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推動中國社會改革的第一炮，正是「文學革命」。無論是〈文學改良芻議〉 (1917) 的「八不主義」，以及〈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1918) 的「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說到底胡適主張的就是以白話取代文言的地位。表面上，這是文學語言的改革；實際上，這是社會文化的改革。或者說，改革語言就是改革社會，兩者其實是一體兩面的。為什麼胡適提倡第一人稱只剩下一個「我」字的現代漢語？因為胡適看到古代漢語各種關於自我的稱謂都蘊藏了儒家上下尊卑的價值意識，現代漢語的第一人稱單純只有一個「我」字，讓平等、獨立的意識植入漢語之中，削平傳統的階級意識。在這個意義下，胡適亦可算是「正名主義」的倡議者，只是他的語言改革背後不再是儒家的價值規範，而是現代社會的民主、平等、自由。

这个小说在时间和叙事的关系上有这么几层意义。第一是不可避免性，第二是循环性，它是一种不断地反复出现、一种循环的东西。某种意义上，这个小说的大循环就是从巴黎圣母院开始，经历故事，一切归于死灭，或者是以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方式归于沉寂。这个沉寂的过程包括革命、暴动、爱情、死亡等，但最后又回到巴黎圣母院。我们知道，在第二个回来的时候，城市的内部留下了许多的伤疤，产生了很多新的东西、新的记录。这里文字已经进来了，意识、理性、民主、个性也进来了，所以新一轮的变化又在巴黎的街道里开始酝酿，就像蚂蚁在自然的环境中不知道下一刻会出现什么那样地处在变化中。但这样的过程又是一个周而复始的、一个循环的东西。统摄这种不变与变节奏的就是命运，或者说是必然性。

雨果在讲这个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呈现出了作者的政治无意识，他以为自己写的大教堂是美、是形式、是表，但是他无形当中流露出的是对法国文明、对天主教的宗教仪式、精神世界、价值体系的迷恋，他希望这些东西是不变的。大家知道，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雨果他是写了一封非常严肃的控诉信的。他说欧洲人是野蛮人，竟然能把如此文明的一个皇家园林付之一炬。在这个意义上，雨果确实是有一种良知的，他敢于批评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文明。但另一方面，他在批评的时候怀有的恰恰是对自己文明的一种自豪感和认同。这种感伤主义的浪漫的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认同也体现在巴黎圣母院和巴黎城中。这就是法国，就是天主教，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文化、艺术，这些东西是不变的。所以一方面我们欣赏他的艺术的力量，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想象，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瑞士人读的时候，也会觉得雨果骨子里是一个法国文化主义者。他对自己的家园、集体性、传统是如此的迷恋和坚信。

在这个意义上很简单地讲，巴黎圣母院的时间性是说，站在法国大革命以后去写法国大革命以前的事。在十五世纪时，面对的那种sublime thing, 那种崇高的、混乱的、不可预料的未来，在读者阅读的是过去，是一个已经经历过的过去。雨果并没有凭一种很简单的角度，比如站在自由主义这边，站在中产阶级这边，站在市民社会这边去做一个评判，那样的评判就很没有意思。他是把大众的近代化革命所带来的过程理解为一场狂欢节意义上的呈现。这既是一种英雄的、史诗般的人，包括像卡西莫多这样的人，他是被侮辱的受害者，出于底层边缘。这个人要获得自己的生命，要自己尊严和自由，而另一方面这又是一场让人非常遗憾的庸俗化、负面意义上的大众化、趣味的堕落和价值的混乱，所以是一个矛盾体。因此，浪漫派的作家在这里不是做政治意义上的判断，而是带有一种诗意的，戏剧性的艺术意义，把所有一切包括进来，尽收眼底，并给它赋予一个完美的故事，一个爱情故事。爱与死、爱与恨、美与丑，变与不变，这一切的问题有一个所谓的“coherence”，即它是一个井井有条的故事，但故事下面的质料、内容却是高度混杂的东西。人的意识，面对这样的现实，并不是要把它梳理成一些简单的教条，比如要知识进步，反对复辟，或者说支持发展，反对贫困等等，而是说这一切都带有一种怜悯性。

