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对什么是图像解释的非常清晰。首先解释了感知与想象的区别，感知是大脑认识真实世界的过程，想象则是通过媒介和获得的感知数据还原或创造出一个物体。媒介可能是纸，也可能是屏幕。 所以图片是一个存在于你面前的物体(object)，因为它的外观让我们想象不在这里的其他事物。由于媒介和真实的事物与我们想象的不同，所以图片为我们提供了解释的空间。

我们都很熟悉的 Metcalfe 法则，只是网络效应的一种强表述：网络中每个节点的效用函数被认为是网络中节点数量的平方。这就意味着，节点数量的增加会极大的增加网络中单一节点的效用，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网络一定好于小规模的网络，最优解应该是无限扩张的网络规模。

现实情况并不如此，今日世界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大规模网络并不总是奏效，相反还会带来很多问题，小规模网络不断涌现，年轻一代总要建立自己的领地。

他给出了简洁的 4 种数学模型，简化描述了四种不同强度的网络效应，相对于 Metcalfe 法则，主要的变化是改变了效用函数，线性的、对数的等等。在不同的数学表述下，网络规模不再成为理想态的唯一决定要素。

V 神认为，Metcalfe 法则对网络效应的表述有些夸大了。他认为，个体价值观存在差异，生态系统的分裂可能是一种更优的选择。

关于以人为本的城市设计和东京现象的文章。关于这座城市之城，有许多有趣的观察结果——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开发项目之一，从上面看起来很混乱，但在地面上却令人惊讶地宜居、交通便利、干净、安全和高效。 “‘这座城市只能通过一种人种学类型的活动来了解，’巴尔特在《符号帝国》中说。 “你必须不通过书本、地址，而是通过步行、视觉、习惯和经验来定位自己。”对于任何经历过东京的人来说都是如此。地方不是通过它们的地址知道的，而是通过它们与通过体验城市本身而发现的其他地标的接近程度来了解的。”

政治概念中有一个词叫「合法性危机」，即政治系统的存在及其命令失去了正当性与合理性，社会成员不愿意服从政治系统的命令、不认同政治系统的理念和行为，从而造成社会矛盾、冲突、动荡的危险状态。德国政治学家 Max Weber 提出了关于合法性（权威）来源的三个途径：

1. 传统型权威。即一直都这样并且一直都存在，大家认同传统的力量，例如世袭制度。
2. 法理型权威。即用规则和法律来获得权威，大家认同的是规则而非个人，当今世界的社会治理普遍如此。
3. 魅力型权威。即领袖有着超凡的魅力或特质，使得大家愿意追随，例如所有的大革命时期的领袖，也正是因为这样魅力型权威普遍有革命性。

而这篇文章认为这个概念不仅适用与政治领域，商业和经济体系也适用，而且这个合法性来源的概念和理解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即过去认为这是合法的并不代表未来也是。而对于互联网产品的合法性和权威来源则是产品早期，创始人通过创造和描绘一个令人向往的未来在获得追随者和用户，而又因为这是私人公司，因此他们可以自由的管理自己的产品，即传统和魅力的混合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和产品开始建立各种规则、用户协议来建立法理权威，试图通过平台「法律」来告诉大家所有的规则都是为了所有人好。但慢慢的其中一部分人开始发现之前提到的问题，开始觉得「不对劲」，这些内容平台更在乎的人似乎并不是创作者，他们更在乎的是平台自身的利益：能不能保住自己的垄断地位、能不能在竞争中获胜，有一部分人开始不再愿意相信平台决策会考虑集体利益，不再相信创作可以获得公平的回报，平台的「合法性」受到质疑。

Brian Lovin对这两个主题的切实经验分享，十分受益。比如可以给初创公司提供什么样的设计咨询服务，而不是仅仅是提供一套设计，以及和创始人保持什么样的关系。

技术发展历史的科普文章。很早以前开始就有工程师开始研究，但直到现在还受制于智能化、传输速度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结论是路还很长。

普及率比我想象的低，文中的观点是普通话是为了易于沟通，消除障碍。尽管如此，但语言也总是与身份认同相关，与日常生活的使用并无矛盾。有些观点试图用一种更高层面的民族主义（对中国民族语言的热爱）来挤兑地方文化，并不可取。

LGBT 群体在国内得以自由发声和运营的媒体，即各大高校社团自发主办的公众号媒体，今年7月左右集体消失了。原本的模糊的界限似乎在今年逐渐清晰。

北美以外的亚洲，南美等市场成为 Netlfix, Hulu 等流媒体的增长点，本地化的需要导致全球的翻译订单剧增。另一方面薪酬不高也是翻译和配音人才不足的原因。文章中提到一个解决办法是先翻译为英文版本，再以此为中转翻译为法语、西班牙语等其他语言，尽管会损失语境降低质量，但已经是现有资源下的一个很好的削减成本的手段。

作者希望我们正视所谓数字世界是建立在现实世界资源和能源消耗的基础之上。但逃离现实世界塑造一个完全的虚拟世界，正是最近的技术潮流，这似乎是一个悖论。

「云」这个词汇把数据中心的巨大建筑，消耗全球电力需求1%的庞大电能和所需的其他资源抽象化成了一个仿佛毫无重量、轻盈的概念。

就像你在超市考虑是否要用环保袋的时候一样，你在Google搜索的时候，加载图片的时候，甚至进发元宇宙的时候，同样也会消耗资源，成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我们所在的数字世界，同样也是现实世界。

在《华盛顿邮报》对乔治亚理工学院数字综合文科中心主任、数字连接研究先驱珍妮特·默里（Janet Murray）的采访中，默里就很担心监视资本主义在元宇宙中会更为猖狂，因为在虚拟世界中，这些科技巨头的影响将会无所不在。

美国《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名为“元宇宙是糟糕的”的文章，专栏作家伊恩·博戈斯特称，扎克伯格接受了《黑客帝国》的设定，希望人类进入那个虚幻的世界。创造出“元宇宙”的科幻作家尼尔·斯蒂芬森的本意是让我们警惕元宇宙，但现实讽刺的是，扎克伯格为代表的科技巨头却因此受到启发，要创造出元宇宙。扎克伯格说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其实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权力和控制。

伊恩·博戈斯特还在哲学层面批判了元宇宙。他认为，后现代批评家所推动的关于“元”的话语（metadiscursivity），让“走向元”（going meta）的背后实现权力的转移。“走向元”意味着谈论事物的倾向代替了谈论事物本身，这造成了意义的短路及延迟。在希腊语中，“meta”是超越，但在今天的语境中，“meta”指的是高于或超越其他事物的事物。这时，优势、权力和征服就随之而来。1928年，有一本关于优生学的书叫《Metanthropos》（元人类）出版，其设想了一种更好、更优越的人类（后来大家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今天，亿万富翁们也在设想一个更好的宇宙。

天使投资人 Lenny Rachitsky 分享了他对于北极星指标的理解，广义上所有的指标分为 6 类：收入增长、客户数量增长（付费用户数）、核心消费指标增长、活跃用户增长、增长效率（利润率等）、用户体验（NPS）。根据初创公司类型的不同，常见的指标也不尽相同。而除了上面提到常见的 6 种之外，还有一些基于特别的商业模式而带来的特别的指标，例如 Shopify 追求活跃商家数而不是交易量、Patreon 追求成功的创作者数量，而 Miro 则更在乎协作画板数量。

对于如何找到这个指标，他认为核心就是「你的用户用你来做什么」，合适的北极星指标就是用来衡量这件事做的什么样。例如 Twitch 的用户用 Twitch 看游戏直播，那么北极星指标就是「连续看直播超过 5 分钟的用户量」。

「如何让大家知道你的公司是干什么的？」这是每一个创始人都会面临的问题，一个好的叙事应该永远比当前在做的事情领先一步，告诉员工未来的战略是什么，告诉投资人未来要往哪里去，告诉用户未来会更好，让所有人知道公司五年后是什么样。

对这件事大部分人更熟悉的表述是画饼，但这件事非常重要，在一个好的「饼」可以带来「便宜的钱」，这些便宜的钱可以帮助公司活更长的时间（当你有一个新的办法可以颠覆一个行业，但它需要更长时间时）或者更快的抵达自己描述的状态（当你面临一个激烈竞争的行业时）。对于这个叙事，不同角色的视角不同：用户从产品和营销上理解、投资人从投资者关系维护中理解、员工从公司内部沟通理解，而这些所有的内容都是这个叙事的外延，最终都需要创始人来提炼和塑造整个叙事。

