年龄≥65岁、养老机构居住人员、未接种疫苗、患有慢性疾病（心血管疾病、慢性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神经认知障碍、肥胖症等）、各种形式的免疫抑制人群（肿瘤放化疗、器官或造血干细胞移植、先天性免疫缺陷、HIV感染、激素/免疫抑制剂/生物制剂使用者等）。

这多项指标均指向老年人。作为最容易发展为重症的人群，必须及时观察监测阳性老人的身体机能，将重症风险的关口努力往前推。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李满祥介绍，老年人进展成重症的表现包括高烧持续不退、胸闷气短、运动耐量低。“如果老年人在服用解热镇痛药后，仍有头晕头疼、食欲不振的症状，或者稍微走段路、上层楼梯就浑身没劲，应警惕重症风险。”因此，及时监测指脉氧、血气、血压、酶血等指标，若胸闷气短则说明病毒感染到肺部，需拍胸部CT。

而对于身体状况的监测要求更为细致。“老年人的身体反应往往较为迟钝，感染症状不典型，不一定像年轻人一样表现出突然的高烧，可能只是胃口下降或者精神低迷。”武汉六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李发久解释，加之许多老人自身不爱表达，又独自居住，导致症状的捕捉不够敏感。

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12月21日召开的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北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李燕明提醒，尤其需要加强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观察。一是一般情况的变化，比如进食状态是否良好、有无尿失禁等；二是精神及神志状态，假如出现明显失智、认知障碍或者言语失去逻辑，都是危险信号；三是新的异常情况，比如突然出现呼吸困难，或者出现一侧肢体活动异常，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沉默性缺氧”现象值得关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近日的公开发言中提到，许多老年人对缺氧反应迟钝，甚至完全感受不到呼吸困难，比如九十多岁的老人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发现异常时已经缺氧很长时间，很容易进展到危重症肺炎。他建议居委会或企业给每个有老年人的家庭送一个脉搏血氧仪。

对于不少老年人来说，危险已经显现。河南许昌的刘春来（化名）今年79岁，患有糖尿病，未接种疫苗。11月12日感染后身体未出现明显不适，村里也没有药物供服用。然而在第九天起床时他突然双腿发软摔到地上，喘息非常急促，最终诊断双肺严重感染引发胸腔积液，最严重时血氧饱和度一度跌破80%，住院治疗10天后才痊愈。

另有一名河北的老人家属告诉财新，82岁的外公前几天感染后吃不下饭、一直睡觉，家人以为是正常反应没太在意，拖着没有去医院。然而12月25日的CT结果显示肺部大片变白，只能靠吸氧输液维持。“医生说外公大概率撑不了太久了，同病房这几天来了好多老人都是类似情况。”

目前许多家庭自行配备了指夹血氧仪和呼吸机。李满祥介绍，血氧仪是在家中监测老年人血氧饱和度的便捷工具，如果吸空气时指氧饱和度≤93%，意味着肺部已经受损，应立即就医。不过他提醒，对于没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准备呼吸机没有太大必要。“制氧机参数的设置最好在医生等专业人士的诊断治疗下，此外还需要其他的配套医疗措施，在医院的安全系数更高。”李发久则认为，相较于呼吸机，操作门槛更低的制氧机适合家庭储备，以防不时之需。

同时，坚持做好老年人的基础性疾病管理。李满祥表示，老人感染新冠后会诱发原有基础病发作，尤其是与血管相关的疾病，比如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慢阻肺。由于老人免疫力低下，肺部阴影的进展趋势会非常快。

2022年7月，《Vaccines》杂志发表一项关于北京地区灭活疫苗对Omicron和Delta变异株感染进展为肺炎的保护效力研究，显示65岁以上的人群感染后，发展为肺炎的比例是45%，相较60岁以下人群，发病率增加4倍。而64%的糖尿病患者在感染奥密克戎后出现肺炎，没有糖尿病史的病例仅13%。

李发久称，新冠和基础病是相互作用的关系，以糖尿病为例，感染新冠后血糖随之波动升高，如果控制不稳定，炎症则难以得到抑制。如果仅忙于新冠治疗，忽视基础疾病常规服用的药物，将导致血压、血糖的上升，双重打击对于患者的多器官功能损伤更为严重。“保护老人的心、肝、肺、肾、大脑等器官，防止出现功能障碍甚至衰竭，这样新冠的治疗效果也会更好。”

用药和就医 　　目前能够显著缩短病程、降低重症风险的一款抗病毒药物为奈玛特韦/利托那韦片（商品名：Paxlovid）。其关键性临床试验（EPIC-HR）显示，对于未住院、未接种疫苗的、轻中度新冠病毒感染伴有进展为重症高风险因素的成人患者，在出现症状5日内服药，可将第28天的住院或死亡风险降低89%。

李满祥介绍，患者服用抗病毒药物一定要尽早，在出现症状5日内同时服用300mg奈玛特韦片与100mg利托那韦片，每12小时一次，连续服用5天。据他观察，前往就医的老人多数还未服用Paxlovid，住院治疗期间会给他们使用。

他同时建议，应特别注意与其他药物服用的过敏反应和拮抗作用。比如奈玛特韦和利托那韦是CYP3A的底物，心血管、糖尿病等部分治疗药物可能高度依赖CYP3A代谢，可能导致这些药物浓度升高，产生不良反应。据前述协和医院公布的诊疗方案，Paxlovid禁止与沙美特罗、利福平、他克莫司、西罗莫司、吗丁啉、辛伐他汀、利伐沙班、艾司唑仑等呼吸科常见药物合用。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冬雁告诉财新，第五波疫情时香港的经验是第一时间免费向感染的老人和长期病患者提供一个疗程的Paxlovid。“任何一个可能的风险因素都是开药的依据，比如特别肥胖、高血压病史。”

但在内地，Paxlovid的获得仍是一项难题。一方面，医院出于医保控费的考虑，对于采购价高达2300元的Paxlovid，在储备和使用上多有顾虑。另一方面，Paxlovid在互联网平台上架后立刻售罄。近日，北京计划统一将Paxlovid配送至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由社区医生接受培训后指导患者服用；同时将其纳入医保甲类报销，即全部纳入报销范围。不过据财新了解，目前患者可及性远未满足需求。

何种情况需要就医？李燕明在12月13日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第一，症状持续或者加重，比如发热持续甚至有加重倾向。第二，出现新的症状，比如胸痛、呼吸困难、大小便失禁或者突然肢体不能运动，特别是单侧肢体不能运动；或者老年人不能进食、出现恶心呕吐的情况，或者老年人嗜睡不认人了，出现定向障碍，这些都是危险的信号。第三，基础疾病的加重，比如老年人本身有冠心病的，出现心绞痛；原来有慢阻肺病或哮喘，出现了慢阻肺病和哮喘的加重。第四，80岁以上、未接种过疫苗的老人，是出现重症新冠肺炎的高危人群，需格外重视。

患者通过门诊或急诊进入医院后，李发久表示，首先进行相应的症状处理。“比如发烧给他降温，喘气给他平喘，心衰给他控制心衰，另外提供Paxlovid和阿兹夫定两类抗病毒药物。”接着观察老人的并发症情况，出现肺栓塞进行抗凝治疗，细菌感染时给予抗细菌治疗，炎症风暴严重则施以激素来抑制炎症反应。

如果患者呼吸困难须进行氧疗。按照严重程度，分别采取鼻导管吸氧、高流量吸氧、无创呼吸机、气管插管有创呼吸机来维持呼吸。甚至当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做CRRT（床边血液滤过）、ECMO（体外膜肺氧合）等抢救性治疗。

李满祥介绍，目前医院为应对重症高峰，将其他内科开通收治普通新冠患者，把所有监护室尽量腾出来收治重症病人，同时想办法为ICU扩容。

“任何时刻接诊医生都要根据病人实际情况和医院条件和可能作最好决定。多数情况下收老人住院仍然是预防性，以防止万一。如一切都充裕，任何老人都收住院。但‘大海啸期’医生可能要决定有一、二或三种高危因素的老人才能住院。”金冬雁认为。

城市之外，基层是重症患者救治的薄弱一环，三级诊疗体系的建设迫在眉睫。李满祥指出，首先，乡村家庭医生与辖区内老人建档对口保持联系，在他们感染后及时鉴别是否出现重症倾向。而村镇卫生院和基层医院并不具备重症救治能力，必须转诊至县市的三级医院。

有农村老人家属向财新反映，由于村里药品短缺，且没有人手运送其前往县级定点医院治疗，老人转阴后仍有肺部炎症和双侧胸膜局限性增厚，同时加重了原有脑梗基础病，现在必须卧床插胃管尿管。

张文宏在前述公开发言中建议，基层医院应当具备提供基本的氧疗、小剂量激素、俯卧位通气治疗的能力，这将为新冠疫情分级诊疗打下好的基础，避免医疗资源挤兑，使得高级别医院能及时收治危重症病人，或者即使在上级医院被挤兑的情况下，病人也能回到基层医院解决问题。

轻症居家 　　对于轻症的老年人，同其他年龄阶段的患者一样，居家期间做好药物服用和健康监测即可。

药物服用遵循“对症下药”的原则，比如发烧吃退烧药，咳嗽开点祛痰或者镇咳的药，此外多饮水多休息，让身体排毒。

北京协和医院曾发布《新冠居家治疗，老年人如何选用退热药》的科普文章，指出老年人的肝脏、肾脏、心脏和肺脏各项功能出现减退，即便服用正常剂量药物，产生的反应也有明显变化。老年人对发热不敏感的同时，常规的退热药物有可能产生严重的不良反应。因此应首选物理降温。准备温水蘸湿的毛巾，轻轻擦拭额头、耳后、颈部、手心等部位，水分蒸发可带走部分热量。物理降温效果不好时，再考虑退热药物。

其中，患有严重的消化道溃疡，或有严重冠心病或心衰，或者正在服用抗血小板药物或抗凝药的患者，建议退热首选对乙酰氨基酚；中重度肝肾功能不全者，或已经在服用其他可能导致肝肾功能损伤的药物（如他汀类降脂药等），需在医师指导下调整药物剂量，定期监测肝肾功能水平，警惕加重肝肾功能不全，当出现恶心、皮肤黄染、尿量减少时及时就医。

李发久提示，老年人对于药物说明书的理解掌握有限，避免吃错、乱吃药或同疗效药物重复服用，造成肝功能损伤，另外，老年人在服用退烧药后大量出汗，若未及时补充水分，容易出现滴血容量性休克或突然昏倒，因此用量上应给予正常成年人的一半甚至1/3。

密切观察仍是第一要义。12月23日，北京市卫健委和医保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提升重症救治服务能力的通知》，提出依托辖区医联体等机制，加强早期干预、畅通转诊通道。向老年人等高风险人群发放血氧夹，在家自测血氧，明确简明监测预警标准。出现预警情形后，及时与社区医生对接，并转诊或指导患者前往辖区二三级医院。同时鼓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氧气灌装服务，方便居家氧疗。

“居家老年人随时随地可能出现病情加重，需仔细观察他们的饮食、睡眠、精神、氧饱和度，同时保证健康的膳食结构和充足的休息，做好基础疾病药物的治疗。”李发久说。

【财新网】疫情海啸来了，北京正在面临第一波冲击。到2022年12月27日，新冠病毒感染被宣布将回归“乙类乙管”传染病时，医院的重症床位依旧十分吃紧。

12月21日，财新走访北京全市多家各级医院，现场的场景印证了多名医疗专家此前的预测：尽管奥密克戎致病性低，但在庞大的感染基数面前，仍带来重症绝对人数的骤然攀升，在医疗资源本就紧张的秋冬季，进一步挤压着急危重症患者的医疗资源。

随着北京感染波峰走低，发热门诊虽然仍显拥挤，但已鲜见“大排长龙”；然而，从“120”急救中心，到急救科，再到各级医院的抢救室、重症监护病房，急危重症患者生死线上的每一环均承受高压。

甚至，随着逝者与亲人的分别时刻不可避免地到来，殡葬服务亦出现供不应求。“干这行五六年了，头一次见到这种场面。”在东郊殡仪馆外排队等候超过五小时后，一名北京朝阳区的殡葬车司机感慨。

2022年12月21日傍晚，北京市东郊殡仪馆外，等待进入殡仪馆的车辆排起长队。图：财新 丁刚

急诊患者与家属的普遍体验是，打120排队，等床位排队，找氧气排队，甚至连火化都要排队。“（我）亲身经历了整个医疗过程中的混乱与拥挤，从急救运转到ICU收治，以及最后的遗体火化，都是在一种非常紧迫的形态下进行的，特别是殡葬的各个环节，其艰难程度完全超乎我的想象。”优客工场创始人，人口学、城市更新与区域经济学学者毛大庆近日在北京送别了一位长辈后写道。

“这是个大疫情，造成这种冲击是一定的，要早有准备，损失可能会小一点。”一位北京三甲医院感染科医生说，“我现在满怀失望。”

北京是中国第一座迎战奥密克戎感染及重症高峰的特大城市，也是医疗资源最为丰富、水平最为先进的城市之一。北京抗疫暴露的问题、积累的经验，将成为即将迎来重症、死亡高峰的每一座中国城市的重要镜鉴。

补救措施正在跟进。12月12日，北京市疫情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市医院发热门诊从94家增至303家，全市全部二级以上医院均开设发热门诊或诊室；15日，急救中心电话系统升级扩容，电话席位由50个扩到100个，同时全市急救车组满载运行；23日，北京市卫健委、北京市医保局下发《关于进一步提升重症救治服务能力的通知》，要求各级医院扩充重症床位和重症医学医师队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对高危人群发放血氧夹，鼓励提供氧气灌装服务；26日，《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症早期干预服务的通知》面向全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进行传达和培训，提出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新冠口服药。

12月27日，据财新了解，120响应时间有缩短，急救转运有所缓解。但急诊床位依然难求，甚至出现压床现象。在中日友好医院，面对想找一张床位的家属，“想都别想了”一位医生简短回答。

当时，这家以呼吸与危重症学科著名的医院，急诊已经大排长龙，“除了直接进抢救室的，都要等待一小时起步。”一位患者家属说，家中老人感染新冠后身体不适，已经排了两小时都没看上。

“疫情考验着‘城市韧性’” 毛大庆认为，“具体到当下正在发生中的疫情后续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疫苗接种、药物供给、物流运输、急救运转、医院救治、临终关怀、遗体处置等环节，在最近出现的一系列秩序混乱、物资紧缺、人工不足、物流不畅发生后，我们更应尽快进行有意义的务实的总结与反思，并有针对性地部署下一步提升卫生系统城市韧性的计划，以尽早、尽快地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急救 　　12月17日的晚上，刘芳87岁的母亲开始心口疼。母亲患有高血压，刘芳立即拨通了“120”热线，但一句“救护车调度需要时间，请耐心等待”后，等了36小时，救护车仍未到来。

据北京市急救中心，12月份以来，北京120急救电话持续高位运行，12月9日急救电话呼入总数达3.2万个，是平时的6倍之多。“在北京疫情防控最为紧要时刻，120急救电话系统随时面临瘫痪的风险。”官网通告中直言。同时，疫情带来的非急救需求对120急救资源造成挤兑，12月7日，北京急诊派车率降至危险的53.08%，平均反应时间20.81分钟。

北京朝阳区一名急救员则表示，原本朝阳区每天晚上只有5—7辆救护车在值班，到12月中旬，已有超过80辆救护车24小时轮班，仍难及时响应每一条呼救。救护车需要配备专业人员才能发挥作用，急救人员有限，眼下救护车的运转效能已经达到极限。

救护车久等不至，母亲的症状有所缓解，刘芳暂时选择了放弃。但在21日上午9点许，母亲的症状突然加重：心脏疼痛带动左胸、左手颤抖，疼得“哎哟、哎哟”地喊。刘芳和家人开始每隔10分钟拨打一次“120”，终于在近晚上8点等来了一脸疲惫的急救员和救护车。不到半小时后，救护车驶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室。

彼时，急救室已然人满为患。问诊室外、CT室门口的走廊、家属等候区内，随处可见支起的行军床和轮椅，和或躺或坐输液的老人。刘芳母亲的担架床被拦在了预检分诊台旁、问诊区外。护士走上前来，为老人夹上血氧仪，绑好血压带。发现老人血氧指数良好，护士松了一口气，告诉刘芳，老人情况暂时不危险，排到问诊的医生，可能要等三、四个小时。

“可是她都八十多岁了！”看着仍在不断呻吟的母亲，刘芳备感煎熬。“有九十多岁的也还在等！”护士说。

与刘芳母亲几乎同一时间到达急诊室的，还有一位胸口放着5L氧气瓶的七十多岁的老人。他的血氧指标只有85，因此等了十五分钟左右就得到了就诊机会。他新冠阴性，患有肺部纤维化，因出现憋气、气促前来求诊，急救人员为他提供了一瓶救护车上的氧气。但在问诊后，医生告诉家属，医院的吸氧机位已经全满，还有数十人在排队：“现在我们只能帮他输液。你们赶紧去想办法买一瓶氧气，不然血氧已经很低，不吸氧可能会呼吸困难。”

家人无奈，只能分头行动，一部分人去买氧气，一部分人将老人抬下担架床，扶到轮椅上坐着，推往输液区。不到半小时，瓶中氧气已经耗尽，去买氧气的家属仍未归来。老人紧抓着一旁的门扶手，不愿将氧气面罩摘下。

2022年12月21日，北京市朝阳医院急诊，老人紧抓一旁的门把手，拒绝摘掉氧气管。图：财新 丁可（实习）

疫情“海啸”已至，重症人数不断攀峰，在医疗资源本就紧张的秋冬季，急诊“无床、无氧”成为常态。

连一些平日稍显冷清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也开始排队。家住北京朝阳区常营乡的邱秋12月7日出现高烧、乏力、四肢刺痛等新冠症状，到12月18日抗原转阴，但转阴后出现心脏早搏，经常有心跳漏跳的不适感。26日下午3时许，她来到家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拿到350号，而当时叫号才刚刚叫到第150号，她只得先行返回家中，5时许再回来简单面诊，次日再测心电图。

为应对急诊就医高峰，医院普遍大量启用“临时床位”：一张行军床，一个便携式氧气瓶，一个监护仪，便可成为“战时状态”下的一张重症床位。12月21日，在北京普仁医院的急诊室，14张ICU床位已然全满，12张普通床位旁都配上了监护仪转换为ICU床位，还有三十多张医院或家属自带的行军床，铺满了约一百平米的急诊室大厅。

与此同时，急救车仍在源源不断地进来，一位80多岁的女性患者到达时，血氧已经低至65，但厅内已经没有多余的行军床。无奈之下，医护和家属将老人抬到轮椅上，连上了氧气，但监护仪再也找不到更多。“我上哪去搞一台监护仪？哪里有得借？”护士打电话沟通着情况，语气中难掩焦躁。

缺床、缺氧的急诊室，又将压力传达回救护车。当患者无法及时就诊，急救车组只能陪着他们等待。“我们有一组同事一下午只送了两车。”在12月21日的中日友好医院，一个急救员无奈地表示。他送的患者满头银发，正躺在床上呻吟。35分钟后，患者才等到抢救室内搬出两具遗体，得到一张空床位。“不要再往我们这送了！”医生一边把患者推进抢救室，一边对急救员说。“我们也不想啊！”急救员们大声答道。

2022年12月21日，中日友好医院急诊，大量临时床位将抢救室占满。图：财新 丁可（实习） 2022年12月21日，中日友好医院急诊，大量临时床位将抢救室占满。图：财新 丁可（实习） 　　这名急救员还说，他在当日下午送的一名患者，正好用掉了朝阳区最后一张急救室空床位，在北京市小庄医院。

刘芳母亲疼得无法自主行动，家人也没有提前准备行军床，等待期间，她只能一直躺在从救护车上搬下来的担架床上。刘芳为占用床位连说了好几声抱歉，急救员表示体谅：“我们去外面等着，真的要等三、四小时，也只能等，现在去哪家医院都不一定能马上看上病。”目送急救员离开后，刘芳俯身对母亲说：“知道我们为什么叫不到救护车了吗？救护车也得等人呢。”

12月27日，据财新了解，120急救转运的响应时间有所缩短，但急诊依旧一床难求。中日友好医院的急诊科医生表示，眼下科室压床严重。重症ICU门外的走廊里塞了六张病床，仅留一张病床通过的宽度，医护在其间匆匆穿梭。

告别 　　即便等到床位，家属也丝毫不能松懈，重症ICU门口挤满疲惫的人们，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都等不到一声告别。

“让老人安安静静地走吧。”12月27日，一名医生劝说等在中日友好医院抢救室外的家属。

这名家属告诉财新，此刻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是自己86岁、患有高血压的母亲，新冠阳性一周内出现气促，家人于27日上午8时左右拨通“120”热线，一小时后救护车赶到，送往医院抢救。但抢救过后，母亲仍不治身亡。

一周前，他93岁的父亲刚刚在家中溘然长逝，同样是在感染新冠四五天后。他回忆，当时全市急救资源更为紧张，父亲等候近十小时，直到闭眼前都没有等来救护车。

“看身边的人症状很轻，家里老人平时看着身体很好，得上时甚至没怎么发烧，我就没有在意。”他语气低沉，流露悔意。

悲戚、疲惫的家属守在抢救室门口，茫然等待着或好或坏的结果，这样的场景在这半月内不鲜见。12月21日晚8时许，一名家属在朝阳医院重症ICU门外拨通了视频电话，与病房中陪护的护工，以及尚在境外的患者女儿连线。“爸爸，你坚持住！你不能睡！”女儿带着哭腔的声音回荡在医院走廊里。

“他有反应，他流眼泪了。”ICU门外的家属说。等护工挂断，他转而安慰女儿：“你要注意好情绪。”然而，当医生从ICU门口走出时，他当场跪了下来，恳求医生尽全力抢救。

而在抢救观察室门前，一位护士出来高声寻找1号床家属：“1号床心跳停止了，心脏按压和气管插管做吗？”守在门外的家属只有一人，他先是没有反应过来似的签了字，放弃了有创的抢救手段。

在护士转身回到抢救观察室后，家属又拨通了两个电话，另一端传来的说话声很急，挂断后家属跑过去猛敲抢救观察室的门：“我们改主意了，心脏按压、气管插管、呼吸机都同意做！”“行，那你们得重新签字，我先和你说明，抢救希望不大。”走出来的护士给出程式化的回答。

当日更早些时候，一个中年男子蜷在自带的小板凳上，微微打着盹，又不时被出入的医护惊醒。当财新询问他是否家中老人在里面时，他的音量骤然提高：“是我老婆，44岁！在里面插管抢救。”随即又颓然垂下头去，慢慢喝了口水，他拿着水瓶的手在抖：“人已经进ICU五天了。”

而经历生离死别9小时后，李明的情绪已经逐渐平复：“老人身体不好，任何一场感冒都可能扛不过去，我们其实早有心理准备。”

李明岳父86岁，患有糖尿病，在17日检出新冠阳性，此前没抢到退热药，家里只有连花清瘟胶囊和双黄连口服液。发病第四天，岳父呼吸困难，被紧急送至医院抢救，次日凌晨两点离世，医院告知家属的直接死因是乳酸中毒。然而，一直等到11时许，家人们仍难见到老人最后一面。太平间已满，遗体一直在病房内停放，无法移出。李明先后联系了四家殡仪馆，希望将岳父的遗体直接接走火化，但最快的也要排到1月2日。

同日中午，张岳也等在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的接待洽谈室外，希望为父亲尽早预约最后告别的日期。父亲于20日晚间在北京协和医院因癌症过世，21日清晨遗体被接往八宝山殡仪馆。殡仪馆的火化炉冒出阵阵白烟，他却迟迟排不上火化和举办遗体告别仪式的队，连停放遗体的冻柜也满了，遗体只能放在关了暖气的空房子里。

当时，八宝山殡仪馆已经取消殡葬服务的线下预约，只能拨打动辄占线半小时以上的预约电话。透过接待室的窗向内看，里面坐着10名工作人员，都在一刻不停地接着电话。

焦急的家属们拦下了路过接待室的一名工作人员，询问为何不能现场预约。“我们的火化人数已经到极限了，”工作人员无奈地说，“平时一天150人，现在一天600人，即便是这样，什么时候能排到我也没法给您准信。”

“干这行五六年了，头一次见到这种场面。能开车到天津火化的话，现在都拿到灰了。”12月21日晚上，北京市东郊殡仪馆外，排队等待五个多小时的灵车司机王辉感叹。他说，自己上周遇到过更极端的案例，从接到遗体到真正进入殡仪馆，花了近两天时间。他所在的殡葬服务公司平时与朝阳区一家二级医院有合作关系，此时医院的太平间里还停放着二、三十具遗体等待着他和同事运送。另一名北京市殡葬服务行业人士则告诉财新，秋冬季死亡率高，本就是行业忙季，但像现在家属普遍等候四、五天仍难约上火化服务的情况也十分少见。

北京市东郊殡仪馆是北京首家国家一级殡仪馆，也是北京朝阳区最大的殡仪馆。12月21日下午6时许，财新走访现场时看到，殡仪馆门前，三十辆载着遗体的车辆在夜色中排起长队，半小时内放行了三辆。停车场内，绝大多数车辆里亮着灯光，多是逝者家属在车内等候着消息。当时，东郊殡仪馆仅允许每位逝者的一名家属凭死亡证明进入馆内预约殡葬服务，三名以下家属参与遗体告别仪式。

2022年12月21日傍晚，北京市东郊殡仪馆停尸间。图：财新 丁刚 　　一些小型殡仪馆的运转同样承压。12月10日，通州区殡仪馆发布通告，12月11日起严格实行预约火化制度，通州区户籍亡故居民和非通州区居民在通州区域内医院亡故的可直接预约火化。非通州区户籍且在通州区域以外医院亡故居民每日限约20具。通州区民政局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近期通州区需要火化的遗体增多，以前一天大概40具，12月20日左右加班加点一天有140-150具。与此同时，殡仪馆部分工作人员感染新冠病毒，人力紧张，殡仪馆已经超负荷运转。

补救 　　补短板，还欠账——对北京乃至全国的医疗卫生系统而言，面对奥密克戎带来或即将带来的急重症医疗资源挤兑，床位、人手、氧气等各项资源的全方位补足和协调成为当务之急。

12月23日，北京市卫健委、北京市医保局下发《关于进一步提升重症救治服务能力的通知》，要求二、三级医院按照国家和北京有关要求，加强重症医学科建设，根据医院类别和级别，做好综合ICU床位、可转换ICU床位、重症监护病房准备。

就床位来说，曾有参与武汉抗疫的重症医学专家对财新表示，中国ICU床位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都不够。

11月12日，国家卫健委副主任雷海潮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每10万人口ICU床位不到4张。

但仅过不到一个月，官方披露的数字就有了翻倍增长。12月9日，国家卫健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的ICU床位接近每10万人口10张的水平，总数为13.81万张，其中10.65万张在三级医院。

即便如此，床位仍需扩容。焦雅辉给出的标准线是4%——三级医院综合ICU要达到床位总数的4%。而各专科ICU也要按照床位总数4%的比例改造可转换ICU床位，保证综合ICU和可转换ICU能够达到医院床位总数的8%。她也一并给出了扩容完成的时间节点——12月底。目前，各地正在紧急招标重症相关的医疗设备。