这种多样性看上去有一点sublime，这个概念中文译成“崇高”，这是让人觉得无可奈何的一个误译。Sublime不是崇不崇高的意思，因为崇高带着一种道德评判，而sublime就是让你觉得多、大，让你受不了，让你觉得震撼。什么叫sublime？就像自然界的雷霆万钧，吓得原始人认为这上边肯定是有个神，让人膜拜它。自然的力量就是sublime,一场暴风雨、一场海啸、地震。Sublime带有一种恐怖的东西，而这种恐怖一方面让你觉得压垮了、陷于崩溃了，另一方面又让你觉得这是一种形式、启示、美。这个美不是像资产阶级意义上的美，比如回到家里，壁炉升起来，坐在沙发上，拖鞋都烤暖和了，喝着酒，看着壁画，然后觉得自己生活很不错。还有法律保护，私有产权，就是觉得这个日子真是自得其乐的享受型的美。相对于这种美，sublime更像是巴黎圣母院书中写到的流民起义、暴动、一帮乞丐攻打巴黎圣母院，那种场面，然后一个丑陋的钟楼敲钟人拼命要把乞丐击退，但这又是基于一种误解，乞丐是要来救爱斯梅拉达的，可是敲钟人以为他们是来抢她的。所以他一个人拼命死打，死伤无数。而国王的军队真是来抓吉普赛女郎，要把她绞死的，但卡西莫多却以为援军到了，于是“啊……”地欢呼，特别高兴。整个的混乱、误解、反讽、错误，加上各方力量的盲目行动，彼此之间乱七八糟、一片混乱，在这里边看任何一个局部都会发现是混乱的。但是整个看像是什么呢？这其实是小说给人印象最深的地方。所有的电影版——如果你们去看所有关于巴黎圣母院的电影，都把后半部分的乞丐攻打圣母院的画面大拍特拍，这在电影史的视觉效果上就是一个奇观。

关于变有一点我想讲的是，小说提到巴黎圣母院是一个中世纪建筑，而所有的中世纪建筑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地下的部分和地面的部分一样伟大。你看到的只是地面上的那个巴黎圣母院，却忘了任何一个像巴黎圣母院这样的中世纪建筑，在地下同样的大。中世纪的建筑都是齐腰被埋在土里，它底下的地下室，地下宫殿往往都是用来关押犯人的，很阴森，没有光，这也让雨果心醉神迷。他这种对地下世界的迷恋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浪漫派对时间的理解。那么变这个问题从大教堂的建筑史意义上，读出来的是什么味道呢？它首先是decay（腐朽），任何事情都在逐渐腐烂，而石头是最能抵抗这个腐蚀过程的

比如央视前段时间拍过大型纪录片《故宫》，还拍过徽商、山西的民居等等假如我们想象这个故宫以一种央视播音员非常造作的、低沉的男音叙说故宫高于时间。一方面，你会认这个故宫物质上的存在相对于“城头变幻大王旗”，近几十年来的起起落落，它是一个不变的、稳定的东西，但是你再仔细看下去，就会发现它的变化极大，不知道是哪时候、哪个大殿被烧毁过，哪次又被农民起义给攻下来了，被英法联军给杀进来了，或者一部分破败了、倒塌了，又有一部分大修了，有一天游客很多了，其中有一部分星巴克又进去了，或是哪个地方又变成私人会所了……所以，你会发现在不变的前提下，不变的内部存在着非常激烈的变化，变与不变这个独特的辩证法、矛盾的统一体就变成了很好的叙事角度。巴黎圣母院作为小说的一个人物，它与具体的时间、历史、经历、矛盾性的关系并不比我们想象中的于连怎样从外省到巴黎，怎样跟贵夫人睡觉，怎样想成功等等经历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寓言式写作是最基本的叙事装置。