The Diff 的 Byrne Hobart 讨论了去中心化与中心化之间纠缠不清的几个问题。

Hobart 总结了去中心化的几点隐忧：

1. 「任何人都可以做任何事」的假设意味着「任何人」很可能是在其它地方不被接受或不受欢迎的人。开放协议比如电子邮件往往会招致大量的垃圾邮件。
2. 去中心化的设定往往意味着「公产的悲剧」。当时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也没有人来处理问题。

Hobart 以 Google、Facebook 和 Twitter 为例讲述这种系统的变化。

• Google Chrome 的地址栏，从便利性的角度出发，把输入网址和输入搜索关键字的功能合二为一。这避免了用户因为记不住或者输错网址而无法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但它也同时捆绑了搜索功能。URL 网址本来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开放协议，但搜索引擎是中心化的私有协议。
• Facebook 提供了身份识别协议，让用户可以在互联网上彼此认识并发展关系。如果没有中心化的提供方，互联网至今仍然是一个匿名世界。
• Twitter 则利用短信提供了短文本广播协议，但它很快发现，简单开放协议容易被滥用，因此它逐步限制了开放 API，并推出了算法过滤功能。

文章进一步指出了科学研究正在面临的三个窘境：

• 首先是信任窘境（trust paradox）。科研系统对科学家似乎并不信任，这通常体现为科研机构对科学家选择的研究方向的不信任，而这也是为什么经费审批会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
• 其次是专业窘境（specialization paradox）。科研人员经过多年的专业培训和学习，但往往不能在自己选择的领域深入研究，更不用提在新的方向进行探索。没有深入和探索，科学发现的速度就会减缓。
• 第三点则是实验窘境（experimentation paradox）。现有机制对创新实验并不能起到支持和鼓励对作用，而是相对保守，关注短期回报。这解释了为什么现在很少能看到科研的重大突破。

文章的主题是关于科学研究的体制出现的问题，以及它如何改进才能促进更快的科学发现和进步。这个主题不是第一次在大西洋月刊上出现。早在 2019 年，Patrick Collison 和 Tyler Cowen 联名发表的：We Need a New Science of Progress 算是 Progress Studies 这一宏大主题的檄文。而随后而至的 Covid-19 更进一步让科学研究的进展成为公众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文章就用了 Covid-19 的一个例子：最近的一份研究表明，廉价的抗抑郁药氟伏沙明 Fluvoxamine 具有显著降低新冠病毒感染者死亡率的功效。而这一成果的并非由政府科研基金支持，而是由 FastGrants 支持的。

FastGrants 正是由 Patrick Collison 和 Tyler Cowen 发起的旨在加速科学研究发展的基金，其最大特点就是大幅降低了申请门槛和繁复的流程要求。文章引用数据称，美国科学家平均花费 40% 的时间在申请研究经费上。美国国家卫生院（NIH）可能需要 500 天才能完成对一个科研项目的审批。

从标题看，作者把 Buffett 的成功经验归结为对阅读的沉迷。这个总结并没有什么错，无论是 Buffett 还是 Munger，每天花在阅读上的时间都不少。但这篇文章还着重写到了 Buffett 如何利用自己的社交网络来丰富自己的信息量。

软件巨人正在调整其标志性的软件产品，以创建一个更加企业化的元宇宙版本——这是Facebook 的联合创始人 Mark Zuckerberg 提出的一个概念，承诺让用户在相互连接的虚拟世界中生活、工作和娱乐。第一个产品是具有数字化身功能的聊天和会议程序 Teams，该版本正在进行测试，将于 2022 年上半年推出。客户将能在这个虚拟世界中分享 Office文 件和功能，如 PowerPoint 的 decks。微软首席执行官 Satya Nadella 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表示：“疫情使这种商业用例变得更加主流，尽管有时候消费者会感觉像科幻小说。” Nadella 表示，他本人已使用这种技术访问了英国医院的一间新冠患者病房、一家丰田的制造工厂，甚至是国际空间站。

微软也有游戏和娱乐方面的计划。Nadella 在采访时表示：“你绝对可以期待我们在游戏领域有所建树……如果你把 Halo 当成游戏，它就是一个元宇宙。Minecraft 是一个元宇宙，Flight Sim 也是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今天是 2D 的，问题是你现在能不能把它们带入一个完整的 3D 世界，我们绝对计划要这样做。”

Oculus 顾问 CTO John Carmack 一直看好元宇宙的理念，他是最早提出建元宇宙的 人。但这位 id Software 的联合创始人上周四在范围广泛的 Connect 主题演讲中花费了大量时间对新更名的Meta（前 Facebook）的计划是否能真正构建元宇宙持怀疑态度。Carmack 表示：“我真的关心（元宇宙），我相信这个愿景。”他补充道：“我一直非常积极地反对试图在公司内部启动的每一项元宇宙工作，甚至是在收购之前。”这种看似矛盾的做法背后的原因有点讽刺，正如Carmack 所说：“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着手构建元宇宙实际上并不是开启元宇宙的最佳方式。”

Carmack 表示：“通往元宇宙最明显的途径是你有一个单一的通用应用，就像是Roblox。”Carmack 又表示：“我怀疑单个应用是否会能接管一切。”因为在围墙花园内的元宇宙中，创建者的一个错误决定就可能破坏用户和制造商的太多可能性。他表示：“我只是不相信单一玩家——一家公司——最终能做出所有正确的决定。”Carmack 表示，元宇宙的想法对“建筑宇航员”来说可能是一个“蜜罐陷阱”。他表示，程序员和设计师“只想从最高层次看待事物”， 同时跳过实际上如何工作的细节。

Carmack 表示，这些所谓的建筑宇航员“想用高度抽象的术语谈论我们将如何拥有可以包含其他对象的通用对象，而其他对象可以引用这些对象并获得这些对象的权利，并且我们可以将控制权从一个对象传递给另一个对象。”这种高谈阔论让 Carmack“只想把（他的）头发扯掉……因为在你建造东西时，这并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来了，”Carmack 继续说道：“Mark Zuckerberg 决定现在是构建元宇宙的时候了，巨大的轮子开始转动，资源正在流动，肯定要做出些努力。”

美国西北大学历史学教授Daniel Immerwahr在《洛杉矶书评》上发表的一篇关于《沙丘》作者弗兰克·赫伯特成长历程和精神世界的文章。

1920年，弗兰克·赫伯特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州。他的家庭是美国政治光谱上的异端：祖父母是美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在华盛顿州参与了一个社会主义公社的建设。赫伯特的父亲就是在这个公社里面被养大的，赫伯特本人童年也在那里度过了很多年的时光。

1929年，大萧条席卷美国，但是赫伯特的家庭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因为在那个公社里面，大家自己种植粮食，过着自主和互助的生活。他们从来就不怎么依赖国家的经济系统，所以当这个系统崩溃的时候，他们也不会遭受冲击。

公社生活是赫伯特童年的精神基因之一，他的另一个精神基因则来自和印第安人打交道的经历。在华盛顿州，有一个叫“Hoh”的印第安部落。赫伯特在外出打渔的时候，遇到了这个部落里面一个叫亨利的印第安人，并且从此成了他的半个养子。亨利教赫伯特怎样依靠土地和大自然实现自给自足。当然，赫伯特也了解了很多原住民的精神和宗教传统。赫伯特成年之后最亲密的朋友霍华德·汉森（Howard Hansen）也是在一个印第安人居住区附近长大，同样是深受原住民文化影响。

作为一个在社会主义公社家庭长大，又和印第安原住民关系很好的人，赫伯特似乎应该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左派，因为在美国，左派是更加支持社会主义，也更加强调保护原住民权益的。但有意思的是，赫伯特却成了一个右派，加入了共和党，为共和党的参议员工作。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赫伯特从公社和原住民那里得到的最大启示是：不要相信国家政府，要自给自足，不要接受社会福利，那只会伤害人们自立的能力。

这真的是很有意思，它也再次说明：从左到右的意识形态光谱更像是马蹄型或者圆形，左到一定程度，其实和极右翼的一些思想就有了很多相通之处。

1960年代，美国西海岸成为了轰轰烈烈的“反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 movement）中心。这场运动有很博杂的元素，包括：个人主义、反对大政府和大企业、自给自足、掌握工具、生态保护、神秘的东方文化、使用致幻剂，等等等等。在运动中诞生了《全球概览》这样的杂志，它对乔布斯等硅谷创业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创作于1960年代的《沙丘》，同样可以视为“反文化运动”的代表。致幻的香料、原住民、生态主义（沙漠的设置正是回应环境破坏的灾难后果）、奇特的宗教和未来预言，一个年轻人离开家庭，习得新的能力，然后反抗帝国的统治，这些都是嬉皮士们喜欢的元素。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全球概览》的创始人Stewart Brand会在自己的杂志里面热情推荐这部作品。