重症的人手也不充足，对医疗资源最丰富的北京来说也如此。据财新了解，山东、湖北、江苏已经先后派出重症救治团队赴京开展医疗救治工作。据焦雅辉在前述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中国重症医学的医师总数8.05万人，“可转换ICU”储备医师10.6万人，重症专业的护士是22万人，另有“可转换ICU”护士17.77万人。

焦雅辉要求，要按照现在床医比和床护比，再额外扩充20%-30%的医疗力量作为重症力量的补充。内科、急诊科、儿科等相关专业医护，都要开始培训综合ICU知识技能——同样务必在12月底前完成。

除重症资源扩容以外，保证氧气与药物的可及性是当务之急。日前，北京市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症早期干预服务的通知》，该文件在12月26日面向市内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进行了传达和培训。

前述《通知》对重症早期干预规划了数条路径，其中一是要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结合自身实际，应设尽设吸氧区，同时为有需求的居民提供氧气灌装服务，方便居民居家氧疗。

二是对于有重症危险因素的新冠重点人群，经医务人员评估指导，可以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选择早期应用小分子新冠病毒治疗药物，降低病亡率、重症率。

关于第一条路径，血氧饱和度需要及时监测，家庭最好为老人常备血氧仪。一位北京81岁老人有高血压、脑梗、慢阻肺等基础病，未打疫苗，12月13日感染后家人紧急抢购了血氧仪，发现血氧饱和度读数已经低到了88（低于90需要立即就医），紧急拨打120。“当时接线员说排队的人太多了，有60-70人。”家属回忆。

幸运的是，由于老人有慢阻肺，家中常备制氧机，“吸了大概40分钟，血氧值上来了，感觉好一些了。”家属说，后来吃了退烧药，老人慢慢好转。

老人的“沉默性缺氧”需警惕。据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12月21日的公开发言，有的老年患者送医时为时已晚，是因为他们对缺氧反应迟钝，甚至完全感觉不到胸闷、呼吸困难等，即“沉默性缺氧”。而如果缺氧短时间内不能得到纠正，患者很容易进展到危重症肺炎。所以，一定要将发现重症风险的关口往前推。

对此，北京市卫健委在前述培训中，明确了新冠重症居家监测预警的参考标准，65岁以上的新冠重点人群如果出现以下任一指征，需要及时去医疗机构就诊：一是静息状态下血氧饱和度小于90%；二是呼吸困难或者出现气促，呼吸频率大于30次每分钟；三是血压高于或者低于基础血压30%；四是发热超过3天。

关于第二条路径，小分子新冠病毒治疗药物的早期使用可以缩短病程，降低重症风险。以奈玛特韦/利托那韦片（商品名：Paxlovid）为例，其附条件获批的适应证为轻中度新冠病毒感染伴有进展为重症高风险因素的成人患者。其关键性临床试验（EPIC-HR）显示，对于未接种疫苗的适应证内患者，在出现症状5日内服药，可将第28天的住院或死亡风险降低 89%。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李满祥曾对财新表示，对高龄的或者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包括未接种疫苗的患者，即使当下症状看着不重，但是存在较大风险转化为重症，因此除了密切的监测、对症治疗外，需要及早服用抗病毒药物，来防止轻症变为重症，这一点非常重要。而将需要在出现症状5日内服药的Paxlovid下沉社区，提高可及性是应有之义。

符合北京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药条件的患者为《新冠肺炎相关健康风险评估标准》中的红色标识重点人群，分为三类，一是年龄小于65岁，基础疾病不稳定，未全程接种疫苗；二是年龄在65至85岁之间，基础疾病不稳定，无论是否全程接种疫苗；三是年龄大于80岁，无论基础疾病稳定或不稳定，未全程接种疫苗。目前，药物供应仍紧，据财新了解，除北京外，广州、杭州等地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尚未收到Paxlovid将下沉基层的通知。

此外，疫苗接种也需要继续推进。12月13日，“第四针”正式开打——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新冠病毒疫苗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种实施方案》，提出现阶段可在第一剂次加强免疫接种基础上，在感染高风险人群、60岁以上老年人群、具有较严重基础性疾病人群和免疫力低下人群中开展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种。然而，在面对感染高峰时，基层医疗机构如何协调分级诊疗和疫苗接种间的资源和人力分配，仍有待观察。

12月21日，张文宏在“现代疫苗与药物创新发展论坛”上发表主题为“大流行第一波的临床应对”报告时，在认为“第四针”政策“非常好”的同时，指出其仍有改善的空间：“要开始针对新的奥密克戎毒株，研发多价疫苗，对脆弱人群进行充分的保护。”

“奥密克戎现在的第一波应对，我们身处其中，并最终会度过这一波，迎向季节性或者是地方性流行，但是这一波目前非常艰难。”做报告时，张文宏如是总结现状，“今天决定国内能否顺利走出来的一项关键点就是，能不能把这一波疫情控制到医疗资源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相应地，他给出走出疫情的16字建议：“适度管控，分级诊疗，药物储备，加强免疫。”

（文中刘芳、李明、张岳、王辉均为化名）

文｜财新周刊 黄晏浩

可能很多人会感觉到，长年干旱的西北开始变湿了。

这种印象的出现往往源于一些直观感受，比如空气慢慢变得湿润，河流和湖泊的水量变多，山绿了，每年降雨天数增加；也有可能来自某条让人震惊的新闻，比如2021年7月新疆南疆的部分沙漠地区出现了暴雨洪水，2022年8月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出现湖泊；更有些在经济地理格局上构成意义的潜移默化改变，比如在汇入居延海的黑河中下游一带的甘肃、内蒙古，是全国少有的耕地持续增长的省份，这里有着全国最重要的玉米制种基地，生产全国一半的玉米种子，也有着大面积的“供港蔬菜基地”和戈壁农业。

其实，科学家们早就发现，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西北地区从西到东都逐渐出现了“暖湿化”的趋势，它的特征概括来说，就是气温逐渐升高，降水开始增多。

近两年，西北暖湿化的消息在舆论场形成了一种声浪，民间还出现了“重回汉唐”“沙漠变绿洲”的说法，让做相关研究的科学家们“不胜其烦”。

“这个问题对西北来说，必须要有一个科学的回答，否则很容易误导公众，甚至影响决策。”甘肃省气象局总工程师、中国气象局干旱气候变化与减灾重点开放实验室主任张强说，他带领的研究团队这十几年对西北暖湿化进行了系统研究，结论是—— “无论怎么样，西北地区仍然是一个严重缺水的气候环境”。

在气象学界，西北暖湿化的提法已经出现超过20年，但直到现在，其成因、趋势和影响仍不完全清楚，在科学上达成的共识只有两条：一.西北暖湿化的趋势的确存在；二.它尚不改变西北现有的气候格局。也就是说，“暖湿化”不等于“暖湿”，西北还将是那个干旱半干旱的生态脆弱区域，降水量的增加至多只是“干燥”的某种缓解。

理解西北暖湿化，有必要将“暖”和“湿”分开来看。“暖湿化”确实会带来一些好处，比如河流湖泊的扩大、农业生态的改善、植被面积的增加，但这些基本都是“湿”的影响。其中“湿”里面的水有一部分还来自冰川和积雪的消融，相当于透支了西北本就脆弱的生态账户，这是“暖”造成的，它还会带来极端天气、气象灾害、农作物虫害等弊端。

“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世界上各个地区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西北暖湿化正是全球变化在中国西北一隅的小小缩影。”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姜彤告诉财新。

的确，“暖”是西北地区乃至全球生态系统的一个长期趋势，而有研究显示，“湿”预计在未来30年就会放缓。从这个意义上，正视西北暖湿化，“暖”比“湿”更值得关注。

2002年的发现 　　按行政区划，西北包括新疆、青海、宁夏、甘肃、陕西五个省份；而在地理意义上，它包括黄土高原西部、渭河平原、河西走廊、青藏高原北部、内蒙古高原西部、柴达木盆地和新疆的大部分区域。提起西北，很多人会想到边塞诗里“黄沙百战穿金甲”“瀚海阑干百丈冰”的风景，也容易留下西北寒冷、干旱的印象。

历史上，西北地区的气候有过多次转换，在冷、暖、干、湿四个维度上都有过不同的时期。比如建都西安的隋唐时期，西北地区就大体处于暖湿期，湖泊和水草较多。中国气象学、地理学大家竺可桢的代表作《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通过历史资料建构了中国的气候史，其中提到，隋唐的长安城里种有梅花、柑橘，它们能忍耐的最低温度分别是-14℃和-8℃，足证当时气候相当和暖。而到了北宋时期气候转寒，苏轼已经写诗曰“关中幸无梅”，来感叹梅花的消失。

到19世纪初，全球小冰期结束，往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100年间，西北气候处于暖干期，温度上升，降水量减少。根据冰川与树木年轮等气候相关资料，这期间乌鲁木齐河源天山中段和祁连山东段分别升温1.3℃和1.0℃，年降水量减少50—65毫米和70—85毫米。

暖干气候给西北造成的生态影响基本都是负面的——冰川退缩、雪线上升、冻土消融、湖泊萎缩、河流流量减少等等，同时严重威胁了农业生产。从1908年至1986年，青海湖水位下降了11.22米；乌鲁木齐河源1号冰川建有中国的第一个冰川观测试验站，自1959年建站以来一直退缩，到1993年东西两支冰舌完全分离；20世纪20年代，西北连年干旱，黄河进入枯水期，1928年发生了“民国十八年年馑”，饥荒席卷北方八省，灾民超过3000万人，甘肃、陕西到了“井泉涸泽”“树皮皆空”的地步。

但从20世纪80年代起，西北出现了暖湿化的趋势。最先注意到这个信号的，是已故的中科院院士施雅风。

施雅风出生于1919年，是中国冰川学的奠基人，他在2002年和2003年发表了两篇重要论文《西北气候由暖干向暖湿转型的信号影响和前景初步探讨》《中国西北部气候由暖干向暖湿转型的特征和趋势探讨》，第一次提出了西北气候可能由暖干到暖湿的科学论断。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研究员沈永平也参与了这两篇论文。他是施雅风院士联合培养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做新疆的冰川研究。2002年，施雅风注意到了一篇由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胡汝骥撰写的论文，其中提到新疆天山中部的博斯腾湖水位自20世纪50年代有记录以来一直下降，但1987年突然转为上升，到2000年恢复到了1950年代的水位。

“他说，博斯腾湖怎么水位一下子上涨了？”沈永平对财新回忆，施雅风觉得应该重视这个信号，沈永平因为对新疆比较熟悉，被安排2002年6月先去新疆提前沟通，“施先生来了之后，和中科院新疆分院、新疆气象局、新疆水文局等等，我们大家一起梳理资料，分析之后觉得，趋势还真是挺明显的”。

除了座谈会，当年83岁高龄的施雅风还在新疆实地调研，专门去了乌鲁木齐河源1号冰川，知道冰川已经分裂，他还想着爬上去看看，被沈永平等人劝了下来。“一个是海拔太高，冰川底下就已经3000多米了。二是他虽然身体很好，但也有一些慢性病，我们就不让他上去了。”沈永平说。

从新疆回来后，施雅风和沈永平在《冰川冻土》上发表了上述第一篇论文，恰逢“西部大开发”的政策背景，在科学界和政府高层都引起了相当关注。2002年9月，施雅风等人在兰州举行了研讨会，会后组织多名专家撰写了《中国西北气候由暖干向暖湿转型问题评估》（下称《评估》），又邀请多名院士、专家进行审阅修改，2003年正式出版。

《评估》认为，从1987年开始，西北地区西中部出现了暖湿化的趋势，可以将西北划为显著转型区、轻度转型区和未转型区：显著转型区为新疆北部、天山及其两侧地带、塔里木盆地西部、祁连山及其北侧河西的中西部等区域，降水量、冰川融水量与河川径流量显著增加；轻度转型区为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新疆东部与甘肃西缘荒漠区及柴达木盆地内部，其降水量有所增加，但不足以形成地面径流；剩余的甘肃中东部、青海东北部、陕西、宁夏，上世纪90年代仍处于少降水的“干期”。

2003年4月，《冰川冻土》发表了一期讨论西北暖湿化的专刊，上述结论被简化为“西湿东干”，即西北地区的西部（主要是新疆）气候明显变湿，而东部则呈现变干的趋势。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施雅风院士的论断并没有形成共识。张强解释说，第一是因为当时降水增加的时段较短、幅度也较小；第二是当时国际上普遍认为，全球干旱半干旱区持续扩张而且越来越干，西北地区也许并不能例外。“施院士用的变湿时段是1987年到2001年，时间比较短，只有不到15年左右的时间。”张强说，“时间短，就很有可能只是气候波动，所以有人怀疑这种变湿的趋势型或转型特征。”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证据已浮现。从时间上看，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西北地区西部的降水增加趋势还在持续；从空间上看，西北地区东部的降水量近20年也开始表现增加趋势，暖湿化呈现东扩特征，到最近一个气候态时段（1991—2020年）已经东扩到了西北全境。

“我们团队一直在关注西北暖湿化，2011年后又做了一些工作，时间再长一些，发现从长期趋势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明显的现实。”张强感慨，“对一个问题的认识是需要时间的，但对科学问题的捕捉很需要敏锐性，很佩服施雅风先生的敏锐性。”

2002年，施雅风在乌鲁木齐河源冰川站留影。图：受访者提供 2002年，施雅风在乌鲁木齐河源冰川站留影。图：受访者提供 　　2021年，张强发表论文《西北地区气候湿化趋势的新特征》，对1961—2018年的西北地区温度和降水量进行了量化。这期间，西北西部和东部温度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每十年增温分别为0.331℃和0.319℃，且均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增温较快，从2005年开始增温有所趋缓，与全球变暖特征基本相似；从降水变化来看，西北西部自1961年以来一直处于增加趋势，1961—1986年增加相对缓慢，每十年仅增加2毫米。1987年开始增加显著，每十年增加10毫米。西北东部在1997年以前降水量呈现减少趋势，1997年之后转变为增加趋势，每十年增加达57毫米，气候变湿趋势在显著加强。

“西北地区降水增加趋势是可以肯定的，并且这种暖湿化趋势已经超过了一般以30年为临界值的长期气候状态。”姜彤告诉财新，“当前，许多气候数值模式预估认为，未来50年左右西北地区西部降水仍会继续增加，气候仍将持续变暖变湿，西北地区的暖湿化趋势可能仍然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

成因未说清 　　西北为何在20世纪80年代由暖干转为暖湿，是个尚未能在科学层面解释清楚的问题。

施雅风在《中国西北部气候由暖干向暖湿转型的特征和趋势探讨》中分析了西北暖湿化的可能原因，他提出了两点推测：一是空中水汽含量的增加和有利的天气形势，经过统计，西北地区空中水汽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显著增加，西北西部最为明显，这些水汽主要来自南面的印度洋，部分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二是全球变暖驱动水循环加剧的结果，比如印度洋水温升高，蒸发水汽旺盛，也就意味着向西北输送的水汽增加。

后来的研究表明，西北暖湿化的影响因子非常复杂，有自然的因素，也有人为活动因素。

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周天军接受《知识分子》采访时表示，西北地区的降水变化受到两种过程的影响，一是热力过程，伴随全球变暖、大气持水能力增强，有利于降水增加；二是动力过程，也就是大气环流的变化，它对降水的影响因区域而异，“研究表明，决定新疆地区变湿、中亚北部变干的主要大气环流型，是副热带西风急流的位置南移和强度的减弱”。

张强持有的主要观点，是“西风环流与夏季风协同作用”。他的论文显示，西北暖湿化的转型源于西风环流与东亚夏季风的协同作用，其中西风环流作用更为显著。

“西北地区的水汽来源一个是东亚季风，另一个是靠西风带的输送。在大约1998年之前，西风和季风的协同作用是相反的，1998年之后，协同作用等于是相同了，同时都在增加。”张强表示，20世纪大多数时期，西风环流与东亚夏季风表现为此升彼降的“跷跷板关系”，但从21世纪以来则表现为很一致的增强趋势，这与同一时期西北暖湿化趋势加剧、东扩的特征相吻合。

要理解“西风”对于降水的影响，还要从西北的气象条件说起。如果简单将西北分为东西两个部分，那么西部的水汽主要来自大西洋，西风携带水汽从西向东，沿途没有高大山体阻挡，反而有地中海、里海、咸海等海洋湖泊进行补给，到达新疆上空时水汽依旧丰富，甚至成就了伊犁河谷这样的“塞外江南”。

周天军所说的“副热带西风急流”位于中亚上空，它向南移动会导致西北地区异常的上升运动，给更多降水带来了条件；张强所说的“西风带”，则指纬向的西风环流，它的增强使得远距离的水汽输送增多，可能导致西北地区降水增加——由此可见，仅“西风”一个因子，就能在多个方面找到解释。

此外，东亚夏季风和南亚夏季风也被视为水汽增加的渠道。东亚季风增强的同时，子系统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将异常的水汽输送至西北，使得西北上空的水汽净通量增加；南亚夏季风减弱，印度半岛会激发反气旋异常，西北侧的伊朗高压减弱，会使得阿拉伯海水汽从伊朗高原东侧沿青藏高原向北输送，进入西北。

只考虑上述自然因素来解释西北暖湿化是不够的。“关于西北暖湿化的成因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印度洋季风通过不同路径把水汽输送到新疆，但这不是经常出现的情况，仅靠此来解释暖湿化现象有局限。”姜彤说。

在姜彤介绍的另一种解释中，核心是温度升高带来西北区域内水循环变化：水的实际蒸散发对大气水汽的补给增加，导致水循环加快，增加了降水转换率。而随着西北山区降水增多、冰雪融水和河流径流增加，以及绿洲灌溉用水增加、平原水库水面范围扩大等，又都会导致实际蒸散发增加，补给了大气水汽。周天军所说的“热力过程”也是同样的意思。

张强的观点与之类似，除了西风环流和东亚夏季风的影响，他认为西北变湿还有两个原因：“第二个是降水效率的提高，也就是同样的水汽条件，会有更多的一些水汽转化为降水，这与大气上升运动有所增强有关。第三个原因，我们认为因为降水的增加，蒸发也增加了，它们之间会形成一个正反馈，造成局地的水循环加快。”

兰州大学教授王澄海对于1961—2018年的西北地区144个站的降水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在近60年间，西北92%的站点年降水量呈现增加的趋势，但主要集中在西北内陆河流域，还出现了年平均气温普遍增加、春季降水量增加最快的情况。他推测，西北地区降水的增加可能更多来自温度升高、冰雪消融引起的内循环。

水循环的变化，毫无疑问是人类活动导致的。原因显而易见，不管是暖湿还是暖干，“暖”都是西北乃至全球气候变化的主旋律，气温升高、冰川积雪消融加快、陆面蒸散增强，才使得水汽通过降水的形式释放。

不过，到现在为止，西北暖湿化的成因在科学上还是没有彻底说清。“我认为并没有完全把这个变湿机制解释透彻。”张强表示，不管是暖湿化的成因还是对其周期规律的认识，大多都停留在宏观层面，也比较片面，“相当于盲人摸象，没有完全形成共识”。

不改变西北气候格局 　　在西北暖湿化这个话题上，科学界目前只形成了两个共识：第一是西北暖湿化的趋势的确存在；第二是它不改变西北现有的气候格局。

首先，西北降水量增加的绝对值还很小。据前述张强的论文，虽然西北的西部和东部先后出现了降水量增加的趋势，但从累计降水量看，近30多年来西北西部仅增加约35毫米降水，近20年来西北东部累计增加100毫米，都无法给气候环境带来质的变化。“干旱区基本还是干旱区，半干旱区基本还是半干旱区，只是干旱区的范围有少许缩小，半干旱区的范围有少许增加，但变化的量是非常小的。”张强说。

周天军提供的数据也是如此：西北降水整体呈增加趋势，其中以夏季最为显著，中心值每10年增加2.5%—3.5%。但进入21世纪以来，变化平稳、增加趋势不如前期显著，就降水总量来说依然十分有限。

不管是西部还是东部，降水量都还没达到百年的最高值。西北西部当前降水量还没有超过上世纪初的水平，东部降水量最近一二十年才开始波动增加，只比谷底期多一些，基本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持平。

其次，降水量的增加并不就意味着变“湿”，反而在温暖的气候条件下，由于水分的蒸散发，也可能向干旱化的方向发展。

中科院大气物理所季风系统研究中心副主任魏科告诉财新，他认可“暖湿化”的说法，但西北变“湿”基本还是个伪命题。魏科引用了一篇2013年的文献，其中分析了1960—2013年西北47个气象观测站的数据，1987—2009年相比1960—1986年，平均年降水量增加了24毫米，而如果引入增温，则发现平均潜在蒸发增加约45毫米，“大大超过了降水的增幅”。

“只要降水量还远小于潜在蒸发量，任何降水的增加只是意味着极端干旱状况的些许缓解，并不能说明西北变得‘暖湿’起来。”魏科表示。

衡量一个地区的干湿变化，必须引入考虑降水和蒸发的干旱指数。科学研究上常用的干旱指数包括标准化降水指数（SPI）、标准化降水蒸散发指数（SPEI）、地表湿润指数（SWI）、自适应帕默尔指数（scPDSI）等等。2018年，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马柱国使用SWI和scPDSI两种干旱指数，对1951—2016年的中国不同区域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西北东部的降水量虽然从2001年以后有增加的趋势，但仍然维持干旱化，水资源状况不容乐观。

另一方面，西北地区降水增加主要是极端和短时对流降水的增加。王澄海的论文显示，近30年，西北地区极端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18.4%，增速为每10年6.1毫米，占年降水量增速的45.2%，而且主要集中在夏季。

极端降水的增加正是气候变暖的副作用，反而会同时加大西北地区干旱和局地暴雨洪水灾害的风险。姜彤表示，西北降水量增加并不是降水日数显著增多，在很大程度上是单场次的降水强度加大，也就是极端降水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大大增加，一年的总降水量有所增加，但其变差增加幅度更大，干旱也会变得更加剧烈。

最后，西北暖湿化的趋势也并非会一直如此持续下去。

张强团队基于CMIP6（第六次国际耦合模式比较计划）中等排放情境下的多模式集合预估表明，到21世纪末，西北干旱区的年降水预计比当前增加24毫米左右，达到200毫米，距离250毫米的半干旱区阈值仍有明显差距。此外，2021—2050年西北地区虽然仍一致呈变湿趋势，但相对过去30年明显放缓，“即使到21世纪末期，变湿趋势也很难改变西北干旱半干旱的气候格局”。

“降水的3个周期，之前都在上升通道，比如说20年和10年周期，基本上快到顶了，也许马上就可能进入下降通道了，那么未来的变湿就没有现在这么强。”张强解释道，他们发现目前西北处于三个降水周期中，分别是准60年、准20年和准10年的周期上升通道的叠加，而在未来的下降通道中，西北变湿的趋势可能会由于自然变率而放缓。

暖湿化有利有弊 　　当问起西北暖湿化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时，姜彤回答：“有利有弊，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尚不能笼统地下结论。”

有利的一面显而易见。以干旱区半干旱区为主的西北，水是稀缺资源，降水量增加对于西北区域气候条件的改善总是有帮助的：暖湿化会让水资源总量增加，水循环机制得到改善，径流量和湖泊面积增大；水是农业的命脉，暖湿化意味着农业气候资源会有所优化，农作物适宜种植面积将有所扩展；在此基础上，西北的气候舒适度会提高，一些脆弱敏感区域的生态退化趋势也会受到遏制。

在兰州居住多年的沈永平喜欢爬山，他感慨，自己1982年在兰州时，山上“两边什么也没有”，这几年都绿了。他的所见并非孤例，甘肃陇中、陇东以及陕北在内的黄土高原，2001—2018年植被覆盖明显改善，究其原因，1999年开始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是人为因素，而暖湿化是自然因素。

暖湿化对农业的影响较为正面。以甘肃为例，冬小麦种植北界西扩80—170公里、北移130—180公里，春小麦、玉米和马铃薯每公顷分别增产3.18千克、13.08千克和9.6千克。

此外，新疆的棉花、香梨等经济作物适宜种植区也在扩大，相比1961—1996年，1997—2015年新疆香梨最适宜、次适宜种植面积分别增大4.1%和4.4%；相比1981—1990年，2001—2012年北疆的棉花适宜种植面积扩大10.2%。但也要注意到，温湿环境有利于病虫害繁殖和传播，使农作物病虫害有所加重。

“这十几年西北东部农业基本连年丰收，因为西北东部的气候条件大都正处在农业蓄水的一个临界值，降水量增加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张强介绍，西北东部这些年的降水增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颇为明显。财新从公开报道发现，2004年至2021年，甘肃省粮食曾实现“十三连丰”，从800万吨的量级增产到1200万吨以上。

“西北总体仍是个严重干旱缺水的区域，‘变湿’肯定对许多领域是有利的。”张强说，“不利的主要‘是变暖’，包括冰川融化、暴雨增多，主要都是‘变暖’带来的。”

首当其冲的是西北地区的冰川，早已连年呈消融态势。2014年，中科院编制的《中国第二次冰川编目》显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近60年里中国西部冰川面积缩小了18%左右，年均缩小243.7平方公里。而具体到西北的几座冰川，据“绿色和平”组织2018年的报告，前述乌鲁木齐河源1号冰川，1964—2018年冰川面积减小22.2%，1986—2018年冰川面积退缩速率是1962—1986年的2倍；祁连山的老虎沟12号冰川，1959—2018年面积减小7.8%，从1986年起每年退缩7.4米。

姜彤表示，冰川和高山积雪是调节西北水资源量的“固体水库”，而气温升高会使冰川消融加速，雪线退缩，冰冻圈大幅度萎缩，进而造成地表径流的稳定性降低。而冰川融水量是有限的，冰川融水补给量“先增后减”的拐点或将出现。关于这个拐点发生时间的研究正在进行中，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部分冰川消失后，西北干旱区的水危机将更加严峻。

张强将冰川和积雪消融比作“穷人花存款”，虽然内陆湖面积和河流水量会因此增加，但冰川积雪的水资源“存款”没有之后，西北的水资源和生态系统会更加脆弱，“短期似乎有利，长期却极端不利”。

2022年8月，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中心地带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出现了大量的临时性水面，一度呈现“沙漠现湖泊”的风景，背后原因是塔里木河的超警洪水。自5月以来，塔里木河上游径流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50%，干支流中有25条河流发生超警戒水位以上洪水，持续了80多天，创下近几十年的纪录。其背后是今年北半球普遍高温之下，昆仑山、天山的冰雪融水远超往年。

塔克拉玛干沙漠2021年7月也一度出现洪水新闻。据中石化官方微博，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中国石化西北油田玉奇片区遭洪水袭击，淹水面积广达300多平方公里，近50辆勘探车辆、3万套设备被淹。当时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段伟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近年塔克拉玛干周边地区降水的增加往往以极端降水的方式出现，即一天的降水可能达到了一两年的总量。

全球变暖带来更多的极端天气，已经是公认的科学事实。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21年发布的《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学基础》，专门预测了极端高温、极端降水和农业与生态干旱中“10年一遇”和“50年一遇”事件的发生概率，结果显示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将随着全球升温而增加。