如果商品会说话，它会说什么？这是马克思《资本论》里的一个文学设置。资本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的生活都被这个东西所左右，但是你说资本在哪？什么是资本？如果要进行分析的话，这是政治学，那是经济学，这是意识形态。你怎么说？你是从剥削关系进入呢，是从异化这个问题进入呢，还是从剩余价值去进入？所有的东西都带来一种叙事上、分析上，或者被一种语言所结构的界定。但是如果商品自己能说话，这不是科学分析上的表述，但是文学可以做到这一点，比方说最简单的一个商品，今天我穿的这个衬衣。如果它能说话，这个纽扣说“我是在香港做的”，布料会说“我的前身是棉花，是在埃及种的”。这个衬衣说它的设计者在米兰，说“某一天我在泰国，或是斯里兰卡的血汗工厂里被拼在一起了，然后又运到新加坡、上海，进了一个精品店，身价从10美元忽然变成了100美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这么值钱了。后来有一个人过来把我买走了”，诸如此类。“然后我的同伴给我发微信说‘你在哪呢？’‘我被中国白领穿上了。’‘我在纽约呢！’‘原来我们都混得不错！’”这个衬衣的故事就告诉你整个资本的流程，国际生产分工的内部运作，从体力劳动到脑力劳动，到不平等，到过度消费，到时尚。让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来讲这个故事不一定能讲得这么完整，比如说用报告文学讲今天的世界，讲劳工问题、全球化问题，不妨找到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可能是个商品，也可能是一个打工的小伙子，从农村来到城市。欧洲所谓的成长小说，狄更斯、巴尔扎克、福楼拜写的很多年轻人进城，到巴黎或者到伦敦，他的发迹史，或者失败史，或者异化史，或者自我迷失史，或者个人奋斗史等等，带出来整个时代的秘密。整个世界内部的关系通过一个人的历险、冒险而被揭示出来。

卡西莫多虽然说不出来，也听不见，没办法跟人表达，不能进入这个正常的人类社会和亲情关系当中，但是他有爱有恨。他的爱和恨都非常的明确。他爱教士弗洛，爱这个吉普赛女郎，最后恨这个教士，并把他推下了圣母院。 他的爱与恨的关系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他的情感的激烈程度和明确性带来非常直观的启示，即在这样的行动当中，我们重新理解了一种叫作“道德行动”（moral action）或者“道德自律”（moral autonomy）的概念，即一个人是在他的情感和行动的构成当中来明确自己内心的自由和内心作为人的尊严。当他敢于做这样的选择的时候，这个人才作为“人”出现了。

大家知道雨果是一个浪漫派作家，在浪漫派之前的古典主义，比如安格尔的作品，讲究人体的匀称性，这和室外的光线是没有关系的，光线都是人工的，是在一种人工空间里的一种理想的人物形象。室内装置也好，人物比例也好，都很协调，很完美。这个“美”是美的一种特殊定义，大家进入大学，开始学习文学和艺术，这个美就不再是日常意义上的好看不好看，漂亮不漂亮，比例是否协调，而是说美是一种哲学概念。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作品中含义在不断地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丑的进入是对美的激烈的重新定义。卡西莫多的形象对于古典主义美学是一个例外，是被美的概念排斥的，但把丑带入到美的概念的核心。通过丑的形象来理解美，美的概念内容也就有新的丰富性。我们前面讲那种自由，那种善良，那种对人的问题的挣扎也好，矛盾也好，痛苦也好，在巴黎圣母院和卡西莫多这个特殊的形态下面带来了什么呢？其实也就是带来了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过渡，或者转变。浪漫派的美的概念是把在内涵这种所谓的丑，而现代主义的《恶之花》则走到另一个更极端的丰富性。所以我们看卡西莫多这个形象，首先要看到他在艺术史的意义上、审美的历史的意义上，带来了浪漫主义时代的到来。

《巴黎圣母院》1831年第一版出版，到今天多少年了？180多年，180多年的东西算是很老的东西了。我们今天解读的是一个清代的、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进入近代之前的一个文本。可在欧洲文学史的脉络上，这不是一个很老的文本，而是一个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文本，一个十九世纪的文本，一个浪漫派的文本，所以在“新”与“旧”的问题上，我们每个人都要清楚。昨天，甘阳老师讲中西之间的关系，大家印象可能还很深，所以大家在阅读这样一个文本的时候，要注意有好几种时间表、好几种时间性：一种是中国的时间，一种是世界的时间，一种是文学的时间，一种是思想的时间。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文学、媒介、媒质、艺术类型、历史中是不一样的，有的时间走得快，比如科学的时间，有的时间走得慢，比如艺术的时间、情感的时间，所以任何一个这样的文本带给我们的冲击首先是它时空上的多重性。在时空多重性的意义上，这个文本就像巴黎圣母院的大教堂一样一层一层地打开，这个小说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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