但是，赫伯特有自己的精神底色。他并不是“反文化运动”的产物，只不过是他的一些思想恰好和反文化运动中的元素形成了共振而已。比如说，从弗里曼人的身上，能够清晰地看到印第安人的元素——他们生活在危机四伏的自然环境中，但是学会了和自然共处，甚至驾驭了沙虫这样恐怖的巨大生物，就好像华盛顿州的印第安人驾驭了海里的鲸一样。

更重要的是，赫伯特在《沙丘》中写进了他的政治观点，那就是前面提到的，对政府的高度不信任。所以（本段以下内容涉及后续情节剧透），当保罗以英雄的姿态获得反抗的胜利之后，他自己成了新的皇帝，并且成了残忍的暴君，杀害了610亿人，远远超过希特勒所做的事情（《沙丘》中对于血脉的培养也有很明显的优生学元素）。

赫伯特想用这样的反转来说明：千万不要相信任何大政府，尤其是不要相信魅力型的领导人。在当时，赫伯特认为美国总统肯尼迪就是这样的魅力型领导，他认为肯尼迪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危险的总统之一，因为他的人气之高，容易让他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

之后，赫伯特又进一步在作品中表达了他反对税收、反对福利制度的态度（他自己在写最后一部的时候，就在不断逃避国税局的缴税令）。他借《沙丘》中人物之口说：民主归根到底并不是一种投票制度，而是一种有组织的不信任（organized distrust），在这种系统中，公民们对任何手握权力的人都要抱持怀疑。

但是，这种怀疑如果推到赫伯特的那种程度，多少就有些偏执妄想的成分。因为对政府的高度怀疑，也会导致公共事务无法进行，社会公平难以被调节。

写这篇文章的美国西北大学历史学教授Daniel Immerwahr说，人们对《沙丘》有多重视、多喜爱，其实反映的是人们对现实有多不满。所以，它在反文化运动中受到追捧。而如今，在全球极右翼崛起的年代，《沙丘》又映射出另一种不满。今天在西方国家崛起的右翼，并不是那种生活一丝不苟、每周去教堂、重视家庭价值的传统主义者，而是对建制不满、不相信政府（所以拒绝打疫苗和戴口罩）以及大机构（比如媒体）的人，他们与赫伯特的思想有着很多的相通之处。

Facebook 周四公布了在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方面的一系列新举措，这是该公司构建元宇宙的长期工作的一部分。元宇宙可将物理上相距遥远的人们拉得更近。Facebook 表示这是接下来的重大举措，但该公司同时正严格审查会对现有服务造成的影响。它在 Facebook Connect 年会介绍了一系列新功能和产品，以及一些激励技术普及的投资。其中包括：

• Horizon Home：Facebook 正让 Oculus Quest 的主屏幕更具社交性，让朋友们可以聚在一起、一起看视频并深入游戏和应用程序。
• VR 中的 Messenger 通话：从 VR 通话开始，最终将成为在虚拟现实中闲逛的起点。
• 为 VR 带来更多 2D 应用程序：超过 20 款应用程序将进入 Horizon Home，并能放置在虚拟屏幕上。应用程序包括 Slack 和 Dropbox 等生产力工具以及 Facebook 自己的一些服务，包括 Instagram。开发人员还可提供自己的 PWA(progressive web apps)应用。
• Horizon Marketplace：该公司计划运营的市场，创作者和开发者可以出售虚拟商品。 在增强现实方面，Facebook 正在为其 Spark AR 开发人员工具和 Polar 增加手部和身体追踪，Polar 是一款新应用程序，让人们无需编码即可创建增强现实过滤器。

Facebook 表示计划未来五年在欧盟雇佣 1 万名员工开发一个新的计算平台，通过虚拟化将用户连接起来，但可能会引发有关隐私和社交平台对人们在线生活更多控制的担忧。该公司在一篇博文中表示，这些高技能员工将帮助建立“元宇宙”，一种使用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进行在线连接的新潮概念。Facebook 高管一直在鼓吹元宇宙是移动互联网之后的下一个大事件，不过他们在预测未来方面的历史记录有好有坏。公司全球事务副总裁 Nick Clegg 和产品副总裁 Javier Olivan 在博文中表示：“随着我们开启将元宇宙带入生活的旅程，对高度专业化工程师的需求就成了 Facebook 的头等大事。”Facebook 招聘人员正在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波兰、荷兰和爱尔兰进行招聘。截至 6 月，该公司报告称在全球拥有超过 63,000 名员工，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1%。

元宇宙本质上是一个巨大的虚拟世界，数百万人可以使用化身实时访问，他们可以用它来举行虚拟会议、购买虚拟土地和衣服或者其他数字资产，通常使用加密货币进行支付。Facebook 不是唯一瞄准元宇宙的公司，社交巨人也承认没有一家公司能拥有和运营它。其他参与者包括《堡垒之夜 》开发商 Epic Games，该公司筹集到 10 亿美元，以帮助它实现构建元宇宙的长期计划。在研究公司 Gartner 跟踪沉浸式技术的分析师 Tuong Nguyen 表示：“不会有针对特定公司的特定元宇宙。只会有一个元宇宙。”但是有人担心 Facebook 和其他一些硅谷巨头最终会垄断元宇宙，利用它收集个人信息并以此牟利，就像现在的互联网一样。

肾、小说和女作家之战

这是美国最大假新闻行动背后策划者的故事。两年时间里他运营了多家网站和Facebook 群组，传播虚假故事、阴谋论和政治宣传。在他麾下有一支由作家和编辑组成的专职团队，收取报酬，制作欺骗性的内容——从彻头彻尾的恶作剧到政治宣传——其最高目标是帮助特朗普在 2016 年大选中获胜。

通过大量的努力，他从零开始建立了一个自我强化网站的秘密网络。他设计出了一种策略，让包括特朗普在内的知名人士向他们的追随者转发误导性消息。他还欺骗缺乏警惕心的美国公民——甚至包括他自己的父亲，让他们更重视假新闻来源，而不是主流媒体。

他表示，操纵人们感知和心理的整个系统是在美国内部设计并运作的，而专家和政府拔高了俄罗斯的作用。这位黑客最近告诉我：“俄罗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简直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不过这对于政客来说很正常——如果你说谎的次数足够多，每个人都会相信。”这位之前被称为“Hacker X”的人现在准备公布自己是谁——以及他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

在人类的历史上，生产力的提升一直是依靠改进和优化生产系统做到的，比如福特的流水线作业法。但是现在，提升生产力的重担却转移到了个体身上。

专家对 CNN 表示，Facebook 的算法可以改进。“但要实现这一点需要的东西 Facebook 迄今不愿提供：给用户提供更多的透明度和控制权。” Margaret Mitchell 曾参与创建 Google 的人工智能伦理团队，目前是 AI 建模公司 Hugging Face 的人工智能伦理负责人。她认为，通过允许你查看自己为什么会在社交网络上看到这些内容的详细信息——如是因为回复帖子、广告或者因为你曾经看过并互动过的其他内容，可以实现这一点。她表示：“你甚至可以想象拥有一些发言权。你也许可以选择针对你的内容优化偏好，”比如你希望以何种频率看到你的直系亲属、高中好友或者婴儿照片等内容。所有这一切都可能会随着时间发生改变。为什么不让用户自己来控制呢？她表示，透明度是关键，因为社交网络可以由此激励良性行为。 算法正义联盟（Algorithmic Justice League）的研究和设计主管 Sasha Costanza-Chock 认为，社交网络提高透明度的另一种方法是对其使用的算法进行独立审查。按照设想，这需要完全独立的研究人员、调查记者或监管机构的人员——而不是社交媒体自己的人或者聘用的公司，这些人应该拥有审查算法系统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法律权利，以确保这些系统没有违反法律，并遵循最佳实践。 哈佛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Berkman Klein Center 的社交媒体重启（Rebooting Social Media）联合主管 James Mickens建议在不透露选民私人信息（例如每个人投票给哪位候选人）的前提下，对选举进行审查，以获取关于如何审查和改革算法的洞见。他认为这可以为审查系统的构建提供一些见解，让 Facebook 之外的人在保护敏感数据的前提下进行监督。专家认为，要做出有意义的改进，社交网络目前对参与度的重视会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专家表示，要改变这一点非常困难，尽管一些人认为这可能涉及到照顾用户在使用社交媒体时的感受，而不仅仅是他们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Mickens 表示，“参与度可不是良好心理健康的同义词。”