不仅是塔克拉玛干沙漠，整个南疆地区近10年来极端暴雨频发，已经占到南疆气象灾害的36%。归根结底，西北仍是一个干旱缺水地区，生态脆弱，对极端天气事件格外敏感，“变暖”带来的气候极端化，会导致暴雨和干旱都更为频繁。

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时任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宇如聪发起提案称，面对西北暖湿化的利弊，必须科学规划，趋利避害，积极应对。他提到以下几个方面：西北地区光热充足，是中国重要的粮食、水果、畜牧等生产基地，应加强气候资源调查、评估和作物气候适应性研究，开展精细化农业气候区划；西北地区降水量增加，给人工影响天气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应加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统筹规划，合理开发利用空中云水资源，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能源产业用水效率；西北地区暖湿化导致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及其次生灾害增加，应加强自然灾害调查和风险评估，强化灾害防御应对工作，完善西北地区高风险区、高脆弱地区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

文｜财新周刊 张而弛 屈运栩 于宁 覃敏 翟少辉

中国半导体行业掀起反腐风暴。

7月30日10时30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宣布，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文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工业和信息化部（下称“工信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北京市监委监察调查。

多位知情人士告诉财新，早在数日前，丁文武家中已被搜查，他失联的消息也已不胫而走。

在中国芯片行业，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被称为“大基金”，一期募集资金1387.2亿元，二期2041.5亿元，代表的是芯片投资的国家支持政策。大基金同时还是元禾璞华、武岳峰基金、中芯聚源等众多半导体投资基金的母基金，以此撬动更大规模的社会资本，投资国内芯片产业。此外，通过持股芯鑫租赁，还为企业间接提供债权融资。

自2014年9月成立以来，大基金以直接和间接的股权、债权投资等形式，扶持了中芯国际、上海华虹、长江存储、长电科技、北方华创和中微公司等一大批半导体上下游的明星和头部企业，仅持股的上市公司就达到34家，在整个芯片行业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因此，2022年7月，当数名与大基金有关的人士陆续因相关调查而失联时，便迅速引发了整个中国芯片行业的地震。

7月15日晚，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开发银行纪检监察组、吉林省纪委监委消息，华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华芯投资”）原总裁路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审查调查。华芯投资是大基金惟一的管理人（GP，即普通合伙人），负责基金日常的投资运作。

据财新了解，路军于7月14日被有关部门带走，同日被带走的还有大基金子基金深圳鸿泰基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鸿泰基金”）合伙人王文忠。

此后，华芯投资投资三部副总经理杨征帆也被带走。他负责的是大基金的材料设备类投资，并身兼十多家半导体企业的董事之职。

7月16日，紫光集团前董事长赵伟国、紫光集团前联席总裁刁石京以及北京紫光科技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禄媛亦被带走。紫光集团旗下的长江存储和紫光展锐曾是大基金重点投资的芯片企业。2020年11月，紫光集团因债券违约而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短短两周，多名相关人士被带走调查或者处于失联状态。这些人要么涉及中国最大的集成电路产业投资机构，要么涉及吸纳大基金最多投资的半导体项目。

此次围绕大基金的风暴，看似来得突然。有近期见过路军的人士告诉财新，路军被带走前还意气风发，为到广州执掌湾区半导体产业集团而高兴。广州湾区半导体产业集团成立于2021年11月，是广东省为打造中国集成电路“第三极”而设立的大型产业集团，主要投资粤港澳大湾区的集成电路重大项目，由路军出任首任董事长兼总裁。

丁文武则在7月16日到访福建厦门，出席一场半导体行业峰会。他在会上致辞称，前两年半导体行业的形势非常好，甚至有人说“赚不到钱就是傻子”，但现在开始，半导体行业正从波峰向波谷的趋势发展，要适应这种变化。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公开的行业会议。

反腐风暴并非无迹可寻。多家芯片企业和投资机构告诉财新，2021年9月起，国家审计署陆续对大基金、大基金被投企业、参投的股权基金和融资租赁公司进行审计；整个审计持续数月，限时要求管理层回答问题，查询大基金的资金款项用途，涉及包括丁文武、路军等大基金管理层在内的沟通互动。此后数月间，不少相关主体收到了审计结果和整改要求，迄今审计结果仍未完全告知所有公司。

这不是大基金第一次“出事”。2021年11月1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开发银行纪检监察组、山东省监委发布消息，华芯投资原副总裁高松涛涉嫌严重违法，正接受监察调查。在入职华芯投资之前，高松涛曾在工信部担任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副主任，与曾在工信部担任电子信息司司长的丁文武相熟。

大基金、华芯投资及部分子基金出现多人腐败，显示资本盛宴之下，运行了八年的大基金管理机制出现致命裂痕，必须修补之后才能继续前行。

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博弈在科技行业的竞争已趋白热化。美国2018年制裁中兴，让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缺芯少魂”之痛。此后，美国政府步步紧逼，先后制裁华为、海康威视、中芯国际等一大批中国科技企业，政策上全面打压中国对半导体高端和前沿技术的探索与进步。“科技自立自强”是必然之选。

2022年，全球补贴芯片企业的法案层出不穷。2月，欧盟公布《芯片法案》草案，计划投资430亿欧元（约合3031.43亿元人民币），扩大欧盟芯片产能，并防止对国际市场过度依赖。7月，美国国会通过《芯片和科学法案》，设立美国芯片基金、美国芯片国防基金、美国芯片国际科技安全和创新基金、美国芯片劳动力和教育基金四个基金，以五年527亿美元的补贴，支持美国芯片产业。

在这些背景下，针对中央财政支持的国家芯片大基金的反腐风暴尤其触动市场神经。市场化的投资主体、融资中介、国资投资人、地方国有投资机构人士，纷纷表示出对芯片行业未来发展的关切：“国家队还投芯片吗？”

市场对大基金的态度也出现分化，一些人认为其应进一步支持“老大难”项目，拉长投资周期；另一些声音则认为，中央财政资金撬动社会化资本参与半导体投资的历史使命已完成大半，地方政府等主体可以接力，大基金后续必要性已然减弱。

方正证券通信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宏涛向财新表示，目前很多国内半导体企业还处在爬坡期，尚未盈利，生存仍是问题：“有大基金的保驾护航，有利于这些企业快速突破成长瓶颈，走得更加稳健，进入良性循环。”

“芯片投资的周期非常长，很多企业需要的金额也很大。有些重大的战略项目，传统的市场型基金不一定敢投，此时从国家层面去助力无可厚非，也体现了国家意志。”一家芯片企业高管向财新表示，希望大基金能在此次反腐风暴之后，继续坚持这一初衷。

一家专注半导体投资的VC（风险投资）负责人指出，大基金由国家资本引导，通过社会化资本放大，既投资不求财务回报的战略性项目，又投资市场化项目，是国家投资体制中开天辟地的举措，此后很多国家级基金和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均参考了大基金的模式。他认为，不能因噎废食，重要的是完善制度，包括监管措施，真正做到“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

大基金的体制碰撞 　　2014年6月，国务院印发《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下称《纲要》），对2030年前的集成电路产业进行谋篇布局。《纲要》首次提出，要设立国家产业投资基金，主要吸引大型企业、金融机构以及社会资金，采取市场化运作，重点支持集成电路等产业发展。大基金自此应运而生。

彼时，大基金是国务院批准的规模最大的产业投资基金，一期最初计划募资1200亿元，实际募资1387.2亿元，实现了超募。一期的投资期为5年，回收期亦为5年。

前述专注半导体投资的VC负责人向财新回忆称，2006年之前，国家层面对半导体的支持，主要体现在“863计划”中部分涉及集成电路的项目，以及信息产业部发起的电子发展基金。这两类支持都以研发项目为主，加在一起每年只有几亿元。2006年之后，国家层面对半导体的支持则主要体现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01和02号专项。

所谓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际上是2007年开始实施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它确定了16个国家在15年内重点发展的科技领域。其中，第1号、2号专项都与集成电路相关，被简称为“核高基”的第1号专项指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三类技术，包括国产CPU（中央处理器）、操作系统、数据库和应用软件等；第2号专项则是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与成套工艺专项（简称“集成电路制造专项”）；过去几年被认为中国芯片制造必须突破的核心装备光刻机，以及中芯国际的先进制程晶圆制造等项目，即属于第2号专项。

第1号和第2号专项之后，国家层面对半导体的投资从每年四五亿元增加至数十亿元，但主要支持的仍是科研项目。对产业而言，专项资金的支持力度远远不够，比如当时晶圆代工厂产能不够，但扩产需要数百亿元投资，回报周期在十年以上，急需国家给予战略性投资。

2013年，国家层面投资在考虑如何支持半导体产业时，曾有两个选择，一是借鉴大飞机、高铁等模式，合并已有的中国电子、中国电科等国有企业形成一家大型国有公司，集中资源干大事；二是成立市场化基金，以投资方式孵化一批龙头企业。由于半导体行业市场化程度高，最终选择了第二条道路。

因此，从大基金成立的那一刻起，市场化就是其烙印。2014年9月24日，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国开金融”）、中国烟草总公司、北京亦庄国投、中国移动、上海国盛、中国电科、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华芯投资等共同签署《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和《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标志着大基金设立。

在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基金公司”）中，财政部出资360亿元，成为第一大股东，持股36.47%；国家开发银行全资子公司国开金融出资220亿元，持股22.29%，排名第二；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均低于12%，比如紫光集团旗下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持股0.1%。

市场所说的大基金投资，实际指一个双层的主体。第一层是基金公司，从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方向，核准重大项目、推动政策及协调重大问题、保障与平衡各股东方权益。第二层则是委托一家专业化公司作为基金的惟一管理人，即华芯投资，由国开金融持股45%，其他股东包括北京赛迪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苏州元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科创集团等。基金公司与管理公司之间，通过委托管理协议，界定各自的权利义务，实现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

本次被带走调查的丁文武和路军正是双层架构的负责人，在加入大基金前均是政府官员或金融机构公职管理人员身份。丁文武是基金公司的首任总裁，此前重要履历包括2008年8月任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2011年升任司长，参与了中国芯片政策的制定。路军则是华芯投资的首任总裁，此前曾任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2010年5月履职国开金融，先后任副总裁、纪委书记等职。

2017年，丁文武接受《中国电子报》专访时曾如此解释两家公司的分工：在项目投资决策方面，管理公司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一般项目管理公司通过了投资决策就可以投资，而重大项目还需基金公司董事会进行核准。

丁文武还称，基金公司为混合所有制企业，所有员工的身份都是市场化的，没有一人是公务员编制，“即使原来一些人员来自机关单位，现在也都脱离体制进入市场了”。

“按照市场熟悉的架构，可以理解大基金和华芯投资是单一LP（有限合伙人）和GP的角色定位。”一位曾经接受大基金投资的市场化基金人士告诉财新。

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华芯投资也和其他市场化基金类似，分具体行业设立团队，共设三部：投资一部主攻芯片制造，二部主攻芯片设计，三部主攻材料装备。大基金二期成立后，近期华芯投资新设了四部，可以不分领域进行投资。

大基金一期在设立之初就明确，至少60%的额度要投入芯片制造。根据广发证券研报，到2018年9月，大基金一期基本投资完毕；以投资金额计算，67%投向芯片制造，17%投向设计，10%投向封测，6%投向设备和材料。2019年至2023年，一期基金进入回收期，开始逐步减持所持股份。

2019年10月，大基金二期正式成立，注册资本高达2041.5亿元，继续接力投资。

过去几年，大基金的投资总体较为稳健，成功避开了那些争议较大的“烂尾项目”。有熟悉大基金的人士告诉财新，华芯投资的人大多出身政策性银行，总体非常勤奋，不仅与芯片产业沟通密切，还能迅速融入芯片圈内。在一次行业论坛上，华芯的投资经理拿着笔记本记录行业公司的纯技术分享，并向财新解释其技术路线和中国产业的适配性。

此外，大基金投资时还有很多外部专家提供咨询。“每过一个项目，投资决策都要经过专家打分，太差的企业是过不了这种专家的。”上述人士表示。

大基金国家队的身份也带来天然优势，各芯片企业都希望获得背书，愿意留出股份。一位市场化芯片业投资人士告诉财新，为确保没有国资流失，财政部要求大基金必须盈利，大基金几乎每次投资都很在意价格，较其他国资基金相对更严格。

作为大型平台，大基金一开始吸引了部分市场化人员加入，但红火的开局未能持续。多位熟悉大基金的人士告诉财新，大基金几乎没有对投资人的激励机制，华芯投资的员工大部分拿的是固定工资，人事上仍归国家开发银行管理，仍然属于体制内人员。

针对大基金的内部激励问题，曾有过长时间的讨论或尝试，但最终未能兑现。到2020年，伴随着多个国有大型基金成立，以及诸多市场化机构蜂拥进入半导体行业，大基金和华芯投资的人员流失加剧。目前，华芯投资的投资一部和二部的负责人都已换人。

“华芯投资走了至少四分之一，很多人离开时会直接带着团队一起走。”一位“国”字头基金负责人告诉财新。

“他们拿着一个月一两万元的工资，却创造了那么多亿万富翁，会不会有一些心态上的失衡？”一位芯片企业人士向财新提出，科创板的造富运动近两年明显对大基金形成冲击；随着更多市场化基金涌入芯片投资赛道，很多大基金员工都被外部基金以几倍薪酬挖走，剩下的员工也必须面对体制外利益的诱惑。

来自体制内外的诸多碰撞，给之后问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直投功过 　　在芯片行业，有关大基金人士在部分被投企业暗中持股获利的传闻一直不断。

2020年11月18日，北京，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公司总经理丁文武在北京微电子国际研讨会暨IC WORLD学术会议上演讲。 　　在不少人看来，这一方面是由于大基金一期的内部管理还不完善，另一方面也与掌舵者路军的风格有关。多位熟悉路军的人士向财新表示，路军做事有一种“带头大哥”的气质。2020年11月，路军被调回国家开发银行，担任国开发展基金管理部副主任，兼任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述熟悉路军的人士告诉财新，这是因为有关路军的举报信太多，不得不将他调离华芯投资进行内部调查。知情人士透露，2021年9月，路军离职国家开发银行时，其离任审计并未通过。

据财新统计，大基金一期投资超过60家企业，其中过半已成上市公司。在这些项目中，既有存储器等战略性项目，也有相当大比例的市场化项目，为大基金带来财务回报。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大基金一期取得的成绩超出预期，在推动国家战略的同时，基本兑现了市场化运作的承诺。

前述专注半导体投资的VC负责人指出，大基金成立前，仅有的几家市场化半导体投资基金基本只投芯片设计公司，因为其周期相对较短、风险相对较低；而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支持的设备及材料公司，2014年—2015年在产业化过程中遇到困难，许多陷入财务困境，大基金正好接力扶持；扶持了一批这样的公司，目前都成为了行业龙头企业，解决了国家卡脖子问题。同时，大基金投资的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等扩产从每年增长不足5%提升至20%，解决了设计公司急需的代工厂产能问题。此外，中国急需的半导体存储芯片，大基金则支持了长存和长鑫两个技术路线不同的公司，解决了从0到1的问题：“2019年，芯片行业被美国卡的时候，要是没有这些公司，可能情况更加困难，这是大基金提前五年布局的结果。”

2016年，上海，某公司合伙人大会上，华芯投资时任总裁路军发言。 　　市场熟知的大基金“雪中送炭”的例子是中微公司。由“海归”尹志尧创立的半导体设备企业中微公司，2014年由于亏损，急需资金。大基金以4000万美元的股权投资和4000万美元的夹层可转债的混合投资方式，帮助其解了燃眉之急。此后，中微公司作为科创板首批上市企业，于2019年7月成功上市，其刻蚀机已被国际主流客户用于5纳米工艺。相比大基金入股时的2美元/股，中微公司当前股价超过130元/股，为大基金带来了丰厚的财务回报。

另一个例子是国内封装龙头企业长电科技。2014年12月，长电科技（ 600584.SH ）宣布，以7.8亿美元收购新加坡封测企业星科金朋，后者体量约是前者的2倍。大基金为此提供了约3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帮助长电科技完成“蛇吞象”并购，成为全球前三的封装企业。

“当时如果没有大基金的话，长电科技收购应该是蛮难完成的，因为那时候星科金朋是亏损的，资本市场对去海外收购亏损企业，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积极。”芯谋研究首席分析师顾文军对财新表示。

而在大基金一期中，投入最多的半导体公司当数紫光集团，至少284亿元投入紫光集团旗下企业，其中至少277亿元投入长江存储、约7亿元投入手机及物联网芯片厂商紫光展锐。

长江存储是国内惟一一家规模研发3D NAND存储芯片的厂商，今年8月3日推出的第四代三维闪存，堆叠层数达到232层，成功用6年时间追上了美国美光和韩国SK海力士等竞争对手。紫光展锐的手机芯片已采用6纳米工艺，虽然产品定位比高通、联发科低端，但凭借每年出货几百万颗芯片跻身全球前五大手机芯片厂商之列。

然而，这两家公司却因母公司的债务问题卷入风波。2020年11月，紫光集团出现债券违约，自此引爆债务危机。2021年7月16日，在债权人申请下，紫光集团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由管理人对外招募战略投资者，化解债务风险，并最终确定智路建广联合体为接盘人，承接紫光展锐等公司股权；长江存储则由地方国资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出资51亿元收购紫光集团所持股权。

2022年7月16日，就在紫光集团重整完成的第三天，紫光集团前董事长赵伟国、曾负责芯片板块的紫光集团前联席总裁刁石京和北京紫光科技服务集团董事长李禄媛被有关部门带走。不同信源均称，赵伟国身涉调查或与其个人所控公司和原紫光集团旗下公司之间利益输送相关，比如设备采购、装修工程等未经公开招投标的问题等。

大基金一期的投资也不乏争议项目。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00672.SZ ）主营业务为广播电视芯片，其研发的广电直播星芯片主要用于国家“户户通”工程，国内市场份额一度超过50%。2015年，由于机顶盒厂商开打“价格战”，国科微被迫下调广播电视系列芯片的销售价格，导致这块业务的销售收入迅速下滑，并进入竞争激烈的视频监控芯片市场。

就是这样一个细分赛道的企业，大基金在2015年对其投资4亿元，在上市前持有其21.05%的股份，为公司第二大股东。丁文武也不断在其公司活动或媒体采访中为其背书。2018年6月，国科微还宣布，拟与大基金、深圳子基金鸿泰基金共同投资，设立常州红盾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由鸿泰基金任GP，大基金和国科微任LP，以寻求有协同效应的产业并购投资。最终，该基金定名为湖南芯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湖南芯盛”），惟一的对外投资是在2018年成立了芯片设计公司江苏芯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该公司中，湖南芯盛持股50.1%、大基金持股49.9%。随着丁文武被调查，市场传出国科微创始人向平被带走的消息。目前，向平的手机无法接通、微信朋友圈也已停更，国科微董秘对此未予回应。

华芯投资投资后，一般会派出高管并在投资项目公司担任董事职务。被带走的杨征帆就在沪硅产业（ 688126.SH ）担任副董事长，在长川科技、中微公司、北方华创、万业企业、雅克科技、拓荆科技等上市公司担任董事。这些企业均是华芯投资三部投资的企业。沪硅产业生产单晶硅，在大基金的牵线下，沪硅产业进入长江存储的供应链；其在科创板上市三个月股价涨超10倍，市值一度破千亿元。

此次杨征帆失联，影响到十多家公司发布半年报。有相关企业告诉财新，大基金计划让杨征帆从这些企业辞职，但走完董事会流程还需要一些时间；辞职之后，杨征帆的案件进展便不需要再由上市公司进行被动性披露。

大基金的另一大隐患在于内幕交易。2019年12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高松涛在华芯投资任职期间，曾卷入一起内幕交易。汇顶科技（ 603160.SH ）是一家做屏下指纹识别的芯片设计公司。当时由于6名原始股东的限售股将于2017年10月解禁，为避免造成股价波动，汇顶科技找到华芯投资，沟通由大基金受让减持股份。最终，大基金受让汇顶科技6.65%的股权，而高松涛全程参与该事项的筹划、决策、执行。

王萍在工信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工作时，曾与高松涛是直接上下级关系，两人离职后仍保持联系。在从高松涛处获悉大基金持股信息后，王萍曾买入汇顶科技合计约45.17万股，成交金额约4696.75万元，最终亏损396.24万元。证监会决定，对王萍处以55万元罚款。

间接投资“埋雷” 　　除了被投企业，本轮大基金反腐还涉及其投资的市场化基金。路军被带走的当天，鸿泰基金的合伙人王文忠亦被带走。鸿泰基金随后在官网删除了与王文忠相关的信息。

2016年8月，深圳南山鸿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大基金出资7亿元，占43.75%；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出资4亿元；深圳市南山区国资旗下的深圳市汇通金控基金投资有限公司出资3亿元；紫光集团旗下的西藏紫光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出资8000万元。基金管理人（GP）为鸿泰基金，曾投资传音控股、江波龙等。

大基金虽为主要出资人，但并未向鸿泰基金直接派驻管理人员。鸿泰基金注册资金1000万元，董事长黄学良占33.34%股份，王文忠占33.33%股份，曾之杰控制的深圳市厚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占33.33%股份。

据财新了解，鸿泰基金合伙人王文忠与路军是同学关系，曾经在国家开发银行共事。王文忠本科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无线电技术专业，后在北京大学获金融学硕士学位。王文忠在北京先后成立过几家公司，如2007年成立北京恒融焱兴管理顾问有限公司，2009年成立北京新锐阳光会务有限公司，2010年成立北京融蚨祥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履历显示，王文忠并无大型或知名投资机构任职经历。

一位曾经和路军及王文忠在国开金融共事的人士称，王文忠和路军关系密切，路军会将其看好但职能范围外的项目介绍给国开金融内其他团队，王文忠则负责后续项目跟进和落地。

“在用人上，路军安排王文忠进驻基金管理公司担任合伙人，为日后埋下了隐患。”一名接近鸿泰基金的人士称。

实际上，鸿泰之外，大基金还投资了10家基金。其中，大基金与地方国资等合作的基金有五家，分别是北京集成电路制造和装备基金、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产业投资基金、上海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上海集成电路设计与并购子基金（武岳峰基金）、盈富泰克（深圳）环球技术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龙头企业共同设立的投资基金有三家，分别是与京东方设立的芯动能基金、与中芯国际设立的中芯聚源基金、与三安光电设立的安芯基金。

和鸿泰基金类似，出资人是社会化资本的基金还有元禾璞华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上海超越摩尔股权投资基金。

鸿泰基金在大基金内外部的评价中，均不及其他市场化机构。一家半导体风险投资机构负责人直言，鸿泰基金并不是知名的GP在管理，投资的项目也不突出：“路军最不该派一个自己的人去所投资的基金，国资就应该避嫌。”

通过参与设立主攻半导体投资的基金，大基金又进一步投资了大批半导体企业，比如北京君正、积塔半导体、翱捷科技、恒玄科技等。这些基金的管理人不少是芯片业的知名人士，比如武岳峰资本的创始合伙人武平和元禾璞华的陈大同曾联合创立展讯通信，并带领其上市。展讯通信后来与锐迪科合并，形成了今天的紫光展锐。

前述专注半导体投资的VC负责人告诉财新，大基金由于体量太大，更适合做PE（私募基金），而早期的VC项目，大基金一期预留约100亿元，投入VC子基金，等初创企业孵化成熟后，再由大基金接手。

2021年10月10日，北京国际城市轨道交通展览会现场，紫光集团展区。 　　“这在当时非常有必要。2008年到2014年，绝大多数VC都不投半导体，市场上看半导体的VC只有几只。”前述专注半导体投资的VC负责人认为，大基金的这一尝试是必要的，最后也被证明是成功的，这些VC孵化的很多企业最后都成了大基金的被投企业，“芯片投资不能是一艘航母，应该是一个航空母舰舰群”。

另有一位芯片业人士也向财新证实，在参股子基金里，大基金会通过向投资决策委员会派代表的方式参与，上会项目一般需要先跟大基金汇报并获得认可之后，才会发起投决流程。

2018年，大基金二期组建时，市场曾希望大基金加大对市场化基金的投资。但最终大基金二期已经确定放弃继续投资VC机构。

另一边，伴随着社会化的半导体投资基金逐步站稳脚跟，其更为灵活的机制也吸收了诸多来自大基金的人才。此前，华芯投资二部的负责人就加入了武岳峰基金。

芯鑫租赁的角色 　　在大基金的投资战略中，一家名为芯鑫租赁的融资租赁公司从侧面发挥作用。路军担任华芯投资总裁期间，还有三年兼任芯鑫租赁董事长，双方投资对象多有重合，“联动”引发市场猜测。

芯鑫租赁于2015年8月由大基金牵头在上海自贸区成立，成立伊始董事长正是路军。2017年，公司完成首次增资；2018年6月，杜洋接替路军成为董事长。杜洋此前任职国开金融，大基金成立后是华芯投资的投资总监和上海分公司经理。

“路军作为股东委派的董事，是所有股东根据公司章程及董事会的议事规则选举产生的。”一位芯鑫租赁的高管如此回应财新关于路军从2015年到2018年任芯鑫租赁董事长原因的问询。

根据工商资料，芯鑫租赁成立时注册资本金为56.8亿元，大基金认缴20亿元，成为占股35.21%的第一大股东；并明确融资租赁公司40%资金需投向半导体行业的底线。

2014年，大基金成立时，市场上对半导体投资的股权类机构仅两三家。而2015年芯鑫租赁成立时，市场债权类的投资情况更严峻。银行鲜少投资半导体，因为公司亏损、回报周期长、波动性大，除了设备没有土地等质押物。前述芯鑫租赁的高管称，在欧美，半导体行业的融资中以设备为标的的租赁债权融资，能够占到其整体融资的30%；芯鑫租赁组建时即借鉴了海外模式：“70%到80%的资金都是从银行出来，融资租赁公司针对半导体行业的债权融资起到增信作用。”

2020年11月9日，上海，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现场展示的光刻机工作原理。光刻机过去几年被认为是中国芯片制造必须突破的核心装备。 　　芯鑫租赁设立之初就明确的一项业务，是给中芯国际提供融资租赁服务。根据工商资料，芯鑫租赁成立时，中芯国际出资10.56亿元，占股10.56%，是大基金之后的第二大股东，此后又在2017年和2020年两次增资和股转中持续增持，目前以8.17%的占股维持第三大股东地位。“没有芯鑫租赁，就不可能有中芯国际上市后的财务表现。”中芯国际内部人士曾如此形容芯鑫租赁的作用，中芯国际也一直是芯鑫租赁的第一大客户。其基本业务模式是：由芯鑫租赁购买设备，租借给中芯国际，由此，将中芯国际在设备一次性投入和后续折旧对财务报表的影响移出上市公司体外。设备租赁期结束后，中芯国际可选择回购或续租，也可由芯鑫租赁继续将二手设备租给其他用户。

因为中芯国际是美元计价的公司，因此其融资租赁业务其实是境内的美元业务，汇率敞口和风险亦需由租赁公司承担。一位接近芯鑫租赁的人士称，芯鑫租赁给中芯国际累计租赁债权融资一度达到18亿美元。