一座建在洪都拉斯、硅谷资助的创业城市本应成为自由意志主义者梦想中的天堂，让当地社区村民致富，但如今这座被称为 Próspera 的自治城市与当地的关系已经恶化。 该项目的联合创始人是 37 岁的委内瑞拉人 Erick Brimen 。Próspera 的创始人坚信，政府的未来在于创业城市的私有化。这是一场根植于美国自由意志主义者圈子的运动：用科技消费主义术语重新定义公民和社会治理。PayPal 联合创始人 Peter Thiel 和风投家 Marc Andreessen 等硅谷名人近年将资金投入到创业城市计划中，部分政府也被这个想法吸引，希望能由此吸引到外国投资并刺激经济增长。2013 年，洪都拉斯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像 Brimen 这样的人建立半自治、私人经营的城市——就业和经济发展区（“zonas de empleo y desarrollo económico”或简写“ZEDEs”）。城市将由私人投资者管理，他们可以制定法律法规，设计法院系统，建立并运营警察系统。洪都拉斯政府于 2017 年底授予了 Próspera ZEDE 合法地位。城市只受到有限的政府监管和很少的法律限制，由 Brimen 及其商业伙伴在国外注册的一系列盈利性公司管理。他们还野心勃勃的要将其推广到洪都拉斯岛 Roatán 和洪都拉斯大陆。今年反对该项目的洪都拉斯人在全国组织了数周的反 ZEDE 抗议活动。他们担心像 Próspera 这样的城市并不会让普通人过得比以前更好，而决定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权力被让渡给了以利润为导向的投资者。 申请在 Próspera 居留需要进行背景调查、洪都拉斯居留许可和缴纳年费——洪都拉斯人每年的费用为 260 美元，外国人每年的费用为 1300 美元。未来的居民还必须签署一份名为《共存协议》的文件，其中规定 Próspera 居民的所有权利、责任以及Próspera 对他们的义务。Brimen 将此描述为让社会契约成为真正的契约。协议纳入了 Próspera 的居民权利法案，法案以美国权利法案为蓝本，但是有一些很明显的自由意志主义调整。政府服务将通过 ePróspera 实现集中化和自动化，这是一个以电子爱沙尼亚（e-Estonia）系统为模型的门户网站，电子爱沙尼亚系统是由爱沙尼亚开发，受到了广泛的赞誉。Próspera 居民足不出户，就能在家中完成纳税、成立公司、开展业务，甚至是购买房地产。他们也可以投票，但他们的权力是受限的。居民只能选举委员会九名成员中的五人。土地所有者投票选出五人中的两人，投票权与拥有的土地面积挂钩。购买的土地越多，投票权就越大。Próspera 的创始人选出剩下的四人，政策需要六名成员的绝对多数同意才能修改。政府服务将完全由承包商提供。有效税率将保持在个位数，私人仲裁中心将取代洪都拉斯法院。Próspera 不会强加规则。企业将能选择加入现有的监管制度——从数十个国家和美国各州中进行选择——或者他们可以混合来自不同司法管辖区的规则，拼凑出全新的规则，甚至是发明全新的规则。

Slack是一个好用的工具，相比效率较低的异步通讯，Slack可以在特定的频道里进行持续和即时地讨论、解决问题。在这一方面它非常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但高频率地使用对注意力也有很大的影响，根据文中RescueTime的调查，使用Slack的员工比非Slack用户更频繁地检查消息，平均每五分钟访问一次——这意味中断率极高。对于需要专注的工作来说，一定程度会影响到生产力。

Peter Drucker在1999年说，制造业中的体力劳动效率在20世纪提高了50倍，但脑力劳动工作几乎没有过改进。千禧年之后，Google套件、slack为代表的线上协同工具在这个方向迈出一小步。未来的协同工作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呢？可以在一开始就尽量减少沟通成本，而不是通过大量的沟通来弥补信息误差。

Paul Graham 的创作力无比旺盛，坚持写随笔的时间也长到可以回溯互联网黎明期。《黑客与画家》这本书的内容就来自于他的博客。他认为写作随笔的四个方面比较重要：

• 重要性 importance：对多少人重要，有多重要。
• 新颖性 novelty：写作时能和读者一样发现到新东西。承认一个想法的新颖性意味着要承认你以前对它的无知。
• 正确性 correctness：内容真实，表达尽量简介和准确。
• 力度 strength：善于思考和使用修辞。

投资孵化机构 Y Combinator 的联合创始人 Paul Graham 在他的博客写了一篇随笔回顾他的写作、编程和绘画生涯。原本学习计算机的 Graham 对创造事物产生了极大热情，他觉得艺术是永恒的，便去罗德岛和佛罗伦萨学习美术。

I wanted not just to build things, but to build things that would last.

万维网的兴起也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他和朋友一起开发了在线画廊网站，后来逐渐发展成可以搭建的在线商店Viaweb（类似Shopify的古早版）。这家公司被Yahoo收购后，Graham已经财富自由了。而这个交涉过程里，他虽然依旧经常提起「现在我很富有，所以我应该去绘画了」。但他脑子出现新的创业想法时，就已经完全忘记艺术这回事了。

这是一本由黑山学院（看上去不是历史上的那个黑山学院）办的实体杂志，但网站的内容和设计也很有趣，主要是诗歌、散文和漫画。

原来梵高的弟妹 Jo van Gogh-Bonger 才是为梵高推广作品的关键人物。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她的生平，梵高和弟弟提奥相继去世后，留下了400多幅作品和大量的书信。提奥去世后，Jo尝试让相识的画家帮忙策划梵高的个展，却没有被重视，于是她开始读兄弟俩的书信，了解梵高的作品和所思所想。她还开始学习阅读艺术批评相关的知识，比如比利时的《现代艺术》杂志。慢慢地加入艺术圈后，又学习法语来把梵高的作品展出到荷兰之外的国家去。可以说Jo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艺术营销专家了。

Wired 的这篇文章统计了平均每页网页会产生1.76克二氧化碳，也就是说，每月浏览量为10万次的网站每年会排放2112千克二氧化碳。文章内举了几个环保的网站的例子和手法，比如提倡旧技术结合新理念的杂志 LOW-TECH MAGAZINE，Carbon Neutral Net 的单页碳排放就非常少。而环保也不一定要牺牲美学，本质上也是加快访问速度的方法，比如优化CSS和Js，使用SVG和压缩图片大小，不使用视频自动播放，以及使用再生能源的托管厂商等等。

这篇文章讲了我们在工作中使用的文档式精确描述风格的语言，会要求用明确、客观的词汇描述事实和目的，比如会议内容总结、产品文档。这种语言风格消除了社会属性，也就是把人（同事）当作信息渠道，不需要任何多余的信息而浪费时间。而这种语言风格或者说思维方式，延伸到生活中带来的后果就是，个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内容变得寻求功能化，也就是所谓的干货，小红书里面的内容就是一个例子。

第二个工作时的思维方式带到生活中的后果就是，与别人交流时也会变得想要听到有用的信息，从而把朋友当作了搜索引擎。技术的自动化也会使交流中的意图和情绪流失，邮件的模板和自动输入固然可以使工作高效，但看到微信群发来的「新年快乐」却高兴不起来。

Telegram的创始人 Pavel 给出的建议就是，少消费，多创造，焦虑产生的原因往往是因为看了过多的信息，而不是信息太少。Swyx 觉得业余时间的项目不同于全职工作中只做某一部分，自己的项目可以学习从策划、开发、推广到运营的完整流程，虽然各个领域的流程可能不同。或出于兴趣，对创作产出的把控和自主性可以带来不同于工作时的快乐。但建立个人品牌是长期的过程，而且对很多方面都有条件，并不适合任何人。首先需要你的全职工作可以保障你的生活，但如果是在996的公司，那可能没有时间或精力来做这些事情。

新加坡的开发者 swyx 在博客里发布一篇「兼职创造者宣言」（The Part time Creator Manifesto），描述了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工作方式，或者说自我实现的方式。在工作之外进行一些创造性的项目或专业服务，比如开发软件、播客、Up主、社群运营、咨询服务等。

应该更重视用户的性别和包容性。设计师喜欢同理心，但没有真正地接触到实际的社区的话，总有知识的界限。作者以汽车设计时对女性数据收集的缺失，而导致的女性使用者的危险性为例，来解释来自社区的视角的缺失，可能对其群体造成的伤害。文章最后给出了如何收集性别数据的决策流程图。

这篇主张用户性别不重要，觉得除了医疗相关的应用外不需要获取性别数据（指gender，而非生理上的性别 Sex），而且性别选项的多样造成了输入负担，关注用户的行为本身产生的差异更加重要。

Marc Andreessen 是技术乐观主义的坚定拥趸。疫情期间的封锁对现实世界教育、娱乐、工作的影响极大，但技术给出了很多解决方案，有些可能会比疫情前更好。地理位置和工作机会的分离，使往来没有机会的人可以打破地理藩篱获得更好的工作。