在实际业务运作中，芯鑫租赁扮演的角色更多样。大基金战略扶持的长江存储也是芯鑫租赁大客户。长江存储的初期债权投资超过200亿元，主要由银团提供。但国有银行为主的银团到款流程长，长江存储的资金需求却不能断。2019年，芯鑫租赁为长江存储提供了100亿元、5年至8年的长期融资租赁产品，但实际的用途是给长江存储在银团资金到位前解决短期流动性问题。“长江存储一年后就归还了60亿元，剩下的40亿元目前仍在按期偿付。”前述接近芯鑫租赁人士透露。

据财新了解，芯鑫租赁和企业确有在相关国家共同设立子公司，这些企业也多为大基金的被投企业。而设立子公司的目的多为海外并购。典型的项目，是半导体封测公司长电科技收购全球排名靠前的新加坡同行星科金朋。长电科技经营平稳，但本身微利，而星科金朋有巨额亏损，加之收购的贷款利息超过10%，收购后公司短期流动性压力大增。

2016年，芯鑫租赁为长电科技提供了多笔境外的设备租赁业务，缓解资金压力后就以在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设立子公司的方式帮助长电科技重组了海外高息债务。前述接近芯鑫租赁人士称，在长电科技收购后的两年时间内，其主要融资来自芯鑫租赁而非银行贷款。

业务多元的芯鑫租赁从2015年就实现了盈利。根据财新获得的一份公司募资材料，芯鑫租赁2019年到2021年的收入分别为26.39亿、26.83亿和27.47亿元，其中融资租赁业务和经营性租赁业务的收入占比基本维持3比1。同期，公司的应收款净额分别为399.43亿、329.08亿和440.41亿元；融资租赁业务毛利分别达到5.31亿、5.83亿和4.92亿元。

据前述高管介绍，经所有股东同意，2018年，芯鑫租赁开始启动股份制改造工作。大基金一期于2014年设立，2019年进入退出期，2020年大基金部分转让芯鑫租赁股权，系进入退出期后退出计划的一部分。

2020年10月，大基金将芯鑫租赁的24.05%股份挂牌上海联合交易所转让。最终，三个地方国资——深圳市重大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湖南省财信新兴投资合伙企业接手了大基金的股份，大基金持股下滑至6.66%，为公司的第六大股东。

几乎同期，一家名为浙江鸿鹄半导体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半导体投资企业，出资18.35亿元接手了芯鑫租赁五家中小股东的股份，最终成为占比13.89%的第一大股东。

大基金退出，第一大股东易主，但相关部门对芯鑫租赁投资半导体的资金要求不降反升，从设立之初的占比40%到2020年提升至50%。

据前述高管介绍，应后续增持的股东要求，希望公司整个管理团队保持稳定。到2021年，公司中层及以上管理团队自行出资成立了员工持股平台，部分参股了第一大股东的GP。第一大股东的GP中，除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外，其他主要投资人均有参股并委派了董监事。员工持股平台对GP无控制权，也无任何超额收益。穿透后，大基金及华芯投资人员均未直接或间接持有芯鑫租赁股份。

“对大基金的延伸审计在2021年9月进入芯鑫租赁，现场审计持续了三个月。”前述接近芯鑫租赁人士告诉财新，目前尚未收到公司有重大审计问题的通知。

芯片投资何处去？ 　　“对大基金的反腐不应变为对大基金投资策略和成果的口诛笔伐，忽略大基金对中国整个集成电路投资市场的拉动作用。”前述“国”字头基金负责人直言，目前一些舆论对中国芯片投资“砸出千亿元毫无成果”的评判有失公允。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第2号专项技术总师叶甜春则告诉财新，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大基金和科创板实际上形成了中国集成电路发展的链路和“新型举国体制”模式：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研发积累约10年，2014年成立的大基金跟进投入，“大基金一期的项目80%都是国家专项前期支持的项目，两者可以说实现了科技创新加产业投资的双轮驱动，科创板推出后则形成了产业、科技和金融的三链融合”。

2020年10月15日，上海，第三届全球IC企业家大会暨第18届中国国际半导体博览会现场。 　　在他看来，大基金一期对半导体行业的投资基本实现了全行业布局，投入的大部分是关键性的项目，其中制造业投入最多，也包括装备、材料和零部件企业：“无论是中芯国际、长江存储、长鑫存储还是长电科技的收购，都是龙头企业，代表的是国家意志，大基金投资也提振了整个市场投资的信心。”

截至8月4日收盘，科创板已上市的半导体相关企业共74家，约占科创板上市公司数量的16.7%；总市值约1.64万亿元，约占科创板总市值的27.23%。而科创板半导体领域市值前十的公司中，有四家都是大基金的投资企业。

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支持的时间是15年不同，大基金一期的投资时间仅为5年。其间诸多被投企业上市后大基金进入退出期，陆续减持，企业股价一度波动，大基金旋即被指“赚钱割韭菜”。例如，2020年1月至2020年10月，大基金两次减持汇顶科技，两次减持的比例均为1%，合计套现超20亿元。从公布减持计划，到减持完成后一个月的时间段，汇顶科技股价在两次减持前后分别上涨28.33%、下跌28.63%，振幅分别达到99.01%和40.84%。

诸多市场人士都曾表示，希望大基金二期可以拉长投资周期，并进一步走向早期投资，不必过度追求固定回报，风险承受能力适当提高等建议。

路军调离大基金后，华芯投资新的负责人投资策略更为谨慎。目前已经投资的项目仍主要集中于中后期、Pre-IPO轮，甚至已上市的项目。根据中信建投4月的统计，大基金二期共宣布投资38家公司，累计协议出资790亿元。其中，晶圆制造投资额约594亿元，占比达75%；集成电路设计工具、芯片设计投资额约81亿元，占比10%；封装测试投资额约21亿元，占比2.6%；装备、零部件、材料投资额约75亿元，占比10%；应用投资额约19亿元，占比2.4%。

“二期跟一期的投资名单大量重合，说明很多人为了避责，要投那种安全性最高的企业。”一位芯片业人士向财新分析称。

而大基金二期通过定向增发投资的诸多企业，如沪硅产业、北方华创、中微公司等，已是上市公司，并不缺钱。前述“国”字头投资人直言，大基金二期出资力度减弱，但对被投公司的要求更为严格，在市场并不缺钱的情况下，企业对于拿大基金的钱兴趣有所下降。

顾文军也表示，大基金二期可以考虑分析产业的环节属性，看哪些是可以通过市场化解决的，就交给市场基金去投资；哪些是短期内很难通过市场化解决的，比如光刻机，让大基金更多专注在“硬骨头、老大难、无人区”上：“从全面带动转向带点式突破，查缺补漏。”

叶甜春认为，不应要求大基金二期去承担早期科研项目阶段的投资，而应尽快启动国家科技专项第二期，继续维持两者接力联动的作用。大基金二期完成后，三期基金在资金投入量上的必要性将大大减弱：“市场和地方政府都已经被激活，金融链条也已经齐备，届时大基金应投资更长期项目，体现国家意志的作用会更明显。”

针对目前市场对于半导体投资风向转变的担忧，叶甜春认为很快会有明确信号释放，国家对半导体行业的支持方向不会变：“芯片和钢铁一样，是最重要的基础技术，运动式发展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需要几十年的持续努力，才能久久为功。我坚信国家有战略定力，决不会动摇。”

实际上，从2020年到2021年，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纷纷加注半导体行业，行业泡沫已现。股权融资火热之外，银行也已经直接参与诸多债权融资，部分项目给出的条件相当激进。

目前，中国省市两级政府对半导体投资的力度正在进一步加大，较为积极的省市包括湖北武汉、上海、绍兴、南京、广东等。

路军被带走前，已经入职广州湾区半导体产业集团担任董事长。这一基金正是“国有资本+社会资本”的模式。基金2021年10月29日成立，注册资本160亿元，其中广州和珠海国资类主体认缴70亿元和55亿元，其他资金则由社会化资本出资，其中被带走的王文忠负责的鸿泰基金和路军持股的GP都在社会化出资人之列。

“如果路军不出事，广州湾区半导体产业集团就是挺好的事情。”一位了解广州湾区半导体产业集团的负责人说，广东是目前各地投资芯片中较积极的地区，“如此重要的国家战略，以它们既有的产业版图不应该缺位。”他指出，路军到广州前，广州湾区半导体产业集团已基本搭建完毕，不会因为人事变动停滞。

文｜财新周刊 白宇洁（特约） 屈运栩

“抢额度抢得很激烈。”一家“国字头”投资人对财新提起捷氢科技Pre-IPO轮融资情况时透露，当时收到了大约150份战略意向书，“连某石油央企的‘一把手’都去拜访他们。最终，十几家国资、产业资本和头部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分食了公司8.8亿元的融资份额”。

2022年6月28日，上汽集团旗下燃料电池业务主体捷氢科技发布IPO招股书，拟在科创板募资10.6亿元。这家成立于2018年的氢燃料电池企业，诞生四年来已完成五轮融资，上述上市前最后一轮私募融资完成于2021年9月，市场追捧热度超预期，投后整体估值约41.28亿元，约为公司2020年末净资产的9.6倍。

“有一个好爹”是捷氢科技受资本追捧的主因。氢燃料电池由于成本等因素，目前主要由财政补贴和政府采购支撑发展，市场化需求尚未爆发，上汽集团作为母公司，是稳定的下游订单来源。

捷氢科技在挑选财务投资人时，重点考量的也是资源而非资金。一家国资机构虽然只有5000万元的投资份额，却凭借为捷氢科技带去的700个订单，最终提升份额并获得了董事会席位。隐山资本负责人董中浪也对财新指出，隐山资本得以入局捷氢科技，是因其母公司普洛斯近年部署了规模庞大的分布式光伏项目，未来光伏制氢技术可与氢燃料电池形成战略协同。隐山资本最终获得了捷氢科技0.48%的股份。

捷氢科技并非特例。目前，重塑科技、东岳氢能、国富氢能、上海治臻、国鸿氢能等氢能源电池厂商都完成了数轮融资，明确提出了上市计划，各家背后都有不同城市集群的政策扶持以及数十家各类投资机构。

尽管氢能产业链企业整体处于技术重投入、经营亏损的阶段，但一名风险投资机构投资人对财新指出，燃料电池车像是一个“未来市场”，当下之所以有大量机构入局，是因为短期之内，各类政策在引导、描摹出一个相对确定的市场，“大家盯的就是政策规划能释放出来多少市场需求”。

氢能作为一种零碳排放的二次能源，在中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后，获得了明确的政策支持。2022年3月，国家发改委公布了《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下称《规划》），首次将氢能定位为未来国家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绿色能源转型载体，并计划在未来15年逐步建立完备的氢能产业体系。《规划》提出，2025年，中国的氢燃料电池车保有量要达到5万辆，在“十四五”期间扩张4倍。

各方都在押注氢燃料电池车复制电动车市场的成功。但就市场规模而言，氢车当前不及纯电动车市场的千分之一，市场预期氢车和氢燃料电池未来在长距离运输卡车等商用车领域先行突破。

目前，燃料电池低水平建设、产能过剩的虚火苗头已经出现。一些投资早期项目的机构已明确不再看单纯的燃料电池项目，而是跟随上述《规划》“探索氢能在工业、电力等多元领域的应用空间”，开始在可再生能源制氢、氢储能等领域布局。

催热融资竞赛 　　在氢能投资领域，燃料电池是最大的风口。根据清科研究院数据，2020年，氢能领域一级市场投资额23.35亿元，比2019年的13.43亿元几乎翻倍；到2021年，投资额升至38.27亿元。截至2022年4月，超过60%的氢能产业投资事件与燃料电池有关。

另据高工产研氢电研究所统计，2022年前五个月，未势能源、氢途科技、爱德曼氢能、国氢科技等八家燃料电池相关企业完成了亿元以上的融资，总融资额超过23亿元。

燃料电池之所以受到青睐，与产业成熟度相关，氢燃料电池车是目前产业基础相对较好的氢能细分领域。早在2001年，燃料电池车与纯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一同被列入国家“863计划”，拉开了中国学界、业界攻关燃料电池技术的序幕。此后20年，电池系统和关键部件的国产化占比逐步提升。

据香橙会研究院数据，2015年至2020年，一级市场共有179家机构参与燃料电池行业投资，其中产业投资机构126家，财务投资机构仅53家。雄韬股份（ 002733.SZ ）、中石化资本以及“清华系”基金水木资本等几家与燃料电池业务较为协同的产业投资者，动作尤为频繁。而从2021年开始，财务投资者的活跃度明显提升，当年36家获得融资的氢能产业企业，有21家获得了财务投资。

国内氢燃料电池企业多为高校产学研孵化企业或海外技术引进转化。比如清华大学背景的“燃料电池第一股”亿华通（ 688339.SH ），被市场认为是本轮氢能投资热之前最擅长资本运作的公司。2016年，亿华通收购了电堆技术公司上海神力科技后挂牌新三板，伴随订单增多，2019年市值近40亿元，于2020年8月转战科创板募资15.5亿元后，市值跃升至130亿元。

据海通证券研报，2021年，国内燃料电池汽车销量1586辆，亿华通一家销售了543辆，占比34%。但市场竞争逐步加剧，这一年，市场整体增长34.75%，亿华通同比仅增9.92%，市场占有率下滑。

资本正推动像亿华通这样的高校背景企业进入市场。2017年，上海交通大学孵化了电堆企业氢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西南交通大学则设立了四川荣创新能动力系统有限公司。2021年，两家公司分别获得了A+轮和两轮股权融资。

一、二级市场的融资能力和速度，攸关企业的市场竞争地位。2015年成立的燃料电池企业重塑科技，到2019年融资六轮，估值18亿元。亿华通上市后，重塑科技以一个季度融一轮的速度追加资本投入，到2021年3月提交科创板上市申请时，按拟募资20.17亿元计算的公司估值达80亿元。但当年8月，重塑科技撤回IPO申请。此前，证监会曾就其关联交易、客户集中度过高等问题进行了两轮问询。

技术创业公司之外，还有一类企业通过并购合作，依靠技术转化实现国产化。国鸿氢能创始人马东生做钢铁出身，2013年成立燃料电池系统公司碧空氢能，主要依赖加拿大燃料电池头部企业巴拉德（ballard）授权的技术专利生产。2016年，国鸿氢能转向自主研发，到2022年3月公司完成股份制改造，筹备上市。据最近一次公开融资信息测算，投前估值超过45亿元。

传统电池制造商雄韬股份从2010年开始设立燃料电池相关子公司，进军该领域；汽车配件供应商潍柴动力（ 000338.SZ ）则于2018年收购巴拉德，从而拓展出氢能业务；同年，长城汽车（ 601633.SH ）收购上燃动力控股权，衍生出燃料电池公司未势能源，未势能源目前完成了A轮融资。

科尼尔全球合伙人、大中华区能源及高科技业务负责人滕勇告诉财新，从装机累计上市占有率来看，四家企业占据70%的市场份额，“国鸿氢能约占40%至50%，新源动力以及亿华通收购的神力科技各占12%，氢源科技占9%”。

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下称《推荐车型目录》）的次数，是业内衡量燃料电池厂商市场份额情况的另一个指标。滕勇称，从这一维度来看，亿华通、重塑科技、国鸿氢能、雄韬股份、潍柴动力分列行业前五。这些企业大多在2017年各地密集出台氢能产业规划之前入行，具有一定先发优势。

国家电投氢能科技公司（下称“国氢科技”）和上汽集团旗下捷氢科技进入市场相对较晚，但电池系统和电堆产品指标均处行业前列。业内判断，资本加持下，这两家公司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

一名投资了多家氢能公司的头部私募基金投资人告诉财新，随着燃料电池系统集成和电堆生产技术自主化率提高，创投关注点逐渐向燃料电池领域的“卡脖子”原材料延伸。“三年前，中国的很多电堆、膜电极从加拿大进口，现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主化，那我们就要再往上提升一层。”

膜电极是电堆的主要构成部件，所谓“卡脖子”原材料，主要指组成膜电极的质子交换膜、催化剂以及用作气体扩散层的碳纸。原材料品质直接关系到燃料电池的性能和寿命，基础化学功力则是燃料电池车产业链上最难迈过的技术门槛之一。“现在质子交换膜的优势企业是美国的戈尔（Gore），催化剂是日本的田中贵金属，碳纸是德国企业。我们投的中国企业就在做这三个国家的替代。”上述头部私募投资人对财新称。

产业投资机构也持类似投资逻辑，2022年3月，中石化资本恩泽基金总经理周雨萱在2022年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上介绍，其公司投资方向之一，即以燃料电池为切入点，向电池的上下游延伸，寻找电极、膜材料、催化剂等原材料领域的优质项目。

国氢科技是燃料电池原材料端突围的代表。国家电投在给财新的书面回复中介绍称，国氢科技已完成质子交换膜自主化产品的开发，量产产线也已建成应用；同时，初步完成了“卡脖子”最严重的原材料——碳纸的自主化开发，并开始建设产线，计划在2022年内解决这一瓶颈。国氢科技获得了16家机构10.8亿元的A+轮融资，为2021年氢能领域最大的单笔融资。

“过去几年，大家看到了原材料领域的市场机遇，投入比较多，部分环节的关键技术指标也在降低。但总体来说与国外一线企业相比仍有差距，可能还需要五到十年来追赶。”滕勇称。

据滕勇介绍，相对燃料电池系统和零部件企业来说，电池原材料行业的整体格局更小、更散。“目前也有相对成熟的企业，包括做催化剂的贵研铂业、做质子交换膜的东岳集团、做气体扩散层的通用氢能和国氢科技。”后三家企业为氢能创业公司，其中通用氢能拟被华电重工收购；东岳集团则在2020年10月开始上市辅导，计划冲刺科创板；国氢科技计划在2023年至2025年完成IPO。

政策力造“氢车蛋糕” 　　与动力电池发展初期类似，燃料电池也是典型的政策导向行业，但此轮政策的密集程度与力度，远超十余年前的政府示范项目，有效激发了市场热情。

2020年9月，财政部等五部门发起燃料电池示范应用行动（下称“五部门示范行动”），京津冀、上海、广东、河南、河北等五个城市群入围首批试点，主要完成扩大车辆规模、攻克燃料电池核心技术、提升全产业链经济性、完善相关政策法规等任务。对于完成初始目标的示范城市群，中央财政予以事后奖励，每个城市群最多可获得17亿元的财政奖励。

中国科技部与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自2003年起在北京、上海、佛山等八个城市陆续开展过燃料电池应用试点。相较而言，“五部门示范行动”进一步扩大了氢车使用范围。2021年9月至12月，五个首批试点城市群方案陆续获批，47个示范城市计划在2025年前推广应用车辆3万辆以上。这是市场短期内能看到的最大的“氢车蛋糕”。

与此同时，地方自主布局氢能产业的热情高涨。据国融证券统计，2021年，有29个省市制定了与燃料电池车相关的政策规划，其中包括没有入围国家奖补试点的城市，譬如成都、重庆、武汉。“各方热情高涨，最终能够落地的氢能应用场景，主要还是政策驱动的氢能公交车。”一家股权投资机构人士向财新感慨道。

据滕勇介绍，此前多年，国内80%以上的燃料电池车都是以政府采购的公交车为代表的客车。而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燃料电池车应用场景显著丰富，自卸车、牵引车、环卫车、叉车等商用领域的车辆明显增加，客车比例总体下降，“目前公交客车和其他车型占比基本‘五五开’”。

乘用车领域已被锂电池拔得头筹，燃料电池车相较电动车的突出优势是加氢时间短、续航里程长，运输距离较长的商用场景是燃料电池的机会所在。因此，“五部门示范行动”向物流车等中远途、中重型商用车倾斜。上述《规划》更明确指出，未来燃料电池车应用的推进重点是中重型车辆。这也意味着，政策层意在港口、物流园区、工矿企业等非政府采购的商用场景，推动燃料电池车打开市场。

地方试点紧跟政策，上海首个示范年度计划推广1000辆车，其中仅210辆为小型乘用车和大型客车，其余79%为生鲜冷链、城际物流、重载物流等商用货车。

中国城市燃气氢能发展创新联盟秘书长赵吉诗对财新称，目前不少物流、工矿企业看到了燃料电池车在节能减排、能源转化效率等方面的优点，“但这些市场化领域很多是民营企业，要考虑赚不赚钱的问题”。他分析说，由于整车购置成本较高，且氢能基础设施尚未形成有效的网络，市场主体自发推广燃料电池汽车的动力仍然不足。

政府试图通过奖励和补贴，减少普通卡车和氢卡车的成本差。“五部门示范行动”车辆购置中央财政奖补总额共计7亿元，而北京、上海、郑州、鄂尔多斯等多个入围城市还出台了与“国家奖补”配套的地方奖补政策。例如在北京市大兴区，一辆示范达标的49万吨牵引车可获得来自国家、市、区三级奖补，示范期第一年，三级奖补比例为1∶1∶0.4，四年示范期累计达427.98万元，远高于该类车型约150万元左右的购置成本，还可覆盖部分运营成本。

五个城市群政策落地进度不一，赵吉诗透露，受益于北京冬奥会，京津冀城市群第一年度（2022年）的车辆推广任务截至目前完成约60%；但受今年疫情影响，上海和广东两大城市群的车辆推广目标完成进度仅在10%左右；河南、河北两个示范城市群在2021年12月获批，进展也相对较慢。“预计各城市群第一年度任务的完成情况可能都不会太乐观。”他说。

燃料电池头部企业和地方政府“强绑定”趋势明显。“几乎每个地方都会主推本地公司，比如亿华通在京津冀地区占优，北京冬奥会的大量订单就给它了；捷氢科技主要拿上海的订单；广东的订单给国鸿氢能多一些。”前述风险投资机构氢能方向投资人说。

单一客户结构难以保证企业业绩的持续增长。亿华通历年年报均提示客户集中度过高的经营风险：2021年，公司前五大客户带来的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84.16%。其中，对第一大客户北汽福田的销售额比重高达54.01%，主要订单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赛事服务车辆。重塑科技的客户集中度也备受质疑，2018年至2020年，重塑科技前五大客户占比分别为89.57%、87.18%、68.08%。

从中期来看，疫情影响下，各地财政收入形势普遍严峻，地方政府为燃料电池车埋单的能力越来越有限，“财政输血”模式的未来堪忧。

“氢燃料电池我们不投。”一名投资人向财新直言，其公司进入氢能产业链较晚，目前在燃料电池端看到的投资机会不多，只能将目光往上游原材料端延伸。另外，在下游需求主要来自政府的情况下，燃料电池行业的技术门槛被弱化，政府资源成为更重要的竞争力。“我们希望投资有技术含量的企业，而非一个更多靠政府关系资源推动的行业。”他说。

前述风险投资机构氢能投资人则告诉财新，很多投资机构已经不看单纯“攒系统”的公司了。“我们经常碰到一些项目，公司本身并不掌握核心技术，只是觉得自己有很强的政府关系，能拿到订单。但其实这类公司的产品同质化很严重，里面的电堆可能都是买的，对行业的进步完全没有帮助。”

产能过剩冒头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16年至2019年，国内燃料电池车销量分别为629辆、1272辆、1527辆、2737辆，保持上涨态势。而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突袭，加上当年行业进入补贴政策调整期——4月开始，“十城千辆”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暂停；9月，“五部门示范行动”方案对外公布，但未正式落地。多重因素影响下，2020年燃料电池车销量同比下滑53.07%至1497辆。

2021年，随着“五部门示范行动”落地，燃料电池车销量恢复至1586辆；进入2022年，这一数字继续上升，1月至5月售出燃料电池车935台，销量同比增加3.5倍。

对比来看，国内纯电动车同期销量达158.6万辆，燃料电池车的市场规模不及其千分之一。上述《规划》指出，一些地方盲目跟风、同质化竞争、低水平建设的苗头有所显现。“很多规划都不是以省为单位，而是以市，甚至是区为单位。供给一端已经出现产能过剩倾向。”一名市场人士感慨道。

一家头部风险投资机构新能源投资负责人指出，按照《规划》，到2025年，氢能源车辆的保有量是5万辆，但目前各地准备投产或宣布要做的项目已经远远超过这个目标。他分析，目前的氢能产业仍处于政策鼓励期，地方出于招商引资需求希望建厂投厂。因此未来还会继续出现大量投产情况。“先拉着大家上，上完之后再来规范。”

相对既有规划而言，燃料电池和上游原材料已然过剩。“2021年国内的燃料电池车销量仅1600辆左右，今年即便翻一番，也就几千辆的体量。如果看国内已建和在建电堆产能，可能到10万辆左右了。”滕勇称。

赵吉诗指出，对照实际需求看，从膜电极、双极板到气体扩散层，整个燃料电池产业链各环节都有过剩迹象。“按现在大家公布的已建好投产的产能情况来看，‘十四五’期间乐观预计的5万到10万辆燃料电池车所需的核心零部件，开足马力一年就能赶出来。”

产能过剩压力之下，价格战已起。2020年10月，国鸿氢能发布的鸿芯GI电堆产品给出最低1999元/千瓦的“战略合作价”，成为第一款价格低于2000元的电堆产品。一个月后，氢璞创能以新品1699元/千瓦的价格打破国鸿氢能的低价纪录。短短一周后，雄韬氢瑞公布的电堆产品报价低至1199元/千瓦。

燃料电池企业不计成本地打价格战，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吸引整车厂合作。赵吉诗指出，燃料电池系统、电堆等产品要想投放市场，必须先找到整车厂开发样车，并通过一系列性能评测、入选工信部《推荐车型目录》，而在这个过程中，整车厂往往处于强势地位。“燃料电池及系统供应商不仅要承担‘上公告’过程中的所有成本，还要在后续整车销售过程中优先保障整车厂的利润诉求。”

价格竞争的结果是企业毛利率压缩。亿华通财报显示，2019年至2021年，燃料电池系统销售均价从2019年的2万元/千瓦降至2021年四季度的9000元/千瓦，毛利率由47.2%降至40.44%。亿华通近年经营性现金流持续为负、亏损加剧，2019年至202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分别净亏损1400万元、4000万元、1.78亿元。2022年2月，亿华通披露港股招股书，拟继续融资“输血”。

重塑科技、捷氢科技等其他有上市计划的燃料电池企业也无一盈利，全行业仍处于技术迭代的高投入期。2017年至2020年前三季度，重塑科技研发费用在2775.94万元至1.47亿元之间，占营业收入比例也由12.16%增至89.41%。此外，原材料进口依赖仍是大部分燃料电池系统厂商面对的问题，质子交换膜、氢气循环泵等零部件进口比例仍高，成本压缩不易。

电池之外还有什么？ 　　燃料电池虚火渐显，交通以外的氢能应用场景，以及氢气制取、储运、氢储能等中上游环节，开始受到资本关注。这与产业政策的导向一致，《规划》明确提出，要丰富氢能应用场景，除了有序推进氢能在交通领域的示范应用，还要拓展在储能、分布式发电、工业等领域的应用。

可再生能源制氢（下称“绿氢”）被市场看好。实际上，在中国年产3000万吨的“氢能蛋糕”里，汽车用量仅占约1%。作为一种工业原料，氢气更多使用在合成氨、合成甲醇、炼化等工业领域。但一直以来，工业用氢以煤制氢、工业副产氢等产出过程中伴有碳排放的“灰氢”为主。

“碳中和、碳达峰”背景下，以绿氢替代灰氢是大势所趋。相较于燃料电池车这个“未来的故事”，绿氢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前景确定性更强。“因为这是个既有市场。”前述风险投资机构氢能投资人说。

《规划》指出，绿氢将是未来发展的重点。到2025年，可再生能源制氢量每年达到10万吨至20万吨，成为氢能消费增量的重要部分。

大规模且廉价的绿氢制取技术尚不成熟。滕勇介绍说，目前绿氢成本约35元/千克，比工业副产氢10至15元/千克的成本高几倍。成本主要来自光伏和风电的用能成本和电解水制氢装备的成本。

目前最靠近市场的电解水制氢技术路线有三条，分别是碱性电解水（AWE）、质子交换膜电解水（PEM）、固体氧化物电解水（SOEC）。中国的碱性电解水技术处于全球第一梯队，但这种路线的电解效率较低，存在制备成本高、耗电量大等缺点；而后两种电解水制氢路线在全球都未实现大规模应用，涉及的基础原材料瓶颈尚待突破。

综合来看，中国制氢装备企业分三类：一类是老牌制氢企业，如被业内称为“老三家”的中船重工718所、苏州竞立、天津大陆。据招商证券研报测算，这三家公司在碱性电解水制氢设备领域占据了60%以上的市场份额；第二类是近年跨界入局的风电、光伏制造商和能源企业，具有代表性的有隆基氢能、阳光电源（ 300274.SZ ）、国氢科技；第三类则是新兴的独立创业公司，例如深圳的瑞麟科技、山东的赛克赛斯、南通的安思卓。目前，中国制氢企业主要在碱性电解水、质子交换膜电解水两条技术路线上布局。

产业资本同样关注这一赛道。周雨萱透露，中石化恩泽基金也瞄准可再生能源制氢方向，目前对碱性电解水、质子交换膜电解水这两条技术路线均保持关注。2021年，中石化资本与康明斯集团1∶1合资成立了一家电解水制氢装备制造商，第一批产品预计在2023年下半年下线。此外，国氢科技也布局了制氢装备。国家电投对财新称，这样的布局思路是以业态培育、突破关键技术、推动产业发展为目的，主要看重中长期的战略目标。

2022年5月，电解水制氢催化技术产品研发商莒纳科技得到了来自联想之星的天使轮融资，融资金额未披露。现阶段，绿氢制取还未走向大规模应用，现有项目基本以示范为主，且以传统大型能源企业牵头居多。前述风险投资机构氢能方向投资人指出，这意味着绿氢的下游市场仍然离不开政府和国企。“怎么和这个领域的巨头玩在一起，对这些创业者来说是一个挑战。”

上述头部风险投资机构新能源投资负责人直言，从实践来看，老牌制氢企业和跨界入局的大厂更占拿单优势，因为它们具有规模化制造能力，且积累了一定的客户资源。比如2021年底，中石化在新疆库车启动建设全球在建最大的光伏制氢项目，总投资29.62亿元，投产后绿氢年产量可达2万吨。5月6日，该项目电解水制氢成套装置评标结果公示，入围的三家企业是苏州竞立、隆基氢能、中船重工718所。

但前述风险投资机构氢能投资人指出，绿氢领域的创业企业仍有机会，因为绿氢技术还处在早期阶段，大型能源制造商虽已切入市场，但并不具备技术优势，“氢能未来最重要的应用领域是储能”。

氢气能量密度高、可以长期存放，如果将难以消纳的可再生能源通过电解水氢气储存起来，有利于加大可再生能源的消纳力度，也有助于跨季节调峰。因此，政策层也将氢储能列为与抽水蓄能、电化学储能等并行推广的技术。《规划》提出，要开展氢储能在可再生能源消纳、电网调峰等应用场景的示范，探索培育“风光发电+氢储能”一体化应用新模式。

氢能产业链上，储运装备的技术瓶颈一直难以打破，是掣肘全产业链降本的一个关键因素。滕勇介绍称，目前相对成熟的储运企业包括中集安瑞科（ 03899.HK ）、富瑞特装（ 300228.SZ ）等，主要产品涉及运氢车辆、液氢容器、车载储氢瓶。2022年4月，从事氢气液化装置生产的中科富海低温科技有限公司完成B轮融资，投资方包括中石化资本、中化资本等15家机构。

上述头部风险投资机构新能源投资负责人认为，储运环节的投资机会不算多，因为氢气储运手段主要包括管道运氢、高压槽车运氢、液氢、合成氨运氢等几类，其中管道运氢涉及基础设施，创业公司和普通财务投资人难以参与。

罗国平、卢羽桐、余聪对此文亦有贡献

文中嵌入视频为：减排36计（9）氢动力赛车，出发！

视频说明：零排放方程式赛车开上赛道；氢动力赛车自组联赛，欲与F1分庭抗礼。

文｜财新周刊 全月

2022年的A股经历4月探底、6月的强势反弹，IPO的受理数量也随之激增。

6月27日至7月1日，共有247家企业申报IPO，其中沪市主板、深市主板、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分别有37、26、49、76、59家。整个6月新增IPO受理企业超过400家，而5月一共不到60家。

各家机构统计口径虽有差异，但2022年上半年IPO排队数量总体在800余家的高位。“堰塞湖”“排长队”等表述一度触及A股监管机构的敏感神经，被明确指出不宜简单定性，IPO审核效率已大幅提升。

“中国企业对于上市向来热情高涨，申报IPO的企业太多了，里面确实鱼龙混杂。规则内的审查、问询是非常必要的。”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如何在IPO数量、质量、效率之间取得平衡是一道难题。发行人身家飙升的上市梦、保荐机构创收压力下归位尽职的执行力、投资者惯性思维里对新股的盲目追捧，都让这道题难上加难。

证监会也曾一度发声：随着注册制的实施，排队现象反映出市场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有关方（包括发行人、中介机构）对注册制的内涵与外延理解不全面、对注册制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关系把握不到位、对注册制与交易所正常审核存在模糊认识，形成有效的市场约束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注册制下，围绕新股的种种问题，只要定价机制是有效的，很多A股的顽疾可以根除。排队企业多，那就让符合条件的上市。估值高了，投资者弃购、承销商包销，久而久之，询价阶段就会客观和谨慎，发行人也将改变融资预期。”一位券商人士坦言，但调整股市生态并非易事，除了一级市场坚持市场化原则，还需要二级市场的交易监管持续发力、法律法规对扰乱市场的投机势力的惩处加码。

排队长龙 　　2022年下半年伊始，A股IPO排队数量在千家左右。6月的最后一周，仅申报数量就有247家，创下单周申报数量新纪录。与此同时，虽然IPO过审率仍在高位，主动撤回的IPO项目却在增长，可见各交易所对于盲目抢报项目的审核力度依旧从严。

业内对IPO排队家数虽无严苛定义，但通常认为是从项目开始申报直至监管受理之间的公司数量。不过，随着注册制落地，考虑到信息披露的过程中存在多次书面反馈，在交易所层面过会后还须在证监会完成注册，业内也将待注册的IPO项目视为排队项目，这其中，就涉及多次问询、回复的过程。

在全市场中，截至7月11日，将已受理、已问询、已回复、已通过发审会、预先披露更新家数这几项数据加总，A股共计有923家IPO排队企业。具体来看，沪市主板163家、深市主板142家、科创板129家、创业板359家、北交所130家。如果从更广义的排队家数来看，加上中止审查、暂缓发行等数量，IPO排队数量已过千家。

不过，各家机构对于IPO排队的统计口径稍有不同。例如，安信证券诸海滨团队持续跟踪冲刺IPO的公司，将预先披露更新、已受理、已反馈的家数作为统计依据。其团队在2022年1月22日、2月23日、3月9日、4月18日、5月25日、6月13日、7月11日统计的IPO排队企业数量分别是611、516、521、327、378、455、853家。可以明显看出2022年等候IPO企业数量随着股市下探而骤降；而在6月市场超预期反弹后，IPO申报数量激增。

2022年上半年多达557家企业申报了IPO，保荐券商申报项目在30单以上的有5家，分别是中信建投、中信证券、民生证券、海通证券、国泰君安，依次达53、45、39、39、32家。

IPO审核通过率在各板块中有所差异，但全市场三家交易所2022年上半年首发项目通过率也在87.69%，并不低。

与申报的火热相比，2022年上半年，IPO企业主动撤回数量较多。2022年上半年，A股共计102家IPO企业撤回申报，占2019年7月科创板开市以来的三分之一，远超2021年上半年的81家；2021年全年撤回IPO申请的数量为145家。

仅6月29日当天，有8家IPO终止，其中6家IPO撤回终止，1家终止注册，1家上会前夕撤回申报。撤回IPO的公司绝大多数经历了多次问询，涉及的问题包括股份权属、收入确认、内控、持续盈利能力、成本同行业差异较大、关联交易等方面。

“撤回申报材料的企业，大多经历了很多轮的询问，或者在现场检查后，觉得IPO前景不明，主动撤走。”一位券商投行负责投价报告的人士表示，IPO排队数量增加，但真正好的企业数量有限，严格审核是非常有必要的。此外，2022年上半年，赶上A股整体估值回撤，各类指数跌幅较大，新股破发潮涌现，高估值的新股比较难发，保荐券商和发行人也在衡量后作出理性选择。

多轮问询保质 　　细看排队的IPO企业类型，无论是注册制下的科创板、创业板，还是沪、深两市的主板，甚至包括设立不到一年的北交所，等候IPO的公司较多分布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专业设备制造、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等行业。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7月11日，A股市场已有17只分拆上市股，其中2022年通过“A拆A”上市的有8只。从行业来看，“A拆A”的公司多集中在生物医药、计算机、电子、有色金属、电力设备、交通运输等行业。

“科创板设立以来，电子、新能源产业链上的细分赛道、生物医药等都是非常热门的上市行业，相关公司在各板块扎堆申报并不意外；对交易所而言，同业竞争也将加剧。”一位券商投行人士表示。

上述券商投行人士还介绍，发行人在根据自身财务状况选择申报IPO板块时，会和保荐券商探讨哪个板块更适合自己、更容易上市成功。比如，亏损的企业直接会选科创板，对估值有期待的可能认为双创板估值水平相对较高，盈利高的去主板没有那么拥挤，有一定发展潜力但规模不大的企业青睐北交所。此外，由于国内投资者人群在不同板块的区分度不高，发行人也会参考自身企业所处行业在二级市场的流动性来帮助选择。

从等候IPO的企业规模上看，北交所相对较小，预计平均募集资金3.25亿元；深市主板、创业板分别达7.43亿元、7.59亿元；沪市主板平均募资规模超过10亿元，为13.56亿元；科创板IPO排队企业的平均募资额最高，达17.19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科创板排队IPO企业的平均募资规模最高，这其中包含了“巨无霸”农业巨头先正达。上交所于2021年7月2日披露的先正达集团招股说明书显示，其计划发行不超过27.86亿股，募资650亿元，这一预计募资规模刷新科创板之最。剔除先正达后，目前，科创板排队企业的平均募资规模为12.24亿元。

普华永道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科创板融资金额1156亿元，高于沪市主板的949亿元；创业板融资金额871亿元，高于深市主板的115亿元；与2021年同期相比，科创板和创业板融资金额均有60%的涨幅。此外，北交所上半年融资金额为28亿元。

在等候时间上，2020年三季度以来，各板块IPO的排队用时均有加长的趋势。尤其是双创板，无论是被受理至交易所过会天数，还是提交证监会注册的用时，均明显延长。例如，2020年三季度，创业板注册制落地，相关排队个股通过深交所上市委会议后到证监会注册成功的平均天数为25天；此后，2021年的四个季度，该数据分别达120天、155天、173天、151天；2022年的前两个季度，均超过160天，为199天和167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2020年修订）》，自受理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之日起，上交所审核和证监会注册的时间总计不超过三个月。不过，发行人及其保荐人、证券服务机构回复上交所审核问询的时间不计算在内，回复审核问询的时间总计不超过三个月。

“我手上的一个项目被监管机构问询了多次，涉及项目的财务数据、股权问题、业务盈利各个方面，其实到最后，我们也很迷茫。确实有不少项目是在多次问询后主动选择撤回IPO申请的。”前述券商投行负责投价报告的人士表示。

在排队企业注册成功总用时方面，科创板平均天数从2021年一季度的266天，逐渐延长至2022年二季度的365天。创业板则更长一些，2020年三季度为平均89天，到2021年三季度已经平均超过一年，2022年一季度更是长达515天。双创板的IPO用时高于绝大多数时间里的同期主板IPO企业。

“IPO排队数量多，也是因为中国企业向来热衷于IPO，无论是从融资发展业务的角度，还是追求上市公司虚名以及实控人自身身家的光环。在各省份方面，地方政府亦是把上市公司数量当成金融工作和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考核目标。至于中介，大额的承销费利益下，券商也希望有更多IPO项目创收。投资者对于新股的热情和盲目追捧的思维还未彻底改观。”上述券商人士表示。

例如，2022年6月底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安徽省推进企业上市“迎客松行动”计划》，将通过五年努力，力争到2026年末，全省上市公司数量较2021年末翻一番，达到300家以上；上市公司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产业支撑和引领能力不断增强，全省多层次资本市场总体规模、层次结构等发展能级在全国位次实现新提升。

新股缘何不败 　　“资本市场的很多事，大多是循环的。比如2021年11月到2022年5月，大家都觉得注册制发展很健康：新股破发，投资者不再一窝蜂地打新，很多弃购，需要保荐券商自行包销；于是，券商主动压低发行人的价格，新股市盈率很少突破同行业水平，中介机构相对理性，高价股、高市盈率情况被修正。但随着6月市场回暖，次新股涨幅强势，新股又成了筹码，谁抢到谁就赚钱。”上述券商人士表示。

散户坚定新股必涨的信念来自二级市场次新股的强势。“次新股一般是指上市一到三年的股票。炒作资金非常喜欢次新股，有一些题材和热点，就能把股价拉高。”上述券商人士表示，次新股永远是稀缺的：新股破发了，庄家就能收集筹码；如果次新股行情一直在，即使上市破发，新股依旧是不败逻辑。这需要监管持续严格执法，打击市场操纵行为。

上市半年时间，股价接近翻倍，科创板次新股禾迈股份（ 688032.SH ）在7月7日成为目前A股市场除了贵州茅台（ 600519.SH ）之外的另一只千元股。截至7月13日，禾迈股份股价已回落至879元。

在发行阶段，禾迈股份曾因“百元百倍”的高市盈率、高发行价被大量弃购。随着光伏行业微逆题材热度攀升，禾迈股份的资金追逐热度也蹿升。

禾迈股份于2021年12月20日上市，其发行价格高达557.8元/股，发行市盈率达225.94倍，超募资金逾50亿元，上市首日股票大涨29.98%。而此前，由于发行价过高，禾迈股份出现过大规模弃购，弃购金额高达3.63亿元。

中信证券除了包销了上述3.63亿元、合计65.14万股的弃购股份，还是禾迈股份的战略配售参与方。中信证券获配的战投股份为20万股，占IPO发行数量的2%。与包销股份无限售期不同的是，战略配售股份需在上市两年后解禁。

通过包销股份和战略配售，中信证券一度持有禾迈股份85.14万股。但细看禾迈股份的十大流通股东，2021年年报中，中信证券持有禾迈股份13.46万股；而在禾迈股份2022年一季报的流通股东中，已无中信证券，包销流通股或已被中信证券在5月大涨前出尽。

“禾迈股份上市就碰上了A股整体估值调整，打新投资者对于这种高价股都敬而远之，造成了大量弃购。事实也如投资者所料，在上市半年时间内，禾迈股份都处于破发状态。2022年3月和4月的股市下杀，禾迈股份的股价低至362元。”一位券商人士表示，5月以来，科创板触底反弹，热门题材股的确定性比较高，大量资金涌入。

禾迈股份的主业是从事光伏逆变器等电力变换设备和电气成套设备及相关产品的研发、制造与销售业务，其中光伏逆变器及相关产品主要包括微型逆变器及监控设备、模块化逆变器及其他电力变换设备、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

“次新股没有大小非减持，没有暗庄，上市后几个月都是破发状态，筹码洗得很便宜，有了热门题材，股价非常容易被抬升。”上述券商人士表示，二级市场投资者还是需要谨慎。

中信证券在2月8日的研报中预估，禾迈股份股价可冲击1000元。研报指出，由于微型逆变器行业处于高速增长期，应用PEG估值（市盈率相对盈利增长比率）更能有效反映出公司动态成长性，当前禾迈股份的可比公司平均PEG约在0.8倍，隐含2022年近80倍PE，基于此估值水平维持公司目标价1000元，维持“买入”评级。

禾迈股份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约为7.95亿元，同比上涨60.6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约为2.02亿元，同比上涨93.78%。2022年一季度，禾迈股份营收、净利继续双增长，实现营业收入约为2.29亿元，同比增长95.5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约为8725万元，同比增长175.23%。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IPO超募，禾迈股份在上市首日宣布将募集资金的45亿元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高价股超募资金的使用效率也因此受到质疑。

中介责任加大 　　在注册制下，保荐券商团队的IPO项目周期一般是三年起，涉及改制、辅导备案、发行、上市各个环节。“花了时间、精力，投行都想自己的项目能顺利上市，更别说这里面还有保荐费、承销费的利益。发得越高，投行赚得越多。”上述券商人士表示，目前，IPO保荐费用大致在200万至400万元不等，承销费一般占承销额的6%—8%，行业中位数约2000万元，规模较大项目的承销费有大几千万元。

早在2021年7月，证监会就曾发布《关于注册制下督促证券公司从事投行业务归位尽责的指导意见》。证监会指出，注册制试点以来，证券公司内控水平和投行业务执业质量总体有所提升，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一些证券公司尚未真正具备与注册制相匹配的理念、组织和能力，还在“穿新鞋走老路”，项目遴选不审慎，核查把关不严格，内部控制不完善，“带病申报”“一查就撤”等问题较为突出，影响上市公司质量和行业形象。这既有证券公司内控意识薄弱、公司治理不健全的原因，也有监管机制不完善、监管规则不健全的原因。

“注册制下，符合条件的公司都想有上市融资的机会，投行也铆足了劲儿要把业务做好。”一位投行人士表示，发力保荐业务时，投行如何把控项目质量亦是考验。

2022年上半年，证监会以及各地证监局，包括三家交易所、股转公司等监管部门，合计对券商开出163张罚单，同比增长约35%。其中，三分之一的处罚涉及券商投行部门；约十家券商及数十位保代因投行业务未归位尽责而领罚。

具体被罚事项包括内部控制不完善、廉洁从业风险防控机制不完善、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存在遗漏、对信息披露核查把关不到位、未充分关注发行人会计核算不规范情形等。

“资本市场里的上市公司数量是有限的。美股一共8000多家上市公司，其中美国本土公司6000多家。A股4800多家上市公司，加上海外的中概股，够得着上市门槛的公司大部分都已经IPO了。”上述投行人士指出，在此背景下，投行团队既要挖掘更多新项目展业创收，又要保证公司质量，难度不低。

2022年上半年被罚的投行不乏头部机构。年初，2020年2月登陆科创板的紫晶存储（ 688086.SH ，现为*ST紫晶）被立案调查，截至2022年3月10日，紫晶存储及其子公司广州紫晶、梅州晶铠存在定期存单违规质押担保，合计金额3.73亿元，共为14家第三方累计提供16笔担保。

5月6日，上市仅两年的紫晶存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成为科创板第一家退市公司。6月25日，紫晶存储实控人被立案调查。中信建投的两名保代也因紫晶存储违规担保的事项被上交所予以通报批评。

“IPO过程中、上市后的交易所问询里，保荐机构都发表了明确的核查意见，却仍发生如此恶劣的违规担保事件。资金受限是很难尽调的事实吗？银行存款的真实性、状态如何、是否存在质押等细节不难核实，也本应是‘看门人’最基础的职责。”一位业内人士表示，若是中介机构的工作疏忽，相关IPO项目出问题，必须要承担连带责任，才能倒逼行业严格执业

文｜财新周刊 赵今朝 蒋模婷，陈鹏多（实习）

自2021年6月9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研发的灭活疫苗首批上市供应紧急使用，此后一年，中国再未有第8款新冠疫苗“过线”。

疫情初期，疫苗曾被视作终结大流行的曙光，然而新冠病毒从发现至今不断复制、传播、变异，速度惊人，使得疫苗预防新冠病毒感染的有效率明显下降，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冠疫苗保护水平急剧减弱。

现有疫苗不是新冠大流行的“终场哨”。2022年1月11日，奥密克戎在全球引起大幅疫情浪潮之际，世界卫生组织（WHO）新冠病毒疫苗成分技术咨询小组表示，突变谱和初步数据表明，疫苗对奥密克戎（Omicron）变体引起的症状性疾病的有效性将降低，但更有可能保留对严重疾病的保护。预防严重疾病和死亡不是疫苗开发的终极目标，还需要并应该开发对预防感染和传播具有重大影响的新冠疫苗。

在这类疫苗问世之前，随着病毒不断演变，目前新冠疫苗的成分可能需要更新，以确保新冠疫苗继续提供WHO建议的抗感染和防疾病的保护水平。

全球已上市的新冠疫苗，主要针对2019年底在中国武汉发现的原始病毒株中的刺突蛋白（S蛋白）而开发。然而，自奥密克戎广泛传播以来，病毒抗原发生的变化幅度之大，已经远超过阿尔法或德尔塔变异株，实质性的变化使得接种过疫苗或者感染康复后的个体对奥密克戎的中和活性都大幅降低。

在最近一次关于新冠疫苗成分的临时声明中，WHO指出，现有数据表明，将奥密克戎纳入更新的疫苗成分可能是有益的，如果要提供此类疫苗，最好将其作为加强剂用于已经完成COVID-19基本系列疫苗接种的人群；但不建议将奥密克戎特异性单价疫苗产品单独用作基本系列疫苗。

包含奥密克戎株的二代疫苗开发，已经成为2022年秋冬防疫“重头戏”，全球各国监管机构行动起来。

6月28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疫苗与相关生物制品咨询委员会以压倒性票数，赞成今后美国新冠疫苗加强针中必须包含奥密克戎变异株成分。7月1日，欧洲药品管理局（EMA）明确表态称，经调整包含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新冠疫苗作为加强针使用可以提高保护效果。EMA还表示，全球监管机构已经就更新COVID-19疫苗以应对新变种的关键原则达成一致。

三年来，欧美国家对新冠病毒进行了全方位病原学及免疫学研究，相应产生的疫苗研发及评价观点，将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全球新冠疫苗使用及疫情防控的重要依据。有资深疫苗研发人员表示，前述观点将对中国已有疫苗和新研发疫苗的监管和审批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国内疫苗的更新换代策略同时受到技术变化、审批流程、疫情趋势、疫情防控模式的影响。进入全球疫苗研发竞速“下半场”之际，秋冬来临之前，多名专家和疫苗行业人士预判，中国国内专门应对变异株的疫苗准备情况需要进一步加强。

虽然新冠病毒季节性尚未完全确定，但过去两年多的证据支持一个观点，即冬季更易发生更大规模的传播。与新冠病毒展开拉锯战的第四个秋冬，我们将使用何种“抗疫工具包”？

打加强针还是新疫苗？ 　　美国东部时间6月28日下午，长达8个小时的公开讨论后，FDA疫苗与相关生物制品咨询委员会以19∶2的压倒性票数，赞成今后美国新冠疫苗加强针中必须包含奥密克戎变异株成分。委员会多数成员还表示，希望新的加强针是同时针对原始株和奥密克戎BA.4/BA.5毒株的二价疫苗。

这一决定，将在今年秋冬季催生出全球首款使用奥密克戎毒株开发的疫苗。新冠病毒肺炎肆虐两年多，变异株无数，但此前普遍认为加强针策略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应对之策。然而，奥密克戎免疫逃逸能力之强，疫苗保护力衰减之剧，终于迫使人们改弦更张，针锋相对。

争论不可谓不激烈。投下两张反对票之一的霍夫斯特拉大学医学院儿科教授Henry Bernstein指出，疫苗企业试图用样本量有限的血清中和抗体滴度数据来论证更换毒株后能更好地应对奥密克戎，但中和抗体滴度并不等同于疫苗的保护力，证据尚不充分。哈佛大学医学院儿科教授、波士顿儿童医院高级医师Ofer Levy则强调，自己投赞成票的惟一原因，是美国秋冬季奥密克戎大流行的风险高于鼓励新疫苗的风险，下次做类似决定时希望FDA能提供更全面、有说服力的数据。

作为官方代表向委员会征询意见的FDA生物制品评估与研究中心主任彼得·马克斯（Peter Marks）承认，当前候选奥密克戎疫苗数据是不完美的。但他辩称，对是否更换毒株进行投票，FDA已经从今年4月拖到了现在。疫苗的研发、生产需要时间，如果想在秋冬季大流行到来之时用上新疫苗，6月底是最后的决策时机。

WHO上个月发布的临时声明，同样支持加入奥密克戎成分作为加强针，但承认这一立场的依据有限，鼓励不同疫苗平台生成更多临床数据。

2022年1月5日，菲律宾马尼拉大都会马卡蒂市，人们排队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图：Eloisa Lopez/IC photo

2022年2月1日，墨西哥华雷斯城，在一项针对50岁以上人群的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中，人们排队接受新冠疫苗加强针注射。图：Jose Luis Gonzalez/IC photo 　　奥密克戎改变了疫苗研发的“游戏规则”。

奥密克戎是首个具有显著免疫逃逸能力的变异株。与原始株相比，奥密克戎BA.1的突变点位多达66个，其中32个位于病毒与人体细胞结合的关键部分S蛋白上，比德尔塔毒株多一倍。它是迄今为止与原始株进化亲缘关系最远的变异株。

奥密克戎因此能够轻松突破原始株疫苗和自然感染形成的保护。此前公认以保护效力见长的新冠mRNA疫苗，接种两针后对原始株保护率超过95%，对奥密克戎保护率却在50%左右徘徊，而50%在WHO的意见中是批准一款新冠疫苗上市的最低门槛。

最新研究更指出，接种两针新冠mRNA疫苗半年后，其保护力急剧衰减。6月《自然》子刊一项对超过100万新冠mRNA疫苗接种者的研究称，接种两针辉瑞/BioNTech新冠mRNA疫苗BNT162b2（商品名“复必泰”）三个月后，对BA.1和BA.2的保护率分别为46.6%和51.7%，七个月后保护率降至-17.8%和-12.1%，即研究中不打疫苗的对照组感染率反而更低。Moderna公司新冠mRNA疫苗mRNA-1273的数据也呈现类似趋势。

迎战变异株，加强针首先被提上日程。证据表明，加强针能使疫苗保护力再上一个台阶，尤其是防重症和死亡效果不俗。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的研究发现，在2022年中国香港奥密克戎疫情期间，打齐三针复必泰疫苗或科兴灭活疫苗后，防感染率分别可达86%和63%，防病死率都能超过97%。2021年底，开打第三针甚至第四针已成为全球普遍选择。