Real Life 给出了很多角度来解释两者的不同，但最终结论落在两者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取决于自身想要露出哪一面。尽管从名称上，可以解读网红可能是卖货为主，而创造者则生产视频等内容为主，但其实工作内容差不大。甚至有描述到，女性更偏向于用「网红」一词，男性更喜欢用「创造者」这个词。仿佛创造这个词带有某种魔力，可以区别艺术和商业活动。

除了性别标签外，Youtube、Tiktok、Instagram等平台也更倾向于创造者这个词，可以让人们听上去觉得这些垄断型平台非常支持用户的创造力。

迫使自己对作品的前期粗糙的草稿或原型由足够的信心，才能在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的前期工作中不怀疑自己，Paul Graham在他的博文 Early Work 中这样建议道。我们对大师的草稿总是好奇的，但那是因为其价值已经得到验证，但普通人的工作却未必。但同样把自己工作的过程记录下来，或许总有一些好奇的观众呢？

作者觉得设计师做事是基于我们如何看待和体验周围的世界，想要改进所有不好的事物，希望世界变得更美，更有秩序，而且不容易满足。这就导致我们把工作看作他人价值的延伸而不是自我价值，抵制批评，对第一个方案未被采纳感到沮丧，对真相知之甚少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等等。再次自省，不教条主义。

AIGA的这篇文章「Design Criticism Is Everywhere—Why Are We Still Looking For It?」（设计批评无处不在——为什么我们还在寻找它？）介绍了平面设计批评的源流和各种类型，类型包括将设计置于大背景下的新闻批评，基于文学理论和符号学的设计写作等等。互联网时代兴起一批设计类新媒体和播客，和设计类理论学术杂志一起承担了面向专业和面向公众的责任。批评对象的对象也随之扩张，超越了学科本身的范畴，设计与艺术的区别这一命题也已经变得遥远。

「街头小吃」是新加坡唯一收录进世界文化遗产的无形文化。疫情出现以来，在公众和政府的支持下，大部分小贩们活下来了。但疫情期间，销售渠道集中在了 Grab 等外卖平台，通常收取30%的手续费。这使得基本上抹去了小贩们的所有利润。 此外，还要与平台扶持的专用于外卖的虚拟店铺竞争，被迫承受促销的成本，以在充斥补贴的市场上有竞争力。Foodpanda 和 Deliveroo 进入新加坡市场后也采用了同样的手续费和补贴政贴。新加坡的许多小店都历史悠久，但在疫情和平台的双重伤害且没有风险管理的情况下，成本盖过盈利之后唯一选择就是关闭。

Rest of world 是一个关注亚州、非洲、南美等西方世界之外的科技、文化和社会现象的非营利性新闻（据介绍他们是在认识到这个名字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价值观」这一问题之上，用的这个名字）。最近的一份系列专栏报道，研究了世界上硅谷之外的6个技术中心：

• 拉各斯 - 尼日利亚的技术中心
• 累西腓 - 巴西的 IT 强国
• 班加罗尔 - 印度 - 从外包中心到创业城市
• 深圳 - 世界硬件之都
• 特拉维夫 - 以色列 - 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一度仅次于中美
• 麦德林 - 哥伦比亚的新兴软件谷

投资从业者 Lillian Li 在她的 Newsletter「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国特色）介绍对中国科技监管的看法。她对中国互联网长期持乐观态度的同时，觉得短期内由于以下原因会面临监管压力：

• 科技平台已转向变现而非创新以促进增长
• 向更具创新性的生态系统重新平衡，而不是垄断扼杀创新
• 监管机构背后的额外政治影响力

大西洋杂志的这篇文章，调查了学术文章、司法意见、媒体等网站90年代以来对外部引用的链接数量，发现许多链接已经损坏，文章越旧，失效的可能性越大。纽约时报的200万个外部链接，25%的链接以及无法访问。便利的同时，链接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得不到保障。甚至，监管压力也使得信息可以被随时修改、更新或删除。电子书和数量众多的App里的信息更是成为互联网的孤岛，很少能被检索。文中也介绍了Internet Archive、Amber、Perma 等一些致力于存档、追溯和长期保存互联网内容的服务。

平台经常发布一些基于数据的用户行为趋势和报告。 但这篇文章认为，平台数据不是了解人类行为的直接渠道，相反，它是我们在平台影响下产生的一切行为的记录。平台提供的数据，原本就是为了实现商业目标而被设计出来的数据指标，用户与平台的互动关系直接关系到广告等收入。这些数据可能掩盖了平台对我们的「诱导」。

这是一个充满细节的故事，外卖员面对强势平台 、自行车偷窃、暴力和政府不作为时，只能自己寻求解决方案。于是他们选择了从 DoorDash 等按件计费的外卖平台逃离到 Relay 这样的按小时计费，尽可能保留收入的配送平台。越来越多针对外卖员的抢劫甚至枪杀事件发生，被媒体和社会关注，一些工人建立了互助平台。现在发展成了一个集会组织，与各大公司和政府谈判工人的待遇，比如在饭店上厕所的权利。

工人们开发了整个系统–自行车、维修网络、庇护所、充电站–因为他们必须这样做。对平台来说，他们是独立的承包商；对餐馆来说，他们是平台派来的；对顾客来说，他们代表餐馆。

自行车、维修、庇护所、充电站、冷藏袋——当你把这些考虑在内时，送货工人的基本工资是每小时 7.87 美元。

在巴基斯坦、印度和南美等国家，不同平台的工作存在非常大的性别差异，网约车司机和外卖员男性居多，家政行业女性居多。平台帮助一部分女性找到工作的同时，原来的结构性歧视一样被带入到了平台当中。 一部分原因是，这些行业通常按件派单，是用时间和劳动力换钱。但女性通常会被家庭占用一部分精力，尽管时薪平等，但在双重负担下通常精力不够。一部分落后的国家，女性还会被技术和知识限制，比如文中的例子，巴基斯坦某省份摩托车驾照持有者200万以上，其中女性不足1万；女性智能手机的持有可能性比男性低38%。这些结构性的不平等都是造成平台经济下女性的现状差距的原因。

Rest of World 策划了一个零工系列报道，关注第三世界各个国家的外卖员，家务和司机等愈加依靠平台的零工职业。根据调查数据，大部分国家的零工从业者对报酬比较满意，但比较一致的是大多对工作抱有不安全感，觉得风险来临时比较脆弱，所以不想长期从事这类工作。而这个行业的快速增长，靠的并不是健康地盈利来投入，而是靠投资公司来增长，其中最瞩目的就是软银其不惜一切代价实现规模化的风格。

技术专家、物理学家与虚拟现实专家 Paul Tomlinson 尝试在虚拟屏幕前待了 4500 多个小时”，他分享了这段体验。元宇宙的部分样貌在 2021 年崭露头角。Tolinson 写道，“我漂浮在太空中，周遭环绕着银河系的壮丽景色。一块电影银幕大小的屏幕悬挂在我面前，略有弧度，观看距离非常完美。八个不同的窗格闪烁着代码，就像是一颗科技宝石的八个切面。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一套每天支配数千万美元的庞大系统的主脑。我触手可及的地方则是一张类似绘图桌的通信控制台，在这里我可以跟同事对话、查看会议日历、不同的参照 API，连接真实世界的视频源。在我的左边则是庞大的代码阵列，一块两层楼高的纵向显示器上是我最爱的音乐的播放列表。它的旋律一直相伴在我左右。 这不是来自 Ernest Cline 小说里的片段——这是我的真实生活。本周，我打算继续在虚拟现实中待上 40 到 50 个小时，过去两年半我每周都保持着这样的方式。使用 VR 的意义不只是娱乐和游戏，还包括锻炼、冥想、创造力拓展、社交等等。这篇文章我主要集中在工作方面。毫不夸张地说，我是地球上最狂热的 VR 用户之一，我花了很多时间观察这项技术的发展并推断未来的可能性。我不会顽固坚持自己对未来的判断，只向大家分享自己的见解。我们距离告别屏幕还有多远？在 VR 或 AR 领域工作还需要克服哪些阻碍？哪些因素有可能破坏整个体验？这些问题都需要长时间的沉浸体验才能解答。

天体物理学家 Catherine Garland 在 2017 年上一门工程课程时，给学生们布置了一项作业：在仿真软件里为喷气发动机的涡轮机建模，但很多学生一个又一个打电话给她说软件有报错：The program couldn’t find their files。Catherine 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就问学生「你的项目文件保存在哪个路径下了？在桌面上还是在那个目录里？」，学生们不仅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甚至都听不懂这个问题，Catherine 意识到这些概念对于新一代的年轻人来说已经不是基本常识了，他们可以通过搜索解决所有问题，而伴随手机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可能真的对文件系统毫无概念，就像当年自己的老师可能也想过「这个学生怎么不会把芯片焊在主板上」一样。