但加强针也难逃保护力衰减之厄。据前述《自然》子刊研究，接种第三针BNT162b2一个月后，对奥密克戎BA.1的防感染率从59.9%降至40.5%，对BA.2则从43.7%降至40.2%。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6月公布的最新数据也显示，接种新冠mRNA疫苗三针三个月后，对BA.1的防住院率从92%降至86%，对BA.2从71%降至55%。

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还尝试放开序贯接种，即基础免疫和加强免疫时接种不同技术路线的疫苗。此前有多项研究指出，“混打”比用同种疫苗加强能激发更强的免疫保护。但在实际执行中，受制于人们的“混打意愿”以及不同疫苗平台厂商生产和推广能力差距等因素，“混打”现状并不理想。截至6月27日，中国有超过7.6亿人接种了加强针，但其中“混打”的只有4132.5万人。

冲击旧疫苗的同时，奥密克戎迅速取代了其他变异株，很有可能成为原始株后持续流行时间最长的新冠毒株。这为新疫苗研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据Moderna介绍，早在2021年初，企业便尝试使用贝塔变异株开发新疫苗，但贝塔迅速被后来者取代，试验半途折戟。如今针对奥密克戎BA.1开发的新疫苗终于追上病毒变异，给出乐观的临床试验数据。

两款mRNA疫苗进度领先。6月8日，Moderna公布原始株/奥密克戎BA.1二价疫苗mRNA-1273.214的Ⅱ/Ⅲ期临床试验数据，试验共入组437名志愿者。结果显示，在接种两针原始株疫苗mRNA-1273后，用mRNA-1273.214加强产生的中和抗体滴度，是用原始株疫苗加强的1.6倍。

辉瑞/BioNTech则在6月25日同时公布了单价和二价BA.1疫苗的Ⅱ/Ⅲ期试验数据：作为第四次加强针的奥密克戎单价候选疫苗在30μg（微克）和60μg剂量水平下，对奥密克戎BA.1的中和抗体滴度增加了13.5倍和19.6倍；二价候选疫苗增加了9.1倍和10.9倍。

另外，在前述FDA会议上，6月初刚获得FDA推荐、还未得到紧急使用授权的重组蛋白疫苗NVX-CoV2373研发方Novavax，也首次披露了候选BA.1疫苗的早期数据：恒河猴实验显示，对比用原疫苗加强，第三针Novavax的BA.1疫苗能将对BA.1和BA.2的中和抗体水平分别提升1.9倍和1.7倍，但对BA.5没有明显提升。Novavax还称，其原始株疫苗的保护已经具有一定的广谱性，因此BA.1疫苗的优势似乎不如mRNA疫苗明显。

会议上，当专家对研发进度和产能提出疑问，三家企业均当场表态，只要监管部门及时释出信号，有信心将奥密克戎疫苗在秋冬季准备到位：Moderna表示，在8—9月可以拿出1亿剂BA.1疫苗供应全球，如果FDA更青睐BA.4/BA.5疫苗，则预计9—11月产能突破百万剂，11月底、12月初实现大规模量产。辉瑞表示，无论选择什么分支的毒株，都可以在10月第一周之前满足美国政府的第四针采购需要。Novavax最为保守，但也认为今年四季度能够提供足量的新疫苗。

马克斯在投票结束后称，接下来FDA将根据委员会的意见，高速推进二代新冠疫苗的研发、数据搜集和生产准备。预计10月起，美国将采用更新过的疫苗开打第四针。

2022年6月24日，美国佛罗里达州，用于6个月至5岁儿童的两剂新冠疫苗。图：Paul Hennessy/视觉中国 　　诚然，更换毒株只是第一步，接种新疫苗还需要解决更多细节问题。其中争议较大的事宜，包括到底应该选用奥密克戎的哪一个分支来开发新疫苗？迄今，奥密克戎已出现BA.1、BA.2、BA.2.12.1、BA.4、BA.5等重要子分支，其中BA.4、BA.5正在美国加速蔓延，比BA.2传染力更强，引起广泛忧虑。

马克斯表现出对选用BA.4/BA.5的强烈倾向。根据CDC的最新数据，BA.4/BA.5毒株在美国新增病例中的比例已经超过50%。他建议直接针对更可能在未来流行的毒株。另外，两家mRNA疫苗企业的研究均指出，接种BA.1疫苗能对BA.4和BA.5产生中和抗体，但抗体水平不如对BA.1和BA.2。他的观点得到委员会过半数专家的认同。

也有专家提出异议。美国国家卫生院公共卫生专家Adam Berger质疑说，虽然BA.1疫苗对BA.4和BA.5不够完美，但已有产品进入临床试验，BA.4和BA.5疫苗研发还在最早期。“我们真的要支持一款什么数据都没有的疫苗吗？”他说。

单价与二价之争是另一焦点。WHO流感参比和研究合作中心主任Kanta Subbarao支持二价，认为有助于让疫苗产生更广谱的保护。从理论上讲，如果疫苗里组合使用了两种差别很大的毒株，就更有可能产生对多种毒株的交叉保护。她还指出，最新研究发现，未接种疫苗但感染过奥密克戎的人，二次感染风险很高；但接种了原始株疫苗后再感染奥密克戎BA.1的人，感染奥密克戎BA.1和BA.2的风险都会大幅下降。这两种人群，可以认为分别模拟了接种奥密克戎单价和二价疫苗的情况。

这一观点也被候选疫苗的数据所佐证。Moderna表示，研发贝塔疫苗时，企业就曾发现二价疫苗的效果显著优于单价，因此开发BA.1疫苗时直接将二价作为目标；辉瑞则指出，BA.1/原始株二价疫苗诱导的BA.1中和抗体比单价疫苗低，但诱导的BA.4/5抗体明显比单价更高。

密歇根大学公共卫生教授Arnold Monto担心，选择二价疫苗路线可能会使疫苗中奥密克戎有效成分的剂量减少。

除了诸多技术细节问题，新疫苗的上市程序是否应该简化仍悬而未决。据德国《世界报》6月底报道，BioNTech正试图说服欧洲监管机构采用流感疫苗更新程序，仅依据动物实验数据便批准奥密克戎疫苗上市，但遭遇阻力。FDA病毒疫苗研究评估办公室官员Jerry Weir则表示，目前FDA倾向于通过免疫桥接试验让新疫苗尽快上市，即企业不需要提供Ⅲ期临床试验结果，仅需要在实验室中比较已有疫苗和开发中疫苗的中和抗体滴度。但如果要批准在儿童等特殊人群内接种，Ⅲ期临床试验数据可能仍是必要的。

马克斯表示，未来将继续召开咨询会议，形成一套新冠疫苗毒株更新的标准程序。

更新竞速 　　中国奥密克戎疫苗研发也早有布局。

3月1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郑忠伟对外介绍说，国内四种技术路线都在推进奥株疫苗研发：在灭活疫苗方面，中国已经开展了单价、德尔塔+奥密克戎两价，以及原型株+德尔塔+奥密克戎三价疫苗的研发，基本完成了临床前研究，并且已经进行了生产验证；重组蛋白疫苗开展了阿尔法+贝塔+德尔塔+奥密克戎四价疫苗的研发，正在申请境外的临床试验；腺病毒载体疫苗进行了疫苗株的优化制备，正在开展临床前的研究；mRNA疫苗正在积极推进临床前的研究。

率先采取行动的是新冠灭活疫苗两大供应主力。2021年12月，国药中生与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下称“科兴生物”）从香港大学处获得奥密克戎BA.1毒株样本，相继启动研发。

4月13日，国药中生北京所与武汉所研制的两款奥株灭活疫苗，在中国香港获得临床试验批件；次日，科兴生物也在香港获得临床批件。

目前，国药中生北京所进展更快，已在5月1日启动对未接种新冠疫苗人群的Ⅰ期临床，5月9日又在湖南省启动用奥株疫苗做加强针的序贯接种临床研究。科兴生物则在5月19日宣布，将启动一项在江苏省开展的奥株疫苗序贯临床试验。科兴生物品牌与公共关系总监刘沛诚告诉财新，二价、三价奥株灭活疫苗的研究也在推进，目前还没取得临床批件。

2022年5月1日，杭州，医护人员进行注射前准备工作。当日，由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的奥密克戎变异株新冠病毒灭活疫苗临床研究正式在杭州启动。 图：张煜欢/中新社 　　国药中生首席科学家张云涛曾在4月说，奥株疫苗临床研究预计需三到四个月完成。他还介绍说，目前计划在已接种二针或三针原型株灭活疫苗基础上，间隔3个到6个月和6个月以上两组分别接种一针或二针奥株疫苗，并开展安全性和免疫原性观察。另外，会在空白人群中同步开展奥株单独接种试验。“如果这部分临床研究获得数据，空白人群可直接打新疫苗。”

虽然国内灭活疫苗技术成熟、量产能力强，但押注灭活路线推出奥株疫苗，业内争议较大。首先是更新速度问题。“不像mRNA和腺病毒载体这样的技术平台可以根据公开的基因序列直接合成，灭活没有毒株做不了疫苗，启动时就容易慢人一步。”有疫苗企业人士表示，“灭活苗换毒株调整的时间就相当于开发一个新产品，没有捷径可走。”

原始株灭活疫苗的防感染效果不尽如人意，也削弱了业界对奥株灭活疫苗的信心。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主任丁胜认为，在奥密克戎出现之前，灭活疫苗防止德尔塔等其他变异株感染的效果就有不足之处，“本来在2021年中是有机会通过更换佐剂或其他方式来提升国产灭活疫苗的基础保护力，但当时企业意愿不强，错过了这个机会”。

参照海外研发进展，mRNA疫苗更新速度快、基础保护力高，使其成为奥株疫苗的热门候选。全球惟一两款“撞线”Ⅱ/Ⅲ期临床试验的奥株疫苗，即前述Moderna和辉瑞/BioNTech疫苗，都采用了mRNA技术路线。

2022年4月11日，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Sputnik News报道，俄罗斯联邦生物医学署新闻处发布消息表示，该署圣彼得堡疫苗与血清研究所开始批量生产新冠疫苗Convasel。图：Alexander Galperin/视觉中国

2022年1月2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其国产新冠疫苗Turkovac投入使用。图：Cem Tekkesinoglu/视觉中国 　　德国埃森大学医学院病毒研究所教授陆蒙吉解释说，mRNA疫苗更换毒株，只需要更新mRNA分子上的部分片段，疫苗的大部分成分可以沿用；而且其生产过程属于化学合成，在所有技术路线中更新速度最快。

国产新冠mRNA疫苗研发企业斯微（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斯微生物”）首席科学官沈海法接受财新采访时表示，mRNA疫苗从确定更换毒株到实际生产出可用于临床的产品，快的要几周，慢的不超过两个月。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下称“康希诺生物”）、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康泰生物”）均未沿用自身获批产品的腺病毒载体和灭活路线，转道mRNA开发奥株疫苗。6月9日，康希诺生物发布动物实验数据称，其基于mRNA技术路线研发的贝塔株疫苗mRNA-Beta和奥株疫苗mRNA-Omicron具有较强的免疫保护能力。采用mRNA-Omicron作为加强针，不管是对mRNA-Beta进行同源加强，还是对康希诺生物腺病毒载体疫苗克威莎进行序贯加强，都可提高对奥株的中和抗体水平。

康泰生物则在3月底对外透露，与嘉晨西海合作研发，已完成奥株疫苗及多价疫苗的免疫效果验证评价工作，制备的奥株mRNA疫苗在小鼠体内可诱导高滴度的中和抗体，但并未披露试验数据。

重组蛋白疫苗应用历史悠久，安全性记录良好，在适当的抗原设计和佐剂加强下防感染率水平较高，也是全球一大热门路线。该路线中，目前中国只有安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下称“智飞生物”）的“智克威得”于2021年3月拿到新冠疫苗“入场券”，并在今年2月获准用于加强针，3月1日正式获批附条件上市。

目前，智飞生物基于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团队的研究成果，正在推进一种重组蛋白二价疫苗的研发，针对德尔塔和奥密克戎两种变异株。据媒体6月17日报道，目前该疫苗仍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预计在7月进行临床申报。

但重组蛋白疫苗的生产工艺较复杂，量产时保持品控稳定挑战较大。重组蛋白生产要将所需要蛋白的基因编码进细胞内，然后培育细胞，之后对细胞进行破壁、过滤，获得纯度较高的蛋白。这会拖累重组蛋白疫苗的更新速度。陆蒙吉表示，新冠重组蛋白疫苗的开发比mRNA慢，但由于蛋白合成不受病毒自身生长速度限制，通常快于灭活。然而，因工艺复杂，厂商生产水准不一，“不能绝对地说重组蛋白和灭活哪个一定更快”。

但不管选择何种技术路线，多家国内疫苗企业对财新表示，使用新毒株替代武汉野生株，是业内公认的新冠疫苗研发大趋势，大多数团队也在着手准备。但是，已有新冠疫苗获批的企业，技术成熟度、生产准备、资金积累、获批预期都更有优势，企业更新疫苗的意愿更为强烈。而对为数众多仍在推进原始株疫苗研发进度的企业，则要面临优先争取产品尽快获批，还是从头开始推进新一代疫苗的两难选择。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朱凤才表示，根据目前的讨论，已经上市的疫苗如果更换毒株，获批上市前仅需要做免疫桥接和小规模临床试验。陆蒙吉则认为，mRNA原始株疫苗数据充分，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大规模研究已开展过多轮，可以考虑参照流感疫苗简化疫苗更新获批程序。但对其他数据还不充分的技术路线，上市流程简化应该更谨慎。

“审评时，几乎每个专家都问了奥密克戎的问题。”一家近期获得临床批件的企业据此推断，奥密克戎的保护效力将是未来新冠疫苗研发和审批难以绕开的话题。

到底谁能胜出，取决于疫苗的实际效果。艾棣维欣（苏州）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下称“艾棣维欣”）执行董事张璐楠认为：“核心点还是，在病毒变异背景下，企业开发的疫苗还有没有效果？如果目前有效，在病毒不断变异的背景下，未来上市使用能不能仍然有效？”

重组蛋白：起大早赶晚集 　　押注“下半场”奥株疫苗之余，海内外疫苗研发现状的另一面是，“上半场”的技术路线之争还在持续。原始株疫苗尚未被宣布退出舞台，已斥重资的企业仍在争取下一批“入场券”。

新冠疫情暴发后，国内长期缺乏创新投入的疫苗行业焕发生机，呈现全面开花之势。抗疫之初，中国便布局了五条技术路径，除了第一代灭活疫苗技术，还包括腺病毒疫苗、重组蛋白亚单位疫苗等二代基因工程疫苗，以及第三代核酸疫苗，这包括mRNA疫苗和DNA疫苗。

重组蛋白亚单位疫苗曾因兼顾安全性和有效性，且在乙型肝炎、流感疫苗领域早有应用，技术较为成熟，被给予率先“撞线”的厚望。但它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以最典型的代表美国Novavax重组蛋白新冠疫苗NVX-CoV2373为例，美国联邦政府主导的“曲速行动”以17亿美金重金“押注”，但直到今年6月7日，该款疫苗才经FDA批准成为第四款可用于成人的COVID疫苗，上市进程晚于辉瑞、Moderna两款mRNA疫苗和强生公司病毒载体疫苗。

据外媒报道，Novavax重组蛋白疫苗之所以在美国迟迟未获紧急使用授权，是因为企业缺乏量产经验，不仅产能有限，且纯度指标不达标。虽然当时Novavax对产能问题予以否认，但在2022年6月，Novavax称已经解决了所有阻碍获批的生产问题，变相承认了此前的困难。

NVX-CoV2373的安全性问题也同样受到关注。FDA认为，心肌炎、心包炎病例与接种NVX-CoV2373有因果关系，且NVX-CoV2373的心肌炎风险或高于已在使用的mRNA疫苗。

截至7月1日，WHO公布的最新全球新冠疫苗候选物名单中，重组蛋白技术路线候选疫苗个数占据首位：临床阶段候选疫苗167个，重组蛋白技术路线有54个，占33%；临床前研究候选疫苗198个，重组蛋白技术路线有77个，占39%。

国内候选疫苗中位列“第一方阵”的两款疫苗也是重组蛋白路径，开发公司分别是四川三叶草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下称“三叶草”）和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丽珠集团”）。

据财新了解，三叶草疫苗用于新冠基础免疫的适应证已进入申报上市阶段，用于加强针的研究处于Ⅲ期临床；丽珠集团疫苗Ⅲ期关键性数据，已递交国家药监局并已申请附条件上市。

三叶草成立于2007年，主要为传染性疾病、癌症、自身免疫性疾病开发新型疫苗及生物治疗候选产品，目前未有产品商业化。2020年，三叶草乘着大流行的“东风”，成为“新冠疫苗黑马”。2021年11月5日，三叶草正式登陆港交所，发行价为13.50港元/股，共发行1.5亿股，由高盛和中金公司联席保荐。

然而，本预期于2021年四季度至2022年中期获附条件批准的新冠疫苗SCB-2019，迟迟未有进一步进展。2021年9月22日，SCB-2019Ⅱ/Ⅲ期临床数据公布。数据显示，该疫苗对于德尔塔株保护率79%，而若考虑全部毒株，该疫苗的综合保护率为67%；对于重症和死亡病例，保护率均为100%。

对比而言，已经在国内投入使用的智飞生物“智克威得”Ⅲ期临床结果显示，3剂接种预防有症状感染的保护率为75.7%，预防重症、危重保护率为87.6%。研究在奥密克戎高峰疫情之前完成，新发病例主要由德尔塔株引起。

6月5日，三叶草公告，企业已与监管部门沟通了SCB-2019滚动申请提交的最新计划，预计于2022年下半年完成向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EMA、WHO的注册申请提交，并将在获得附条件批准后上市。据此推算，SCB-2019拟上市时间已较预期推迟了近一年。

老牌药企丽珠集团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合作研发的“重组新型冠状病毒融合蛋白疫苗”V-01，也于2021年10月宣布进入序贯加强Ⅲ期临床试验。在两针灭活疫苗基础上进行的序贯加强Ⅲ期临床试验的中期主数据显示，绝对保护率为61.35%，且对于奥密克戎感染导致的新冠肺炎可产生良好的保护力。已发表的Ⅱ期临床试验数据显示，V-01具有良好的免疫原性和安全性，尤其是在老年人组中。

这两款疫苗为何还未获批？6月5日，三叶草公告回应注册申请进展时，率先介绍生产预备情况。公告称，基于在中国市场的预期供应需求，以及为简化同时向多个市场供应疫苗的流程，三叶草优化2022年的注册申请和生产策略；受上海等地暴发疫情影响，面临生产基地材料和设备的发货延迟等后勤状况，预计长兴生产基地将在2022年三季度做好准备接受GMP检查。丽珠集团董秘杨亮称，目前暂无生产方面的问题。

自主可控的本地生产，仍是监管机构考量的重要因素。张璐楠提到，疫苗申报之初，企业就必须与监管部门沟通产品定位，如果定位为国产产品，须遵循“地产化”原则，即最终产品必须能在中国工厂里完全独立自主地生产出来。与之对应的便是进口注册，即海外厂区生产出来的产品进口到国内。

张璐楠告诉财新，后续谋上市的疫苗企业面临一个共性的难题：全球先后经历阿尔法、贝塔、德尔塔、奥密克戎等多种新冠病毒变异株引起的疫情，加之已上市新冠疫苗接种扩面迅疾，在现实场景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早前一些临床研究设计已经不能达到监管方相关要求，而企业很难在较短时间拿出新的数据，导致获批进展延缓。

他进一步解释说，现在进展靠前的疫苗研究启动都较早，临床试验也多在未接种疫苗人群中进行。但现实情况是，全球绝大多数人已经接种过疫苗，因此未接种疫苗的人群的试验效果不能反映真实世界的情况，试验临床意义受损。

张璐楠指出，企业与监管部门沟通的结果就是，调整临床试验方案，补充已完成基础免疫人群的序贯试验。

6月14日，三叶草宣布，评估SCB-2019作为异源新冠加强针对既往免疫接种灭活、mRNA或病毒载体疫苗效果的Ⅲ期试验完成首批受试者接种，预计将在三季度获得第三针加强组关键数据。已公布序贯加强Ⅲ临床试验部分数据的丽珠集团称，关于疫苗研发、疫情变化及预期均有诸多不确定性，对企业而言，目前主要仍是将精力放在现有新冠产品的研发及申报上市工作上，Ⅲ期关键性数据均已递交，暂无进一步更多进展。

一名资深医药行业投资人则认为，部分疫苗创新企业尚无产品商业化，前期专注于研发和临床试验，缺乏对审批和上市后推广的考量和布局，因此影响了产品上市进程。杨亮表示，最终审批结果要看国家审批或使用的整体考量，企业会全力以赴推进与配合。

就差“临门一脚”的企业还在努力。然而，基于国内已经连续13个月没有新的新冠疫苗“出线”的现状，企业对后续候选新冠疫苗获批前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前期疫苗研发到上市的特殊速度恐难再现。据财新此前了解，三叶草SCB-2019未能获准按照紧急使用申报，而需遵循正式上市获批的完整流程。有疫苗研发企业反映，虽然药监内部仍设有专门的新冠审评团队，企业也可以滚动提交申请，加速审批过程，但较疫情初期，审批正回归疫情前的正常门槛，步伐放缓。在常规情况下，一款疫苗从研发到上市需要8年—10年，成功率也仅为20%。此前，埃博拉疫苗历经5年，寨卡病毒疫苗也耗时2年。

最近一次获批“里程碑”相对密集的时期是今年4月。4月3日，石药集团发布公告称，其开发的新冠mRNA疫苗“SYS6006”已获国家药监局批准在中国开展临床试验。次日，康希诺生物也宣布其新冠mRNA疫苗获得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件。4月26日，国家药监局又同时批准了科兴生物和国药中生的奥株新冠灭活疫苗进入临床研究。4月29日，斯微生物也宣布公司有一款新冠mRNA疫苗在中国获批临床。

有业内人士认为，国内新冠疫苗审批沉寂数月后迎来“小爆发”，除企业自身研发取得进展外，也与2022年上海疫情暴发后官方重新重视疫苗效力问题相关。2022年3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提出：加强疫苗、快速检测试剂和药物研发等科技攻关，使防控工作更有针对性。

多名行业人士预测，明年将是候选疫苗获批的关键时间点。张璐楠认为，新一代疫苗面市时，疫苗技术上可能会取得重大突破，比如出现多价甚至广谱疫苗，又比如改变递送方式，出现微针、吸入式疫苗，使得疫苗接种更为便利。

前述两家企业亦在原有技术路线上，启动了新一代疫苗的研发。杨亮称，针对奥密克戎株与新一代疫苗，公司也有很早开始启动二价苗以及特异性疫苗的临床前研究与申请工作，但目前工作重点仍是V-01上市申请。

5月底，三叶草宣布，潜在广谱嵌合型新冠候选疫苗SCB-2020SⅠ期临床试验完成首批受试者接种。这是一个基于贝塔变异株和野生型毒株嵌合型的S三聚体蛋白开发的二代广谱新冠候选疫苗。该产品将水包油乳化型佐剂系统推至临床阶段。

有疫苗研发人员提到，不同重组蛋白疫苗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抗原和佐剂的设计，两者都会直接影响免疫原性、保护效力和安全性。由于只是病原体的一部分蛋白作为抗原，重组蛋白疫苗本身激起免疫反应的强度不高，需要搭配佐剂使用。

佐剂是国内疫苗研发的“软肋”，目前广泛使用的铝佐剂，使用已有百年历史，可靠性高，但免疫原性相比更新的佐剂来说较弱。三叶草的SCB-2019使用美国Dynavax公司研发的CpG 1018佐剂以及传统氢氧化铝佐剂，丽珠V-01和智飞生物一样采用常规氢氧化铝佐剂。

有疫苗企业人士表示，更具创新性和更有效的新型佐剂长期受跨国企业主导，国内外现阶段技术尚有很大差距。

mRNA国内寻求突围 　　相较于重组蛋白，mRNA技术虽然诞生于上世纪，但因核心成分mRNA分子是遗传物质，各国监管部门对批准其用于疫苗生产一直极为审慎。但在空前激烈的新冠疫苗研发竞赛中，与其他技术路线多涉及生物制品培养不同，mRNA疫苗生产属于化学合成，研发速度优势充分显现。

Moderna和辉瑞/BioNTech的两款mRNA疫苗的保护效力数据不俗，大规模接种两年多后暂未报告严重安全性问题，逐渐被海外广泛接受。

在海外大放异彩的mRNA技术路线，在国内仍在寻求“突围”。“2020年科技部宣布（中国新冠疫苗研发）五种技术路线，当时我们就参与了，但现在mRNA一款都没有审批上市。”沈海法说。

业内普遍认为，国产新冠mRNA疫苗被寄予厚望却“难产”，与技术上的客观差距直接相关。“目前全球只有两家企业掌握mRNA疫苗产业化的全套技术，中国尚处于追赶的阶段。”云顶新耀首席运营官兼疫苗业务负责人张晓帆表示。云顶新耀引进了一款加拿大Providence公司处于Ⅱ期临床试验阶段的新冠mRNA疫苗，正在推进其在国内的商业化开发。

与海外头部企业数十年的技术积累相比，国内专攻mRNA技术的企业“年轻”得多。斯微生物成立六年，在国内赛道里已算得上“老牌”企业。一名斯微生物内部研发人士坦言，国产新冠mRNA疫苗“包括我们在内，各家技术都有瑕疵，‘起跑线’与海外有差距”。

但海外新冠mRNA疫苗的进口注册和技术转移，仍在走漫漫谈判路。2020年3月，复星医药向BioNTech支付至多8500万美元的许可费，以在大中华地区独家开发和商业化复必泰疫苗。但2021年7月对外透露药监局已经通过对复必泰的专家评审后，此后复星医药不再回应市场对获批预期的疑问。今年4月，知情人士向财新透露，BioNTech正与中国就复必泰进口注册事宜进行谈判，BioNTech对推进对华技术转移持开放态度，中国政府主管部门也已充分知悉。BioNTech和复星医药此前已进行一些前期对接，但技术转移“还存在本地合作方技术承接能力和生产质量控制水平的现实考量”。谈判进展至今未向外界公布。

对自主可控的追求，让国产新冠mRNA疫苗呼声高涨。2021年，在其他几款路线相继有产品获批后，国内曾爆发空前的研发和投资热情，争夺首款国产新冠mRNA疫苗“桂冠”，但尚无一家撞线。

进度一直领先的是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沃森生物”）与苏州艾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艾博生物”）合作开发的AWcorna，目前正在开展海外多中心Ⅲ期临床试验，同时在中国作为加强针接种的临床试验向Ⅱ期推进。值得注意的是，AWcorna的海外Ⅲ期临床试验早在2021年8月便已获批，但企业至今未宣布Ⅲ期到达终点，也还未披露Ⅱ期数据。综合企业不同时间段披露的信息，AWcorna的上市进度已多次延迟。

1月，AWcorna Ⅰ期临床试验数据“姗姗来迟”，但在Ⅰ期试验中最为核心的安全性数据上，AWcorna表现不佳。18岁—59岁健康成人志愿者在接种两剂15μg疫苗后90%出现发热，25μg组100%接种后出现全身性不良反应。研发方随后回应称，试验方案严格限制了退热药物的使用，造成了对不良反应的放大效应。