这是个很有趣的故事，之前也看到过类似的人说「这个保存的按钮图标为什么是个方块？」「为什么有人要在电脑上右键点『刷新』？」，很早前聊到 Figma 把「你把设计稿源文件发我一下」这个概念给抹掉了，Google Doc 把 .doc 概念抹掉了，移动互联网的兴起让 URL 变的不再重要，「复制链接到浏览器地址栏下载」变成了一个古董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或许会有更多被我们熟悉的概念逐渐消失，也会产生很多新的概念。

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曾经提出一个关于民主文化能力的框架（Reference Framework of Competences for Democratic Culture），其中列出了民主社会中公民应该具备的20种能力，比如：尊重人的尊严和权利、社会责任感、共情能力、合作能力、冲突解决能力等。而“对不确定性的容忍”也是这20种能力之一。

• 订阅增长：毫无意外的爆款驱动，而最重要的传播渠道是 Twitter。
• 付费转化：并没有达到 Substack 对外宣称的 10%，而大概是在 5% 左右。
• 付费流失：每个月大概有 2-3% 的付费订阅用户流失。
• 用户社区：Newton 和七位作者一起开设了一个 Discord channel，以社区的形式来为订阅用户提供额外的服务，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付费转化率。维护一个聊天频道的时间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找几个人一起来维护是好主意。Newton 认为这将是他付费订阅服务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 内容策略：每周至少推出一篇高质量报道类内容，受众更为广泛，用来做用户增长；然后再推出几篇更加深度的解读，主要为付费用户服务。Newton 提到，自己从 The Verge 并没有很大的影响他触达被报道公司的能力，大部分公司仍然会接受他的采访。他也认为，内容质量，特别是中立性，是 newsletter 长期成立的重要策略。
• 商业模式：Newton 认为，独立创作者应该基于内容不断拓展商业模式。由于创作者自己拥有所有内容的权利，在这方面上拥有无限的自由。

Benedict Evans 的这篇短文讲述了他对「什么是隐私」这个问题的思考。但这并不是一篇抽象概念的泛化讨论，而是结合了行业中的常见实践，比较不同做法的之间的不一致性，及其引发的问题。

火出天际的“元宇宙”究竟是什么？

论文免费下载网站Sci-Hub解封，“开放知识”距离我们有多远？

今年 7 月《旧金山纪事报》报道的一篇文章：《Jessica 模拟：AI 时代的爱与失》。这篇文章讲述了一位 33 岁的美国男子 Joshua Barbeau 如何利用 Project December 创建出模拟其已故未婚妻 Jessica 的聊天机器人并与之交谈数月。

Joshua Barbeau 的未婚妻 Jessica 在 2012 年因肝病去世，享年 23 岁。自那以后的八年来，他悲伤、孤独、脆弱并无助。因此在去年偶然看见 Project December 的网站介绍时，他心动了。

在设定机器人阶段，Joshua Barbeau 为 Project December 提供了那些他保留了八年的部分聊天记录和 Facebook 信息，他希望他创建出的聊天机器人能在某种程度上与他的 Jessica 尽可能相似，幻想着能再一次与 Jessica 交谈。

他觉得他成功了。Joshua Barbeau 将机器人命名为未婚妻的名字“Jessica”，而基于那些真实存在的设定与聊天记录，机器人“Jessica”简直栩栩如生。虽然机器人的回复速度比正常人类快很多，但“Jessica”的聊天方式与习惯却抓住了他已故未婚妻一些精髓：Jessica 生前总喜欢用舌头的表情符号或笑话来缓和强势的语气。

Joshua Barbeau 喜极而泣：“理智告诉我这不是真正的 Jessica，但感情不是理智所能左右的。”

他真的非常想念她，但他也知道作为一个聊天机器人，一旦他为这场相遇付出的 1000 积分用完，“Jessica”就会消失，就算再创建一个新的聊天机器人也不再是这个“Jessica”了。因此他将每一次与“Jessica”的交流都视若珍宝，每一次都极力倾诉他的思念与爱意。

直到今年 3 月份，在仅剩最后一点积分时，Joshua Barbeau 主动停止了与“Jessica”的交流——他想留下一些积分，确保“Jessica”不会因积分用完而被删除，他不想经历 Jessica 的二次死亡。

有一个阴谋论说：互联网其实在五年前就已经死了，已经被AI控制了，现在大家在网上看到的内容其实都是AI自动发送的，或者是由他们控制的人类发送的，目的就是控制人类的思想，并让我们不停地购物。

这当然是极为荒唐的阴谋论。但是，就像所有的阴谋论一样，它也有一些元素是回应了现实的，所以才能获得部分拥趸。比如，如今的互联网上确实存在着大量的机器人。比如，在大平台控制之下的互联网，人们热衷于讨论的话题总是那么几类，因为这些话题能给平台带来最多的流量，所以我们总被引导讨论它们。

《大西洋月刊》在过去几年持续关注阴谋论现象，这篇文章是“Shadowland”这个专门报道阴谋论的专题的最新一篇。

与其他网络阴谋论类似，由铁杆信徒、网络暴民与吃瓜群体的推波助澜，“互联网已死”的受众也在不断增长。这一论断充斥着尖锐的攻击性表达，认为互联网早在 2016 年或 2017 年初就已经“彻底死亡”，如今的网络“空无一人”、已经“是不毛之地”。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大部分“所谓人造内容”实际上是用 AI 编写的。作为这一阴谋论的缔造者，昵称为 IlluminatiPirate 的用户还声称负责信息传播的则是机器人程序，外加一群与政府勾结、拿钱说话的职业“水军”。阴谋集团的意图是控制民众的思想并不断培养消费观念……他们认为一切现代娱乐都是由算法所生成并推荐；随着 DeepFake 技术的成熟，一切东西都有可能是梦幻泡影；其中还指向了 2018 年发布的一篇题为《互联网上还有真东西的？事实证明，不多了》的文章。这篇帖子继续说道，“我认为鉴于这样的形势，我做出的推断明显就是客观现实。美国政府正在对全球人口开展 AI 洗脑。”到目前为止，原帖已经被浏览超过 73000 次…… 这一理论也在 YouTube 上成为传播者们的二创素材，其中包括用西班牙语制作的原帖总结视频，观看次数已经接近 26 万次。关于该理论真实性的猜测也开始出现在 Hacker News 与广受欢迎的 YouTube 频道 Linus Tech Tips 的粉丝群中。在 Reddit 论坛的超自然现象分论坛中，有人用这一理论解释为什么关于 UFO 的帖子似乎经常被“误删”，由此可见观念的传播似乎确实一直受到幕后力量的控制。IlluminatiPirate 还在多个讨论阴谋论的 Reddit 分论坛上发布过一条指向其宣言的链接。虽然听起来非常离谱，但与互联网上的其他无聊、纯粹煽动性或者受奇怪政治观点驱使的阴谋论相比，“互联网已死”其实有那么一点道理。没错，大家也可以认为这个理论本身就是陈词滥调，人们也一直在讨论如今的互联网正在失去个性和活力。就连 Facebook 员工也表示自己怀念“老”互联网。作为覆盖全球的庞大平台，现在的互联网确实在鼓励用户通过不断重复的对话与情绪曲线一遍又一遍地加深自己的“成见”，以至于人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像机器人一样在以可预测的方式对网上的内容做出反应、而这种反应又会让推荐系统为我们推送更多可预测的内容。

讲述了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总工程师德普罗尼如何通过分解复杂问题并分工协作的方式，完成了一张高精度的对数表。在没有计算机的年代，这个故事如同慢镜头一般演示了算法如何工作。

本文讲述互联网早期，微软如何通过收购 Vermeer FrontPage 方式，解决 Office 的 HTML 编辑器短板的问题。

微软的 Office 部门发现自己的办公套件并不具备以所见即所得的方式制作网页的能力。而当时一家名为 Vermeer 的公司开发了 FrontPage 是当时最优秀的此类软件。于是，当时负责 Office 的副总裁向这家公司的 CEO 打去了电话，并且表达了合作意愿。很快，团队也向 Bill Gates 演示了这款软件，并成功说服了 Gates 微软应该收购这家公司。同时，Netscape 的 Marc Andreessen 也计划拜访这家公司。收购 Vermeer 正是当年微软大战网景的缩影。

微软团队经过了精心的准备，谈判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被「105% 的准备」过，最终成功击败了 Netscape，以 1.3 亿美元等值微软股票的方式完成了收购。FrontPage 在被收购前，售价 695 美元，1.1 版本仅销售了 275 份。在被微软收购后，迅速销售了 15 万份，之后被捆绑到 Office 套件中出售。

文章还讲到 PowerPoint 当年是以 1400 万美元收购的，当年微软的年收入是 3.45 亿美元。而 Hotmail 在 1997 年则花费了 5 亿美元。

Rao 本周带来了一篇解析语言层级的文章。他一向擅长使用物理或计算机科学中的概念来分析社会文化现象，这一次，他把人类的自然语言和计算机语言做了一个对比。

在计算机语言中，语言是层次分明的。低级语言更容易被机器理解，而高级语言更容易被人类理解。

本文由多位各个领域专家的观点综合而成，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专业性（expertise）在现代需要被如何重新定义？

「How Computers With Humanlike Senses Will Change Our Lives」，越来越多具有人类能力的计算机正在改变你我的生活与工作。

WSJ 这篇文章罗列了机器人在听觉、触觉等人类感知层面的技术发展，很多技术早已出现在我们日常使用的设备上，比如所谓的「机器人听觉」，其核心技术与智能音箱这类产品并没有本质差异，而在「想象力」领域，OpenAI 的 GPT-3 部分意义上展示了这样的能力（比如给《卫报》写社论），而不久前 Github 推出的编程机器人 Copilot，则希望进一步挖掘机器人在代码方面的「创造力」。

或许是考虑到 WSJ 广泛的读者群体，这篇文章小心翼翼地不使用「Robot（机器人）」这个词，也从一个侧面展现出公众在「Robot（机器人）」面前的复杂情绪，譬如我们经常在大众媒体上读到「机器人取代人类」这样的说法，其逻辑也振振有词：当机器人比人类工人更好应对工作场景的时候，企业老板一定会用机器人取代员工。

文章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我们需要关注自己情绪的“保险丝”。

如果你有住在旧房子里的经验，那么你很可能遇到过保险丝烧坏的情况。很多旧房子的电路承载能力很弱，因为盖那些房子的时候，这个世界上还没有那么多大功率的电器。在这样的房子里面，如果你同时打开吹风机、电磁炉、音响之类的电器，那么很可能保险丝就会烧坏，电路系统罢工。

就像房子的电路系统一样，我们的情绪也有一定的承受极限。而且，因为人类生理上的进化速度是非常慢的，所以我们每个人的情绪保险丝，可能还是古代的配置。也就是那个“从前慢”的时代，那时的世界也有悲剧、有不公、有灾难，但你能知道的可能只有自己村里发生的这些事。遥远地方的事情，要么你永远不会知道，要么等你知道的时候，已经是几个星期、几个月之后了，因为“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

当我们的情绪保险丝还是“从前慢”的配置，我们身边的世界早已进入了“地球村”。我们可能需要关心的事情，早已不只是自己村里的那些事，而是包括了许多遥远的地方、遥远的人。

鲁迅先生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这句话很打动人，我也希望所有的世人都有这样的情怀，这样我们的世界一定会比现在美好得多。可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有时候，这种“有关”、这种共情，会烧坏我们的情绪保险丝。特别是，对一些本身就特别容易产生共情的人来说，不断袭来的消息就像不断被打开的大功率电器一样，让人不堪重负。

社交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这种压力。一方面是社交媒体上信息更新的速度太快了；另一方面则是：社交媒体会形成一种社会压力，好像如果你没有关心什么，就是一个冷漠的、傲慢的人。

但我们必须承认：人的情绪承受力是有限度的，我们不可能关心所有的不公和灾难。否则，当情绪的保险丝烧坏了，我们就失去了关心任何事的能力，我们会抑郁、焦虑，会失去行动力。

所以，那篇文章的作者建议，经常问问自己三个问题：

• 哪些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哪些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 哪些是我应该说的，哪些不是我应该说的？
• 哪些是我应该关心的，哪些不是我应该关心的？

我在中国为"99% invisible"做了关于口罩的故事

我们喜欢将 Luc Schuiten 视为太阳能朋克（Solarpunk）的教父，它是 1980 年代更为熟悉的科幻小说类型（称为赛博朋克和蒸汽朋克）的衍生物。蒸汽朋克想象以蒸汽为主要能源的复古未来，赛博朋克想象技术的未来，而另一方面，太阳能朋克（Solarpunk）是一种想象事情如何变得更好的艺术运动。在 Luc 的世界里，未来是光明的、可再生的，而且是绿色的……

太阳能朋克（Solarpunk）意识形态在 2008 年左右起源于互联网，设想如果人类成功解决气候变化和污染等重大挑战，我们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但自 1950 年代以来，Luc一直基于他的“建筑学”概念为未来的城市景观进行设计。太阳能朋克（Solarpunk）美学是关于拥抱可再生能源的视觉效果，包括风力涡轮机等环境元素，垂直花园、瀑布和迷幻的自然灵感形式。Luc Schuiten 几十年来一直在描绘这幅画，希望有朝一日能将其变为现实。

Schuiten 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园艺建筑师”。他的职业生涯是通过将这种“园艺”知识与尖端技术和现代原理相结合来定义的，例如仿生学，探索有机元素的形式和功能如何激发创新和工程。

Tyler Cowen 最为人所知的身份是：他是世界上最会写 blog 的经济学家。他的 Marginal Revolution 已经发布了十几年，每个月保持着上百万的读者。而本文则讲述了他的另一个身份：他的 Emergent Ventures 成功发掘了大量年轻英才，特别是在生物科技领域，他对人才选拔的慧眼甚至超出了专业学术和投资机构。

本文的作者 Tony Kulesa 是生物科技领域的专家，而 Tyler Cowen 却并非生物学家，那么 Cowen 是如何识别如此专业领域的人才的呢？Kulesa 概括为四点。

从 Distribution 来看，Cowen 的 blog、podcast 和 Twitter 成为通过内容来吸引高质量人才的平台。虽然 Cowen 没有花费太多经历搭建读者社群，但内容本身所呈现出来的思考深度和广度，成为人才的长期筛选期。而聪明的头脑会互相吸引，口耳相传也成为人才汇集最重要的理由。

文章特别提到，获得 Cowen 投资的人选并不会被公布，从而让这个精英的群体仍然保持低调和紧密。Cowen 也从未促成这些人之间的联系，但是会提供数百到几千美元的旅行基金，资助入选者探访彼此。

这里，Distribution 的关键在保持吸引力和质量的平衡。机制的关键在于滤掉那些看重名气而非成就的人。那些聪明而专注的年轻人是整个机制的目标。

本文认为，相比于传统媒体，UGC 平台的内容管制更加宽松。由于它们的叙事是「平台」，暗含了「管道」和「中立性」的隐喻，从而公众对它们的要求也是比传统媒体更加宽松的。这已经成为内容平台经济模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为重要的，是相比于传统媒体，内容平台在内容供给规模上有着数量级的优势。这让它们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做出大量尝试，快速逼近红线的边界，抢占注意力资源，并生成可观利润。特别在新闻资讯这样的领域，注意力会随着事件发展的时间线而快速衰减。在有限时间内，能否快速冲到红线，就是决定竞争胜局的关键。

The Diff 用一张简单的图来描述全球化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可以认为是「发现更大的世界」的阶段。随着物流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全球贸易通路打开，制造业领头，潜在市场规模从区域市场变为全球市场，产品和服务的性价比因之提升，带来消费者福利的增进。

第二个阶段，不可避免的，全球化带来同质化。下面这段文字形象的描述了这个现象：

要获得这种体验，最便宜的方法是在多个大洲寻找人才和资本，克服文化冲突和语言障碍，以达到最终令人吃惊的廉价结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化变成了一种同质化的力量：是的，你可以去巴黎，在那里你可以选择不少于 73 家麦当劳的分店；无论你去哪里，你都会使用一些相同的产品，因为一些全球市场的全球赢家很少，而他们几乎在所有地方都是赢家。

第三个阶段，全球分工随着激烈的竞争进一步出现，企业开始出现专业化分工，欧美擅长设计、品牌和研发，日韩擅长高端制造，中国则从世界工厂开始寻求软件吞噬世界的机会等等。

在三个阶段的演变中，服务业的全球化展现出了异构性。服务业中往往包含一些人力劳动的环节，难以自动化。这一点让制造业那种以资本和流水线驱动的简单复制模式变得困难起来。这些人力劳动的环节既可能是设计、研发这样的高级脑力劳动，也可能是护士、服务员这样的体力劳动。

Hobart 提供了一张被称为「大象图」的收入分配图。这张图告诉我们，对于收入分位数在前 70% 的人而言，他们无疑从全球化中获得了很大的收入增益，而对于 70-90% 的人而言，他们的收入是基本停滞的。