从研发起点看，斯微生物也属于国内“第一梯队”。2021年1月，斯微一代候选mRNA疫苗获得Ⅰ期临床试验批件。当年6月，斯微生物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李航文透露，将“很快”进入临床Ⅱ期。但到了8月，西藏药业忽然宣布与斯微生物2020年6月达成的疫苗合作开发协议生变，其不再享有这款疫苗的全球独家开发、生产、使用及商业化权利，前期投资转变为股权投资款。之后，这款疫苗再无新进展披露。

沃森/艾博仍在继续推进。5月31日，研发方公布AWcorna作为灭活疫苗加强针的序贯接种Ⅰ期试验数据。300名受试者接种在2剂灭活疫苗基础上，分别接种AWcorna疫苗或科兴灭活疫苗作为加强针。AWcorna组产生的中和抗体，对原始株、德尔塔株和奥密克戎株分别是灭活疫苗组的3.8、6.5和4.4倍。在安全性上，未报告严重不良反应，但发烧比率达33.5%，明显高于灭活疫苗组的4%。综合来看，数据支持AWcorna继续进行加强针试验，但其优势较灭活疫苗不够明显，更弱于海外竞品。

斯微生物转而推进迭代产品。2021年9月，斯微宣布开启迭代产品临床试验，目前已经在老挝开展Ⅱ期临床试验，暂未披露Ⅰ期试验数据。沈海法介绍说，迭代疫苗加入了新的突变点位D614G，并更新了配方比例和mRNA分子结构。

除了研发瓶颈待突破，mRNA疫苗涉及复杂的化学成分生产和控制，国内相关经验匮乏，企业未来还要闯量产工艺关。蓝鹊生物联合创始人、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林金钟此前曾告诉财新，mRNA疫苗涉及的原材料多达三四百种，其中一些关键原材料国内供应链还不完善。沈海法也表示，国内此前缺少微流控仪器等量产mRNA疫苗所需的关键设备，斯微已投入大量资金与设备商合作研发并取得进展。

2021年底，Moderna在一场专利官司中落败，又引发了业内对国产mRNA专利风险的担忧。mRNA疫苗中，真正起效的是mRNA，而LNP（脂质纳米颗粒）起到关键的保护和递送mRNA的作用。LNP专利目前由两家加拿大公司持有，该技术被Moderna和BioNTech用于开发新冠疫苗，后者已经间接取得了专利授权。而Moderna后续可能需支付高额专利赔偿。

除斯微生物使用自主研发的LPP（脂质多聚复合物）平台，国内其他在研新冠mRNA疫苗仍基于LNP平台。沈海法称，如果使用LNP平台，虽然可以在技术细节上进行创新，规避部分“子专利”，但很难逃脱LNP“母专利”的涵盖范围。沈海法认为，LPP平台递送mRNA更定向，安全性上更有优势。不过，该平台目前还没有成熟产品面世。

有资深疫苗研发人员表示，总体而言国内目前在mRNA领域中仍缺乏基础技术及其体系的研究，因此在国外已形成该领域技术的多重专利壁垒前，还需要更多工作积累和体系建设。

为了让mRNA尽快在国内突围，监管部门也在“追赶”。沈海法表示，中国目前还没有mRNA产品获批，审评审批标准需“不断地积累经验”。“要批一种药物，需要了解这个药物，还要有一系列的检测指标和方法。国内没有批过mRNA，所以要（企业和监管部门）加强交流，完善相关流程。”

复星医药负责人在6月底一次内部交流会中回答投资者问题称，猜测监管部门对mRNA技术路线仍持观望态度。他还表示，公司对复必泰疫苗获批抱有期望，仍在向监管部门滚动提交序贯接种试验数据。

虽然领先者已不同程度受挫，但赛道仍然拥挤。除2021年便陆续入局的艾美疫苗、锐博生物—阿格纳生物、国药中生复诺健、瑞科生物等，随着2022年4月康希诺生物、石药集团两款新冠mRNA疫苗获批临床，新的重量级企业仍在涌入。

2021年9月3日，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的抗新冠变异毒株的二代升级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左）和国药中生复诺健研发的mRNA新冠疫苗（右）。 “非主流”DNA和腺病毒 　　相比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的mRNA技术平台，同为核酸疫苗的DNA疫苗赛道稍显“冷清”。

DNA疫苗发挥作用的机制，是通过将编码外源性抗原蛋白的基因重组到真核表达元件的质粒中，然后将质粒导入宿主体内，利用宿主细胞中的遗传物质表达抗原蛋白，通过抗原蛋白诱导机体产生相应的免疫应答，从而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

艾棣维欣在重组蛋白疫苗和DNA核酸疫苗方面有多年积累，但针对新冠疫苗研发，并未走热门的重组蛋白赛道，而是选择后者，成为国内为数不多从事新冠DNA疫苗研发的企业。

对于这一选择，张璐楠给出的理由是：新冠疫情出现之前，尚无人用DNA疫苗被批准上市，探索的实践结果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虽然挑战巨大，但是一旦突破，就意味着新的技术平台得到验证，未来应用潜力巨大。

这恰恰成为许多研究者放弃DNA疫苗的理由。新技术的出现容易引起公众的质疑：DNA疫苗免疫原性恐难敌mRNA，且质料在人体存在时间较长，存在DNA序列被整合到基因组中的潜在安全性风险。

“现有证据没有办法排除长期副作用。”陆蒙吉提到，DNA疫苗改变基因组组成的隐患始终存在，过去更多考虑将这一技术运用到癌症、艾滋病等威胁生命的疾病领域。随着新冠病毒不断变异和人群免疫力的增加，其感染后危害性有限，因此在收益与风险权衡时，疫苗安全性要求越来越高，再考虑使用这类潜在风险高的疫苗可能性极低。

张璐楠坚称，疫苗实际效果有待实践来检验。艾棣维欣新冠病毒DNA疫苗pGX9501（INO-4800）2020年7月获得临床试验批件，2021年6月开展Ⅲ期临床试验。就在今年5月，艾棣维欣合作方Inovio宣布计划停止该款疫苗作为基础疫苗的一项Ⅲ期临床试验，转而调整为加强针项目临床方案。其公告称，新冠感染后重症发生率较低，这将增加试验规模和成本。基于COVID-19流行所处阶段，及基础免疫的普及，异源加强针市场提供了更大的机会。因此，不会优先将INO-4800评估为两剂基础疫苗，而是重点将其作为COVID-19疫苗的异源加强针进行研究。据悉，由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INO-4800，作为基础疫苗的Ⅲ期团结试验仍在正常进行。

张璐楠介绍说，INO-4800目前已经完成在接种过灭活疫苗人群上的序贯免疫试验，并正在海外国家递交产品作为加强针的上市申请。此外，艾棣维欣还在开发新一代针对沙贝科冠状病毒的广谱性疫苗。

全球已有一款DNA新冠疫苗用于人体。据《自然》报道，2021年8月，印度药品监管机构批准印度医药公司Zydus Cadila研发的DNA疫苗ZyCoV-D在12岁及以上人群中使用。针对2.8万名受试者的临床试验结果显示，该疫苗的有效性为67%，效果比多款已经上市的其他技术路线疫苗差。但研究者指出，相关临床试验是在奥密克戎株蔓延时进行的。日本AnGes、韩国Genexine、意大利Takis等公司仍在进行DNA疫苗相关临床试验。

另一“小众路线”腺病毒载体疫苗，已经在国内获批附条件上市，仅需接种一针，但对比同期获批的灭活疫苗，康希诺生物和军科院合作研发的该款疫苗销售额难言理想。“腺病毒（疫苗）海外也不是主流。”有疫苗研发人员表示，除了安全性方面的争议，现有研究表明，该技术路径效果也一般。

全球已获批腺病毒疫苗的表现，挫伤了行业对这一技术路线的信心。强生新冠疫苗于2021年2月获批在美国紧急使用，受血栓相关报道、生产问题（包括合同制造商意外混淆成分）以及民众对疗效担忧的影响，该款疫苗在高收入国家一直较少使用。在安全性方面，同种技术路线的阿斯利康面临相同争议，甚至一度被多国叫停接种。几经波折后，5月23日，阿斯利康宣布COVID-19疫苗Vaxzevria已在欧盟获EMA批准作为成人的第三针加强剂。

腺病毒载体疫苗有效性现实表现也稍显逊色。智利2021年8月公布的真实世界数据显示：辉瑞mRNA疫苗和阿斯利康腺病毒载体疫苗预防重症和死亡的有效率相当，但预防有症状效果差异较大，前者达87.7%，后者仅为68.7%。

英国卫生安全局Nick Andrews团队研究发现，两剂辉瑞mRNA疫苗接种对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保护率为35%；两剂阿斯利康腺病毒载体疫苗对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感染的有效性趋近于零。

陆蒙吉表示，腺病毒疫苗构建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由于相当大一部分人过去已经自然感染过腺病毒，人体本身对腺病毒预存的免疫存在可能会影响疫苗诱导的免疫反应强度，从而影响保护效果。同理，腺病毒疫苗也无法无限次使用，最多加强一次，之后载体就会“失活”，后续针次的有效性相比第一针或大打折扣。

广谱疫苗很遥远 　　新冠病毒持续变异，各类变异株层出不穷。为迅速应对，科学界和变异株正在开展一场时间上的较量。目前有三大研发思路：一种是单价疫苗，研制针对单一变异株的特异性疫苗，整个开发路径不变，只是更换毒株，这一过程较为简单直接；第二种是含有来自不同变异毒株的抗原的多价疫苗；最后一种是泛SARS-CoV-2/广谱疫苗，这被认为是一种更可持续的长期选择。

EMA近日表示，根据新出现的数据，针对两种新冠毒株（其中一种应该包含奥密克戎毒株）的二价mRNA疫苗，或能在扩大免疫反应方面提供一些优势。二价疫苗最初可考虑用作加强剂，等将来有更多数据可用时，可能会支持将它们用于初级疫苗接种。

中国企业多价疫苗研究刚刚起步。6月22日，神州细胞率先披露其重组新冠病毒阿尔法+贝塔变异株S三聚体蛋白疫苗SCTV01C Ⅰ/Ⅱ期临床试验期中分析结果。在阿联酋入组的234人临床研究显示，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真病毒交叉中和抗体几何平均滴度达800以上。此外，神州细胞还在SCTV01C基础上，开发了一种四价重组蛋白疫苗SCTV01E，抗原成分含德尔塔和奥密克戎变异株。5月27日，沃森生物登记了一款基于阿尔法+贝塔变异株S蛋白嵌合体设计的二价mRNA疫苗RQ3013的Ⅰ期临床，预计8月完成。

尽管已经披露的国外二价mRNA疫苗的加强免疫效果令人欣慰，但有资深疫苗研发人士认为，目前的问题是如何从病原免疫学的角度寻找具有更大意义的广谱免疫原性的抗原结构，而不完全是被动地跟着毒株的变异走。更进一步的追求，是探讨疫苗接种后如何具有更持久的免疫效果。

陆蒙吉提醒说，对于“广谱”的概念一定要进行严格区分，所谓的“广谱性”到底是基于什么原理。比如依靠高抗体滴度营造出“广谱效果”的疫苗，当抗体滴度随时间下降到一定水平后，所谓的“广谱抗病毒能力”便可能不复存在。

“从原则上来看，比较推荐基于细胞免疫的广谱性设计。”陆蒙吉解释说，细胞免疫不太容易受到含有主要中和抗体表位的病毒受体结合域（RBD）变异的影响，相比抗体反应，广谱性更好。在众多技术路线中，核酸、病毒载体疫苗诱导细胞免疫效果更明显。

目前做广谱疫苗更主流的策略，是选择在不同突变株中保守不易突变且强免疫原性的抗原表位，希望用它产生比较广泛且高效的中和抗体。张璐楠提到，从理论上来说，广谱疫苗开发有一定可行性，现有研究发现病毒变异过程中有很多不变的保守区间。

但张璐楠坦言，绝对的广谱是指找到一个靶点，无论病毒如何变异都逃不出设计的结构，“这是非常难实现的，甚至有可能永远无法实现这个绝对广谱的目标”。现在所谓的“广谱”疫苗，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比如可以抵御奥密克戎各亚型的疫苗。

流感疫苗已有70多年的历史，但迄今为止，仍没有持续有效的通用型流感疫苗上市。

丁胜认为，广谱新冠疫苗是一个长期研发的需求，研发的关键在于抗原的设计，国内有相关基础研究正在进行，但疫苗研发仍处于早期发现和研究阶段。

2021年12月底，上海博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宣布，与美国Fulgent Genetics公司、复旦大学姜世勃团队签署合作开发广谱β属冠状病毒B谱系疫苗的协议。据博沃生物董事长吴克介绍，目前开发处于概念验证完成的实验室阶段，企业拿到实验室样品后，需要按照未来商业化生产的定位重新进行工艺开发，比如调整配方、加入添加剂或（和）稳定剂等，最终成品采用的生产技术可能与样品大相径庭。

“实验室阶段做的东西相当于一个沙盘，通过沙盘的方式告诉企业，这边盖一个房子大概是什么样的、行不行。真正去盖的时候，企业还要考察‘地基是不是稳固’‘沙盘下有没有暗河’等现实情况。”吴克介绍说，算上临床试验，整个产品开发周期至少还需要一年多。国内康希诺生物、石药集团与国药中生等其他企业，亦在广谱疫苗领域有小幅“迈步”。

全球尚无真正意义的广谱疫苗上市，新冠广谱疫苗的研发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辉瑞首席执行官Albert Bourla曾在4月表示，该公司正在尝试开发广谱新冠疫苗，以应对更多变体，但目前仍未有相关计划流出。

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在2021年4月5日启动一款纳米疫苗SpFN的Ⅰ期临床试验，随后该所的研究人员希望用来自其他冠状病毒的蛋白质开发新版疫苗，以提供涵盖新冠和其他冠状病毒的广谱疫苗。据悉，该试验在2021年12月完成。另一家英国公司Emergex Vaccines研发出T细胞疫苗PepGNP-Covid19。这种疫苗旨在激活T细胞免疫，成为有效应对变异的广谱疫苗。该疫苗Ⅰ期试验于2022年1月在瑞士正式启动。

传染病预防创新联盟（CEPI）、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还宣布分别拨款2亿美元和4300万美元用于研发广谱疫苗，旨在预防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多种冠状病毒。但在受到两所机构资助的广谱新冠疫苗项目中，目前仅有SpFN、美国公司Gritstone与曼彻斯特大学合作研发的mRNA疫苗GRT-R910、ImmunityBio公司研发的双抗原T细胞疫苗hAd5 Spike+Nucleocapsid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广谱’概念虽然存在，但难在设计。”长期致力于疫苗临床评价的朱凤才表示，“（距离广谱疫苗诞生）很遥远，因为难度太大。”

新冠概念热退潮 　　不可否认，新冠疫苗的科研意义依然重大，但资本市场对其态度趋冷。一名资深医药行业投资人告诉财新，奥株疫苗研发的新动向也并未激起市场热情。

他介绍说，国产新冠疫苗上一波投资热潮是在2021年7月、8月间，当时新冠变异毒株在广州和深圳引起规模性本土疫情，先上市的疫苗产品利润初显，而新技术平台的开发相继迎来临床进展，“企业像打了鸡血一样往前冲，里程碑一个又一个被达成，资本方摩拳擦掌希望赶在下一个里程碑到来之前进入”。

以一度成为投资机构竞相追逐的“香饽饽”三叶草为例，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王晓东、百济神州总裁吴晓滨等多位医药领域著名人士，曾以不同身份加入董事会助其“吸金”。2021年2月23日，三叶草宣布完成2.3亿美元C轮融资并获得超额募集。本轮融资由高瓴创投和淡马锡共同领投，海松资本和奥博资本参投，原股东康禧全球投资基金追加投资。至此，三叶草12个月内总融资额超过4亿美元。前述投资人表示，在新冠疫苗赛道的高光时刻，投资机构想要在其中谋得一席之地，光有钱不行，还要“带资源进组”。

2021年以来，mRNA疫苗给辉瑞和Moderna带来巨额回报后，国内mRNA相关企业备受资本追捧。2020年6月艾博生物联合沃森生物启动新型冠状病毒mRNA疫苗研发。2021年11月，艾博生物宣布完成3亿美元的C+轮融资，本轮融资由软银愿景基金联合原股东五源资本共同领投。这是当年8月完成惊人的7.2亿美元C轮融资后，时隔三个月的又一轮战略融资。以此计算，艾博生物半年内融资额已超10亿美元。同年6月，斯微生物也获得2亿美元融资。

但在多家企业研发进展不及预期、审批也放缓后，市场对疫苗企业整体态度进入调整期，新冠疫苗资本退潮势头已经难以挽回。

多只新冠疫苗股先后步入下行通道。2020年8月登陆科创板的康希诺生物，以高价发行，但错过了A股市场疫苗股首轮炒作热情的红利，直到2021年4月才迎来一波强势拉涨，股价从350元左右经两个多月涨至最高逼近800元大关。但漫长的回调也随之而来，扭亏为盈的亮眼年报“成绩单”也未能支撑其股价“翻身”。今年7月，康希诺生物已跌至200元以下。

同时布局mRNA、重组蛋白和腺病毒路线的沃森生物，股价也遭遇“腰斩”。从新冠疫情暴发至2020年8月初，沃森生物攀上90元大关，随后行情阶段性起色难掩跌势，目前股价已跌破50元。

智飞生物2020年7月底时股价最高涨至193元，较年初涨近3倍，随后行情虽有阶段性反复，但2021年5月中旬再度见顶，后又一路滑落，2022年6月一度跌至83元，此后略有回升，截至7月1日停留在113元。

mRNA疫苗成为欧美国家的首选疫苗后，Moderna和BioNTech股价曾一度见顶，从10至20美元一路冲至450美元以上，随着新冠疫苗接种需求放缓，Moderna和BioNTech股价已经大幅回调。

“乘大势”的企业获益程度已经出现分化。前述资深医药行业投资人提到，因新冠疫苗研发和临床进展情况不一，不同公司处境也不一样：一些企业在临床早期阶段，已经发现产品效果不理想，持续投入只会让钱“打水漂”，便转而把融到的剩余资金投入其他产品，这实际比已经完全铺开Ⅲ期临床的企业“省下不少钱”。

上述资深医药行业投资人提到，前者账上还有资金，有机会再做新产品的Ⅰ期，故事还可以继续讲，而后者已经毫无退路，除非获批在市场“分一杯羹”，才有机会翻身。

最明显的案例，便是三叶草“孤注一掷”的选择。6月5日，三叶草公告称，暂停一个肿瘤项目和两个生物类似药项目的继续投入，全力推进新冠疫苗成功上市。

据三叶草2021年年报披露，其账上现金有27.67亿元，主要是首次公开发售、C轮融资以及GAVI（全球疫苗免疫联盟）预购协议所得款项，2021年仅研发费用就高达18.26亿元。这意味着，如果后续仍维持2021年的研发开支水平，公司现金流或将吃紧。此外，公司还计划3亿美元贷款授信用于未来新冠疫苗上市后的商业化运营。

三叶草公告称，在完成内部科学、财务和战略评估后，新冠候选疫苗SCB-2019的注册申请是公司当前的首要任务。据其2021年年报，截至2021年底，因开发新冠疫苗，三叶草亏损额已扩大至60.16亿元，较2020年9.13亿元的亏损额又增长近5倍。

以决然的姿态竞争新冠疫苗赛道的三叶草，是否有望获得可观的回报？根据招股书，三叶草对新冠疫苗未来潜在市场有一个极度乐观的估计：到2026年，全球所需约150亿剂的新冠疫苗。“尤其在出现新变种的情况下，可能需要进行定期的加强接种或再接种，导致未来数年全球对新冠疫苗有巨大需求。”三叶草称。

然而，多名行业人士称，新冠疫苗的需求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新冠疫苗基础免疫覆盖率已接近九成。截至6月27日，全国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12.6亿人，覆盖面达89.41%；第一剂加强针接种提升空间巨大，目前仅完成7.9亿人。

“后面主要看加强针和序贯市场。”另一名投资人表示。然而，国内新冠疫苗的需求主要靠政策推动，具有不确定性：是否打第四针、第五针？如何打？答案尚在迷雾中。

需求量无法预见的同时，疫苗价格持续降低已成为行业共识。前述投资人认为，除非开放自费市场，否则已经不太能指望单支疫苗能产生丰厚的利润，未来盈利主要靠量。

他补充提到，灭活等传统技术路线的疫苗已经大规模投入使用，即便基于新技术平台开发的疫苗上市，短期取代前者也不太现实，“大家广泛接受需要时间”。

行业已经将国外市场放在与国内市场同等重要的位置。多名行业人士认为，新冠疫情发生后，越来越多国内疫苗企业拿到WHO紧急使用授权，逐步走向国际市场，而第三世界国家疫苗基础针覆盖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未来前景可期。

已有研究证明，目前所有疫苗对人体的保护时间都是有限的。前述投资人认为，在没有解决免疫持久性问题之前，国际市场仍会有较为频繁的需求，至少两三年内有一个确定的市场。

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开始启动新冠疫苗第四针接种。3月21日，英国英格兰地区启动了春季加强针接种，面向完成第三针疫苗接种3个月后的年满12岁免疫系统较弱人群。3月24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召开疫苗分科会，决定追加购买1.45亿剂mRNA疫苗，用于第四针接种，接种对象为已完成第三针接种的所有人。

但需求正在下落。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报道，2020年12月到2022年5月中旬，美国各地药店、各州、联邦机构等共丢弃约8210万剂新冠疫苗，相比截至2月底被浪费的6500万剂有所增加。在5月底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Moderna首席执行官斯特凡内·班塞尔（Stéphane Bancel）曾表示：“我们通过华盛顿的大使馆联系其他国家政府，但没人想要⋯⋯我正在把3000万剂疫苗扔进垃圾桶。”

“整个市场投（新冠）疫苗这个事，我觉得从去年底已经基本结束了。”前述资深医药行业投资人认为。

吴克认为，新冠疫苗研发竞赛不是一场“百米跑”，而是一场“马拉松”，起跑阶段冲锋在前的运动员并不一定是最后的“胜利者”，最终获胜的一定是有耐力和韧性的运动员。

一款疫苗“跑完全场”的投入数以亿元计。张璐楠介绍说，一般而言，开发一款疫苗临床阶段前花费2000万—3000万元，Ⅰ期临床1000万—2000万元，Ⅱ期临床3000万—5000万元，而用于验证疫苗在大规模人群中安全性和有效性的Ⅲ期临床是“重头戏”，投入破亿元。

但留给新冠疫苗企业的市场席位已经不多了。有疫苗研发企业人士认为，新冠疫苗国内市场容量在个位数，最终脱颖而出的“玩家”要实现差异化定位，比如效果佳，安全性特别突出，适合老人、小孩等高风险人群等，但“最终产品不会特别多”。

前述资深医药行业投资人表示，领头企业具有先发优势，赚钱后可以通过技术迭代，保持竞争优势地位，“后来者”想要超越前面的人，必须真正具有临床价值和比较优势。

市场在等待下一个“里程碑式”的临床研究结果或者产品出现。

文｜财新周刊 罗国平 陈雪婉，白宇洁（特约作者）

6月，随着疫情扰动因素减弱，基建领域迎来赶工行情，多家市场机构预测，2022年国内基建投资或在三季度加速，并达到年内高点。

基建投资常被用来刺激内需，以进行托底经济的逆周期调节。2021年底以来，中央多番强调要“适度超前”、全面加强基建，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分别以1998年、2008年为起点，中国几乎每隔十年经历一次大基建周期，20年间快速城镇化。其中，21世纪初以“电热水气”（电力、热力、燃气、水）等能源公用领域投资为主，2008年以来靠交通投资拉动，近十年则是市政类投资加速。

据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统计，近五年，中国基建投资规模基本在17万亿至18万亿元高位，但比此前15年15%至20%的年增速已显著放缓。中国广义基建投资分为三类：最大体量在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业，规模约8万亿至9万亿元；其次是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规模约6万亿至7万亿元，“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即在其中；三是“电热水气”，规模约2万亿至3万亿元。

那么，这一轮基建投资的增长潜力在哪里？

市场的一种普遍看法是，尽管中国在基建领域长年“狂飙突进”，但截至目前城镇化率刚过六成，距离发达国家仍有十几个百分点的差距，铁路密度、道路质量、供水安全可靠性、航空港口服务效率等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4月底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所提“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与专项债聚焦的11大领域，都强调新老基建并重，覆盖交通、能源、水利、新基建、城市基建升级改造、农村基建、国家安全基建等领域；其中，现代能源体系则包括大基地、外送通道、储运以及系统调节能力等。

专项债即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针对项目、定位精准且不归入财政赤字，是此轮大基建的财政支持主力。今年中央安排新增专项债规模3.65万亿元，加上去年结转的1.2万亿元，意味着2022年专项债可使用资金达到4.85万亿元，较2021年增量近半。中信证券预计，2022年专项债中投向基建的比例约达65%，要比过去两年高出2到4个百分点。

国务院在5月底下发的33项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中要求，2022年新增专项债须在6月底前基本发行完毕，力争8月底前基本使用完毕。截至6月28日，年内新增专项债累计规模约3.4万亿元，比2021年上半年发行量接近翻番。

2022年以来的基建投资数据，已经开始呼应政策导向：1至5月，作为专项债发力重点的“电热水气”投资增长了11.5%，水利环境设施投资同比增长7.9%；而非专项债投资重点的交通运输仓储投资增速最低，为6.9%，其中铁路运输投资下降3%。

纵观经济全局，要达成年初提出的5.5%的GDP增速目标，任务十分艰巨。要稳住经济，市场机构普遍预计，基建投资增速须达到8%至10%。而新增专项债发行到形成实物工作量，至少需要三个月。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预估，二季度后半段和三季度，基建集中发力，增速或超过10%，高点有望至15%，“全年基建投资有望实现10%左右的增长”。

不过，今年上游原料价格高企，基建投资的实际增幅有所折扣。如一季度，上游建筑材料价格同比上涨约7%，一季度表面增速10%的基建投资刨去通胀，实际增速仅在约3%左右。

国研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能源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继峰对财新称，此轮低碳投资应多元布局，补短板、锻长板、除隐患，方向包括新能源大基地、储能、电网、充电站以及城燃管网改造等；而服务低碳目标的基础设施投资，往往更有经济回报潜力，只要有产能和技术进步支撑，都可适度超前。

在中环控股（ 01735.HK ）副总裁王策看来，追求有效投资，是本轮基建投资与过去的本质不同。传统领域基建投资会带动初级材料的采购和二次加工等基础原材料行业，通过新增项目可以向绿色生态、环保、5G、数据中心、数据库等倾斜，在投资结构上进行调整，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进而带动更长期的宏观经济发展。他认为，2022年仍需用大规模的传统基建投资稳住大局，新基建或要等2023年再规模化递进。

多名受访人士共同担心的问题是“钱从哪里来”。“中国2008年基建投资规模约在3.8万亿元，而2022年的基建投资体量预计超过20万亿元。”瑞银证券亚太区工业及基础设施行业主管徐宾对财新称。经多年高速发展，本轮基建的资金需求远高于14年前，在土地出让金收入减少、经济增长承压等因素下，无论中央财政、地方政府，还是央企、国企和社会资本，当前面临的资金压力都比上一轮大得多。

基建重担 　　2022年以来，地产投资持续负增长，制造业景气度受疫情和成本冲击，仍处于缓慢复苏期；基建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头戏”。

基建项目审批、开工、规模都呈加速趋势。今年前五个月，国家发改委共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48个，总投资6542亿元，同比增长215%，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大项目带动作用明显，期内计划总投资亿元及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同比增长10.2%，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3.3%。

据中银证券统计，2022年全国19个省份重点项目数量合计2.371万个，较上年增加9.4%；年度计划投资额合计9.91万亿元，同比增幅达到17.2%。比如浙江省年投资计划额同比大增138.3%。

从行业指标看，2022年以来，建筑业PMI持续保持在临界点50%以上；尤其5月的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达到62.7%、59.1%，连续三个月处于高位景气区间。

不过，疫情影响开工，“基建强、施工弱”。5月，中国小松挖掘机开工小时数为104小时，同比下降17.1%，但环比提高1.9%，环比连续三个月上升。作为滞后指标的挖掘机销量，5月，26家挖掘机制造企业国内销售挖掘机1.2万台，同比降44.8%，降幅较前两个月收窄。基建施工进度慢，也体现在实物消费量上，据我的钢铁网测算，今年前24周，周度螺纹管表观消费量均值为260.85万吨，同比降26.16%。

机械装备制造商三一重工（ 600031.SH ）在6月中旬的一次调研中称，目前公司挖掘机开工率约为80%，比5月的73%有好转；起重机开工率明显回升；预计挖掘机销售会在7到8月恢复正增长。

“最差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三一重工说。

中金研究院认为，基建投资增速与终端施工“冷热不同步”是流程问题。因为2022年基建新开工项目数量较多，但项目需要经过土地征拆等费用高且耗时的流程。一旦开工，设计勘察费等项目前期费用就计入投资，但尚未对下游挖掘机、建材形成需求。六家基建央企的数据亦证实，一季度基建新签合同额同比增幅普遍高于其他业务类型，而勘察设计咨询新签合同额的同比增速更高，大多超过20%。

江苏南钢贸易公司首席期现分析师蔡拥政总结称，此轮基建需求整体趋势是：中西部补短板；东部沿海城市城市群建设，以及城镇化向县城发展；中部地区则以市政产业园区、棚改为主导。

宁夏、内蒙古、西藏、青海、新疆等省份的基建投资在明显加快。5月，内蒙古五类设备平均作业量同比正增长并领先全国，其中拖泵、汽车起重机、桩工设备作业量均列全国第一；同月，宁夏履带起重机、压路机平均作业量居全国之首。

中基宁波集团黑色产业研投部钢材研究负责人李青谦在5月底介绍调研情况时称，西北基建“较好”，如甘肃建投资金到位情况较好，银行贷款支持、项目新增都较多。宁夏在6月明确了首批364个全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总投资1.6万亿元，正在推进的大项目包括了川藏铁路、西宁至成都铁路、海平高速、“西电东送”和“东数西算”等。

不过，明明认为，2022年专项债分配、项目审批向债务压力较小、财力相对充足的省份倾斜，优先保证重大项目加快开工和建设，因此，还是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省份的基建投资会增长较快。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出口急转直下至负增长，冲击国内工业生产与就业；当年11月，中国推出两年新增约4万亿元投资的扩大内需十项措施，直接刺激2009年广义基建投资增速飙升至42.5%，其中交运仓储投资的同比增速高达50%。回头去看，该轮过量投资带来了产能过剩、不良贷款、巨额地方债务等后遗症，但“铁公机”等基建领域投资也获得了一定的长期红利，为中国制造升级提供了基础环境。

此后多年，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抑制供给端无序扩张。多名专业人士指出，当前新增产能等供给端已问题不大，主要矛盾正在转向需求大幅下降。比如钢铁需求已连续三个月下降，钢企陷入亏损，再传导至供给端减产。

基建咨询公司济邦咨询董事长张燎认为，2008年和2022年这两轮大基建都是危机驱动，当年基础设施是真缺，投错概率不大；但当前是结构性短缺，有效的基建项目不似上一轮好找，需要警惕投资风险。

比如，此轮大基建投资中，“铁公机”领域投资仍然重要，但整体可挖潜力不大。2021年，全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3.62万亿元，同比增长约4.1%。徐宾预测，2022年交通运输业基建投资增速可能加快至7%，公路、铁路、轨道交通、民航的投资增速或在7%至8%之间。其中公路投资规模将在2.5万亿元左右。中国公路干线、沿海省份路网已经比较完善，中西部及内陆省份还有空间；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投资分别将达8000亿元、6000亿元左右；民航体量相对较小，约在2000亿元左右。

交通运输部5月20日公布的《扎实推动“十四五”规划交通运输重大工程项目实施工作方案的通知》显示，“十四五”期间，公路领域重大项目主要包括沿边沿海公路建设工程、“四好农村路”助力乡村振兴工程等四大类。其中，既有线路改扩建是一大重点，比如京沪、京港澳、长深、沪昆、连霍等建设年代较早、车流量大、交通繁忙拥堵的国家高速公路主线扩容改造，以及其他沿边地区的低等级路段改造等项目。

铁路领域，目前中国铁路营运里程达15万公里，优势在客运，货运端支线与专用线仍有待增强。但无论前期审批还是后期施工，铁路建设周期漫长，短期内难以形成立竿见影的投资拉动效果。例如，川藏铁路林芝至雅安段、沿江高铁（重庆至上海）是“十四五”期间开工投资最大的两个项目，估算投资总额分别达5500亿元、3198亿元，预计建成时间皆为2030年。

一名山东铁路投资公司人士告诉财新，他所在省份的铁路规划布局在本轮疫情前基本已经完成，新建项目增量有限。“在投资拉动上，铁路方面可挖的潜力不是特别大了。”他说。

城市更新强需求 　　6月以来，天津市宝坻区、山东省泰安市、河北燕郊等地相继发生燃气爆炸事故，引起社会极大关注。2021年，全国燃气事故1140起，造成106人死亡、763人受伤。

以陕气进京、西气东输为发端，中国城市燃气自2000年开始大规模开发，这些老旧管网如今到了安全事故爆发期。“当年因陋就简，投资标准不高。运行近20年后，跑冒滴漏危险频出，确实到了更新或再投资的新周期。”张燎称。

2022年前五个月，燃气生产和供应投资增长18.1%，在基建细分领域中增速最快。国务院6月下发的《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实施方案（2022—2025年）》要求更新改造城市燃气、供水、排水、供热等管道的老化问题。

上述方案明确，在2025年底前，要改造完约10万公里老旧城市燃气管网。据财新了解，更新改造老旧燃气管道及配套警报设施、燃气表等，涉及资金总体量或达2000亿至3000亿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称，到今年6月底前，将完成城燃管道普查和评估，年底前力争开工改造约2万公里、完成投资500亿元。

基建咨询公司大岳咨询董事长金永祥分析称，城市燃气管网有改造、新增两方面需求：除了老旧管网改造，还须整治“城市火药桶”——不符合标准的液化气罐及分布在城市中、由多类主体供气的零散区域；此外，还有城区燃气管网新建或下沉建设农村地区。

除了燃气管网这类涉及城市安全的基础设施投资，城市更新范畴还包括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方面的投资。浙商证券测算，到2025年，全国380余万公里的市、县管网要实现智能化，市场规模在千亿元量级，在中性情境下，总投资规模可达1233亿元。

所谓数字化，也在“新基建”范畴，后者覆盖七大领域：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城际高铁与城轨、特高压、新能源充电桩、工业互联网。国家发改委于2022年2月启动“东数西算”工程，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已完成总体布局设计。

在贝恩资本亚洲私募股权联席主管竺稼看来，2022年新基建领域的投资加速还不明显，或会在下半年提速。但他看好新基建投资，认为在疫情之下，远程办公、远程娱乐、远程消费等新增需求，都需要通过数据网络来实现。“我们投资的数据中心，基本上能建多快，就能有用户。”贝恩资本投资的新基建项目，包括秦淮数据（NASDAQ：CD）、能链智电（NASDAQ：NAAS）、中国物流资产（ 01589.HK ）等，其中秦淮数据2022年一季度资本开支同比增长87.2%；IT总容量同比增长43.4%。

竺稼认为，数据中心服务器的运行、降温都需消耗大量电能，因此选址非常重要，需综合考量土地、电力、气候条件以及网络互联互通等多种因素。秦淮数据的数据中心即布局在气温和湿度较低的张家口怀来、山西灵丘，未来还会优先在可再生能源富集区以及“弃风弃电”比例较高的地区布局数据中心。

能链控股是国内最大的充电桩服务商，线上运营管理着中国约30%的充电桩。竺稼认为，普及新能源汽车所需的充换电等基础设施网络有较大发展机会。

多省份公布了新基建规划，如浙江省在2022年计划在新基建领域投资布局约4400亿元；宁夏则明确了“东数西算”等35个信息基础设施，总投资3101亿元。

在5G通信网络方面，过去三年，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相关累计资本开支规模约在5000多亿元，鉴于4G网络应用仍未饱和，2022年5G新增投资有所放缓：中国移动计划5G投资1100亿元，同比降约3.5%；中国电信计划5G投资约340亿元，同比降10.5%；中国联通管理层则表示，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完成5G网络规模建设，整体资本开支保持平稳。

风光再跃进 　　在甘肃省金昌市，2022年9月底，该市“十四五”第一批240万千瓦风电、光伏项目将完成并网，并继续申报国家大型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基地（下称“风光大基地”）第二批项目。

能源项目是此轮基建投资的一大重点方向，中央要求加快推动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眼下，第一批风光大基地等项目正进入建设高峰期。

2021年11月，第一批风光大基地项目清单涉及19个省份，总规模9705万千瓦，风电、光伏比例约为4：6，其中陕、甘、青、宁、新疆、内蒙古等西北六省份占比超六成，建设并网时点集中在2022年和2030年。截至2022年一季度，第一批项目开工约8400万千瓦。

第二批项目业已启动。6月24日河北省已按照第二批风光大基地通知要求，完成了2022年度风光大基地项目公示，总规模为585万千瓦，其中风电60万千瓦，光伏525万千瓦，华能、华润、大唐三家发电集团分羹。

2022年2月，国家发改委、能源局下发了《以戈壁、沙漠、荒漠为重点地区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规划布局方案》，总装机约4.55亿千瓦，预计2030年建成。风光大基地，是未来一段时期的投资主线。据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新能源与统计研究所所长李琼慧预测，“十四五”期间，风光大基地规模超2亿千瓦，预计在所有新增新能源装机中占比超三分之一。

近期，为落实稳住经济和“碳中和、碳达峰”要求，各央企、国企密集上马风电、光伏及配套煤电、储能、电网等项目。6月15日，大唐集团宣布开工64个项目，包括能源大基地和“风光水火储”项目等，总投资额近600亿元。其中包括陕西渭南、河北蔚县、广西红水河、湖南娄底等国家第一批风电光伏基地项目等，以及西部北部“风光火储”、内陆“风光储”、西南“风光水储”一体化等新能源和多能互补高效清洁煤电项目，总容量1100万千瓦。

5月18日，国家能源集团宣布开工陆上新能源基地、海上风电、大型水电、煤电扩容升级和天然气发电等11个项目，总装机1238万千瓦，总投资861亿元。

华能集团则称，预计2022年上半年新能源开工规模将超1500万千瓦，总投资将超900亿元。华能集团一名内部人士告诉财新，去年公司新能源新增并网、开工约1000万千瓦，今年预估翻番。“十四五”以来，公司新增核准备案项目突破5000万千瓦，但最终能落地多大规模，还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上一轮大规模投资新能源基地是在2010年左右，甘肃、内蒙古等省份风电项目大干快上，号称打造“风电三峡”。“我们一定要汲取上一次教训。”李琼慧称，上一轮“风电三峡”建设，没有同步明确消纳市场空间，输电通道也未在当时的规划中明确，导致后续弃风问题突出。这一轮风光大基地建设，承载的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所以大基地不仅仅是规模，更在于风光的电量，关键在于消纳与经济性问题。

6月1日，国家发改委等九部委联合印发《“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的通知》，明确“十四五”期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量实现翻倍，达到1.45万亿千瓦时左右；明确可再生能源消纳指标，要求到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消纳责任权重提至33%左右，可再生能源电力非水电消纳责任权重达18%。这是政策首次给出明确的中期消纳目标。

从目前规划看，“十四五”风光大基地绝大部分以外送为主，而由于风光出力特性不能单独外送，解决消纳问题，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增加煤电、储能等灵活性资源，促进风光绿电消费、增加中东部对风光电量需求同时促进西部本地消纳都很关键。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研究所研究员时璟丽认为，近期优选的方式是发挥煤电调节能力，包括存量煤电的灵活性改造和少量新增煤电项目，同时辅以各类储能设计。“近期量大面广的就是煤电，发挥煤电容量支撑作用，同时降低煤电电量的出力。”在宁夏重大项目中，即包括宁夏至湖南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及配套的200万千瓦火电、1300万千瓦新能源大基地。

按照此前对新能源项目开发管理的政策，风光大基地项目同样也分为保障性并网、市场化并网两类。时璟丽称，预计国家层面或优先将风光基地纳入保障性并网规模，但具体纳入方式和比例，各省有所不同。

经济性是风光大基地能否长久发展的关键。西北电力设计院新能源工程公司设计总工程师李海认为，目前外送基地主要边界条件是落地电价不能超过受端的燃煤基准价，倒推过来，相当于送端低价上网，同时还要承担调峰煤电、储能等灵活调节成本。这对项目的经济性提出了较高要求。

供应链成本也阻碍光伏项目落地进度，比如硅料价格就比年初上涨了大约两成，攀升至29万元/吨。时璟丽称，目前风机价格正持续下行，但光伏行业各产业链价格居高不下，同时上涨的还有储能成本，光伏即使不配置储能，也仅是基本达到平价上网水平。2022年一季度，电化学储能价格大幅上涨，如果叠加储能成本，光伏平价上网仍有一定困难。

前述华能集团人士也称，解决方法只能是放缓项目推进，“要不然算不过来账，或者是寻求技术进步等途径来抵消上游供应链增加的成本”。

特高压方面，分为存量和增量线路。存量上，政策要求提高利用率，新能源输送占比最低30%，增量线路可再生能源电量占比则不低于50%。6月2日，国家电网披露，2022年电网投资将达5000亿元以上，为历史最高水平，计划开工川渝主网架、张北—胜利、武汉—南昌、黄石特高压交流，金上—湖北、陇东—山东、宁夏—湖南、哈密—重庆特高压直流等八项特高压工程，同时开工一批500千伏及以下重点电网项目；南方电网也上调了2022年的投资计划，2022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超过1300亿元。

特高压成本高、利用率低、送受端利益协调难等问题，历来受市场关注。华南理工大学电力经济与电力市场研究所所长陈皓勇认为，电能利用应优先就地平衡，如果中东部加强新能源就地开发与利用，远距离传输需求就会越来越小，而且随着产业向西部转移，电力资源配置应重新优化设计，“特高压投资大幅增加，还会推高输配电价，进而提升全社会用电成本”。

在新能源开发利用模式上，新出炉的“十四五”可再生能源规划强调了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大基地项目主要包括新疆、黄河上游、河西走廊、黄河几字弯、冀北、松辽、黄河下游新能源基地、海上风电基地集群、西南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等；分布式则主要集中于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油气矿区、公共建筑和厂房屋顶光伏等区域。

如此大规模的风光跃进，可能面临土地方面的制约。中国电建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新能源工程院设计总工程师惠星提到，文件要求大基地项目单体建设规模不小于100万千瓦，相当于每个项目2万至3万亩土地，“这么大规模，即便在新疆、内蒙古的荒漠戈壁，也同样存在生态恢复的问题，而且有的保障性并网项目不一定具备荒漠戈壁条件，还需要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来降低单位面积新能源用地的指标”。

因多年来风、光补贴历史拖欠问题，新能源开发企业现金流及投资能力受到较大影响。前述华能新能源人士称，公司投资来源约30%是自有资金，其余依靠贷款、发债等，“拖欠补贴目前得到部分解决，企业现金流有所改善；此外，现在项目投资收益率要求较此前8%有所放宽，约为6%左右”。

为解决资金问题，今年5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在前期向中央发电企业拨付可再生能源补贴500亿元、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注资200亿元基础上，再拨付500亿元补贴资金；此外，5月底落地的《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中称，通过将新能源项目纳入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支持范围、首次将新能源公益性建设项目纳入地方政府债券支持范围等方式，筹措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所需资金。

储气蓄水补短板 　　中国提出“碳中和、碳达峰”目标后，天然气作为过渡能源的重要性凸显，但中国在天然气储、运能力上仍有待提升。据中国石油分析，目前中国天然气管网密度为0.009公里/平方公里，分别仅为美国、欧洲的17.3%、39.1%，仍需加快建设，以促进能源调配、提升区域气化水平，因此资源调配型管道投资存在需求。

世创能源咨询公司研究员车晓波认为，油气管网的增量空间主要在支线管道。业内把管道分为四类：一是国家基干管道，即跨省大型长输管道；二是国家支干线，主要是联络线、LNG（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外输管道等；三是跨地市的省级干线；四是省内支线。支线管道，即指大型长输管道之外的其余管道。

在储气库方面，截至目前，中国地下储气库工作气量约在160亿立方米，占总消费量的5%左右，远低于全球平均12%、欧美发达国家16%至20%的水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郭焦锋指出，中国储气库建设较之国际晚，原来规划的储气库调峰能力没有考虑到天然气给可再生能源发电调峰。“（储气库建设）必须加速。”他说。

“储气能力建设动静很大。”一名接近国家管网LNG接收站的人士告诉财新，国家管网须在2026年前建设61亿立方米的LNG储罐，对应大约35个储罐，2022年已经启动；下一步还要建设大量地下储气库。

不过，有多名业内人士指出，今年主干管网项目按规划推进，谈不上加速。目前能看到的项目包括西三线中段、西四线、西五线、中俄管道、川气二线等，由于未来资源将形成以就近供应为主的方式，其他国家级干线管网增量或有限。

在储能系统中，最成熟、最具经济性的方式是抽水蓄能。郭焦锋指出，抽水蓄能可起到区域性的调峰作用，是防止拉闸限电等能源运行安全问题的有效解决办法。在光伏发电投资加速后，装机容量必须有储能系统相匹配。当前东部地区发展了很多分布式光伏发电，也需要抽水蓄能来平衡电网供需。

6月28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赵辰昕公开表示，发改委将组织地方和企业进一步加大力度，推动全国抽水蓄能电站开发建设，全力提升能源保供能力和可再生能源消纳水平，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水利水电是此轮基建投资的一大重点。2022年1月至5月，新开工10644个水利建设项目，投资规模4144亿元；已落实投资6061亿元，较2021年同期增长34.5%；完成投资3108亿元，较2021年同期增长54%。

水利部副部长魏山忠6月17日表示，2022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完成要争取达到1万亿元，底线规模是8000亿元。而近五年间，中国水利投资规模维持在6000亿至7500亿元。

整体而言，中国水利设施不足，蓄水和调水能力较弱。国盛证券报告显示，中国水利行业仍较为落后，欧洲发达国家和美国的库容系数（河流径流量与水库蓄水总量的比值）分别在0.9、0.66，而中国库容系数尚不足0.4。

徐宾指出，2022年水利增量将源自防洪防灾和引水灌溉项目。过去两三年，中国遭遇郑州暴雨等较大洪灾，加上水资源分布不均，乡村振兴也需农田水利支撑，预计此后两年会有较大规模的水利投资加码。

郭焦锋也称，完善农业灌溉与农业用水系统，涉及粮食安全，也可促进缺水地区的供水平衡。如近期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严重，可通过水利进行采灌平衡。

至2022年6月中旬，中国在建最大引水工程——云南滇中引水工程已开挖438公里，较计划工期提前半年。该工程一期投资825.76亿元，于2018年10月开工，可将水量从金沙江干流引水至滇中地区，缓解云南中部缺水。

一名水电行业人士告诉财新，他所在公司完成前期论证的两个水电站，核准速度在加快。2021年3月《长江保护法》出台之前，水电项目由省里核准；出台后，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上的大中型水电站须由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部门核准，项目一度因为“不知道谁来审核”而耽搁，现已明确由国家发改委核准。

钱从哪里来？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据张斌统计，近五年在每年17万亿至18万亿元左右的基建投资盘子中，仅有2万亿至3万亿元来自民间资本投资。

国盛证券梳理称，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投资事权下放地方政府，逐步建立起城投为主的基建投融资模式；2008年“4万亿”计划让城投平台公司大发展，隐性债务风险积累；2014年“43号文”规范城投、鼓励PPP（全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和地方政府债券；2018年起，隐性债务监管持续高压，专项债成基建主要资金增量。

发展至今，基建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预算资金（一般公共预算、包含专项债的政府性基金）、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自筹资金（包含专项债的政府性基金、城投债、非标及其他融资等），以及银行贷款。

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王守清认为，下一阶段基建投融资模式将主要是专项债、资源补偿或使用者付费PPP，以及REITs、ABS（资产证券化）、产权交易等盘活存量资产的方式。过去中国PPP项目中主要由政府付费或补贴，未来PPP项目空间在于做使用者付费以及资源补偿的PPP项目，即由地方政府给予政策、税收、土地、矿产等资源补贴投资者，但这比较考验社会资本的复合型能力。

在王守清看来，经过疫情几番冲击，地方财政已然艰难，社会资本不容易撬动，如果仅考虑当前刺激经济，最快且有效办法还是动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信用，由政府发行地方债、专项债，甚至特别国债，先渡过眼下难关。但要特别注意项目的选择，避免无效投资和不可持续项目。

投资回报率不高的基建项目向来筹资难，公益性强的民生工程更难。比如免费的农村公路几乎不可能吸引社会投资。“我们省没有收益的农村公路基本来自财政，由省、市、县统筹出资。”一名熟悉浙江省交通投资情况的人士告诉财新。

当下土地出让收入减少，一般公共预算亏空较大，还得从土地出让收入里面调一部分去保运转。“剩下搞基建的钱肯定少很多。”张燎称，2021年7月起，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开始大幅下滑，2022年前五个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合计1.86万亿元，同比下滑近三成。

专项债成基建资金的重要来源。但据财新了解，当下不少咨询公司业务已改为替地方政府编制专项债项目方案，专项债发行快、时间短，审核难免松懈，发行文件质量堪忧。

王守清提醒，专项债由地方政府上报项目，再由省级地方政府统借统还，“以后地方政府还不上怎么办？”他称，个别地市级政府还不上还有省政府负责；但如省级政府也还不上就麻烦了，故省政府要考虑省内总体平衡。

张燎则指出，专项债额度逐年增加，项目要求收支平衡，对行业有限制，要求地方配资本金，后续还有审计跟进，会有越来越多的省份、地市的专项债找不到合格项目，3.5万亿元专项债或面临结构性投放困难问题。“这些年形成的去杠杆、防风险、各种红线，其实给地方政府这个‘孙猴子’念了很多‘紧箍咒’，可腾挪空间实际已经很小了。”他说。

国家在大力推动基建行业发展的同时，还强调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不能新增地方隐性债务。财政部在5月18日问责通报了八个地方城市的新增隐性债务案例。

虽然中国人民银行重提保障融资平台公司合理融资需求，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增量。但2022年前五个月银行贷款同比减少13.8%，企业层面仍普遍感到融资难。前述山东铁路投资人士就对财新称，他感受到的贷款政策环境暂无明显变化。“现在跟银行沟通，他们对合法合规的基建项目融资是支持的，银行也缺优质资产，但对合规审核越来越严格，没有任何放松。”上海隧道股份（ 600820.SH ）财务资金部经理张天舟5月也如此公开称。

5月底，国务院调增了政策性银行8000亿元信贷额度，新增贷款主要投向基建领域。同时，国务院33项稳经济措施中也提出，支持中国铁路集团发行3000亿元铁路建设债券。6月2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提出，通过发行金融债券等筹资3000亿元，用于补充包括新型基础设施在内的重大项目资本金（不超过全部资本金的50%），或为专项债项目资本金搭桥。

张燎认为，2008年中国GDP总规模为30万亿元，“4万亿”投资刺激显得“很猛烈”；但现在中国GDP规模约在115万亿元，几万亿元投资刺激再叠加杠杆，才可能推动基建较快增长，进而稳住经济。

基建项目投资体量较大，很多地方政府仍希望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去寻找一些合适的社会资本方进行项目投融资、施工建设和后期运营。推进PPP、基础设施公募REITs试点，是近期政策常提的拉动民间投资增长方式。

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自2014年开始力推PPP，但发展初期较为激进，导致这一模式被简化、异化，名股实债问题严重。2017年下半年起，监管层开始对PPP“踩刹车”，加之资管新规实施，金融机构对PPP项目热情骤减。

王守清认为，2019年以来，财政部对专项债与PPP项目的结合，态度有些摇摆，没有非常明确的政策；近年不同部委、省际、相关方之间对PPP项目的认知也存分歧。由于审计原因，2021年，西部省份部分央企参与的PPP项目被认定存在隐性债务风险被要求整改。国资委现在对央企考核时，投资损失在500万元以上须终身问责；同时，央企受制于负债率考核、自有资本金紧张，央企高管现在对地方财力不足的PPP项目整体持更谨慎的态度。上述熟悉浙江交通投资的人士向财新指出，PPP模式的主要逻辑是预先借支，类似于“寅吃卯粮”，当前符合PPP条件的项目并不多，该模式未来发挥作用或有限。

公募基础设施REITs，或为融资新路径。目前有13个公募REITs项目上市，有现金流回报的高速公路项目就有5个。张燎指出，REITs底层逻辑是再融资和提高资产流动性——即用更便宜的资金，置换出原来更贵的债务结构与融资结构，以及将未来现金流部分提前兑现。但REITs综合交易成本不一定比银行长期贷款便宜，这在选择REITs底层资产，考察资产相关既有债务成本、期限与担保时需特别关注。但徐宾比较看好REITs发展。他认为，盘活存量基础设施资产方法有三：股市、债市或REITs。REITs作为介于股、债的产品，可为基建提供比较健康且可持续的增量资金。如PPP即可通过REITs退出，募集所得资金可继续再投到新的项目上，打通资金通道。要提高回报率，也可允许拉长回报周期。

竺稼则指出，基建要提前修建，但消费能力在后，投资回报周期长；且部分基建行业存在自然或行政垄断情况，价格受监管。相比电网、5G等行业，市场化资金可参与应用场景分散的工业互联网、分布式发电等领域，像充电桩运营等部分细分领域，也能满足私募股权投资五到七年的投资周期。

“难就难在没有效益的项目。”金永祥说，社会资本进入的前提是能赚钱，基础设施存量资产体量很大、存在使用价值，但问题在于如何通过推进改革，使这些资产具有投资价值，增加现金流。比如通过费价制度的市场化改革，理顺自来水、燃气价格机制，使有限的财政资源仅补贴弱势群体，大部分人则按成本付费；再如，抽水蓄能发电的经济性，还要看电价市场化改革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