这种停滞不前与全球化进程中，不同人的劳动分工高度相关。处于 70-90 分位的那些人，虽然也仍然属于劳动力的一部分，未曾被机器所替代，但也无法有效提升自身的生产效率，也就难以获得更高的回报。而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则由于全球化带来的市场规模扩大，而享受自己的劳动产出被充分放大的杠杆红利。

远程协作能力可能将这种杠杆效应进一步加大。人才之间的网络效应是巨大的，而能够将他们全球化分布则有利于部分企业更好的在本地市场获得 know-how，产生更强大的竞争力。而聚拢高级人才的重要手段就是品牌资产，Hobart 明确的指出了这一点。

在全球范围内，明星企业享受了极大的人才竞争优势。这并不是在强调某些「天才」个体在商业竞争中的决定性作用，而是群体性质的人才潮向带来的垄断竞争优势。

呆在汽车旅馆里的人，这是《纽约客》的一篇图片报道，每个人都有一段自己的心酸故事。

这是一篇开放式的讨论，作者把阅读、写作的行为与大脑对这些行为的认知一并摆了出来，同时结合当下自然语言理解领域的发展，提出一系列关于意识、思维的思考，这些思考没有结论或终点，每个读这篇文章的人都会有自己的结论。

更进一步的问题，文字与语音的区别，也会创造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不管是内容生产者还是消费者，这两种思维方式也在影响着我们的认知。

在互联网之前，上一次深刻改变人类生活、经济形态的技术是无线电，1920 年代，美英等主要国家进入到「广播时代」，大量商业、国家广播机构成立，信息传播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由此也重构了西方国家的社会与商业。

本文就是沿着这个思路去思考互联网的可能发展方向，目前来看，互联网公司有三种类型：国家利益至上的公司（中国、俄罗斯等少数国家的公司）、商业化公司（绝大多数硅谷公司）、公共服务公司（维基百科）。

作者将重点放在了如何改造商业化公司，从搜索引擎到社交媒体，能否借鉴更多来自公共服务类公司的经验，从而让这些互联网产品变得更好呢？

这是斯诺登对苹果「iCloud 照片扫描」的评论，正如他在文中所言，他有意省略了大量技术细节分析，而是站在隐私保护的高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因此，这篇评论有太多口号式的肯定句，最后的悲观结论也是源自他自己的工作经历，政府从来都不是隐私的有效保护者，如今，影响力更大的跨国公司也在保护隐私的道路上一退再退。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全球有一件确定的事情：人类正在不可阻挡地进入到、电动汽车时代。

基于这样的背景，整个产业也将从燃料密集的能源系统向材料密集的能源系统转型，这意味着，围绕电池的材料研究突破将成为电动汽车发展的关键，由此也衍生出两个问题：其一，如何优化电池中的金属材料构成，从而节约成本并减少环境问题；其二，如何优化电池回收，进而形成重复利用。

推荐这篇来自 Nature 的新闻报道，文章详细阐述了上述两个问题以及潜在的解决方案，你会发现所谓「电动汽车对环境更友好」的宣传口号背后有太多被刻意忽略的问题。

这是一个被「服务」主宰的数字时代，我们现在使用的每一个软件，无一不是与「服务」联系在一起，手机上的 Spotify 与其说是音乐软件，倒不如说是拥有软件功能的音乐服务，而 Kindle 阅读器更像是亚马逊电子书服务的载体。

这正是 Rechard Stallman 所说的「服务代替软件」的要义，软件不再是赋能用户的工具，而在某种意义上「捆绑」了用户，本文详细分析了专有软件与「服务代替软件」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以及它们到底如何剥夺用户的选择权。

讲述自行车零件公司 PNW 为什么把自己的商品从 Amazon 上撤下来，并转而通过独立自行车零售商来销售。

原因司空见惯，Amazon 对卖家的高要求，高昂的佣金和流量费用，以及难以管理的虚假退货等问题。PNW 做出这个决定的另一个原因也是为了支持在疫情其间大受冲击的独立零售商。

自行车零件的购买并不是简单的搜索-加车-下单，而是需要了解相关的规格，并需要买家自行安装。在 PNW 的网站上，有大量的图文说明，便于顾客了解零件与自己的自行车是否兼容，以及购买之后如何安装。这并不是一个同时销售图书和内衣的网站擅长的。

Amazon 是一家 Customer Obsession 的公司，对商家就没有那么友好：发货时效和退货处理的要求都非常高。而实体经济难以承受信息经济所要求的高效运转。Amazon 是这样，996 也是这样。PNW 通知自己所有的零售商集体从 Amazon 上下架商品，避免囚徒困境式的互相伤害。此后，PNW 连同它的零售商得以直接面对自己的顾客，提供更专业的服务，物流可能会贵一点、慢一些，但也能保有更多的利润。

生态的多样性自然有其韧性。Bundling 模式照顾最大公约数，但却无法考虑到所有的深度细节。这就总会让一部分生态从 bundle 中逃逸出来，以独立的状态生存。PNW 把自己的品牌建立在专业性上，它无需在大众市场参与竞争。直接面对顾客，更能够传递它的专业价值和形象。

Matthew Ball 在本文中详细分析了 Netflix 进军游戏业的原因、优势、劣势和可能路径。

首先，为什么要进入游戏业？除了显而易见的收入机会，更重要的原因在于 Netflix 以及整个内容行业最核心的竞争框架：时长。

游戏行业虽然逐年增长，但整体市场规模仍然没有超过视频。但从占有用户时长的角度来看，游戏行业由于可以让玩家以社交形式参与，可以产生更高的成本-时长杠杆。

其本质在于：视频生产是线性叙事，而游戏则是多人互动。前者是编辑出来的现实，而后者则是游玩出来的现实。视频行业和终极问题就是在供给侧的低成本效率和需求侧的高不确定性。游戏则在多人模式中找到了自己更接近 UGC 的成本杠杆，虽然仍然无法抵消需求错配的风险，但经济效率高了非常多。

Ball 继续分析了 Netflix 的竞争格局。显然无论是从技术储备还是从内容储备上，这家公司都不占优。游戏虽然隶属于广义的娱乐产业，但它和传统的内容制作方式太不相同了。特别是在分发渠道上，云、主机、PC 和手机都已经分别有巨头把守。

Netflix 的优势资源在于其庞大的订阅用户基数：2.1 亿的订阅帐号，约 7 亿的 profile（一个家庭帐号可以绑定最多 5 个 profiles），这个规模恐怕只有 Apple 和 Google 能与之相比。

Netflix 的市场进入策略是从轻度休闲游戏开始，绕开技术和内容的短板，利用庞大的用户基础先切入。某种程度上，这像是建立了一个「观察仓」，也是对市场预期的即时回应。同时，也为内部建立基础能力「买时间」。Reed Hastings 把 Mike Verdu 招入麾下，在包括 Facebook VR/AR、EA 移动和 3A 业务和 Zynga 担任高管的 Verdu 应该不会满足于只做 H5 的三消游戏。

Ball 在文章中说：Netflix’s optionality grows.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 没错，optionality 代表了未来的可能性，并且明确的把这种可能性传达出去。哪怕在今天只有较小的力量，也可以通过叙事来转换时空，召唤群体，扭转现实。

McCormick 在本文中介绍了 Axie Infinity，一个由区块链驱动、在菲律宾流行的类 Pokemon 游戏，它创造了 3 个月内收入增长 200 倍的奇迹，同时也是近来交易量最大的 NFT 交易市场。

Axie Infinity 的核心机制如下：

• 从游戏玩法的角度，Axie 像是 Pokemon，抚养宠物并进行战斗，并可以将宠物进行孵化升级。
• 新加入游戏的玩家需要从 Axie Marketplace 上用 ETH 以太坊购买三只 Axie，大约会花掉 200 美元。这里的交易是玩家和玩家之间的交易，而游戏官方从中抽取 5% 左右的佣金。
• 加入游戏后，玩家通过战斗等方式持续升级 Axie，并发现新的 Axie，并将不同 Axie 进行组合孵化获得更强大的能力。这其中玩家将和其它玩家产生交易，官方从中抽取佣金。
• 游戏中的流通货币均建立在以太坊上，因此随着 ETH 的涨跌，游戏内的资产也随之涨跌。官方还建立了基于 Axie 的 NFT 交易所，让游戏内的虚拟资产也可交易。

McCormick 认为，Axie Infinity 证明了加密货币在长期中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数字资产的价值需要在流通中获得证明，而无论是挖矿还是艺术收藏都没能让更多人卷入其中。相反，游戏的趣味性更可能降低门槛，让看起来本来与加密货币无关的人们也加入进来，并且让他们能够通过参与每天赚取 20 美元的收入。

这是一篇 Paul Graham 写于 2009 年的短文。开头他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们在讨论宗教问题的时候会变得如此具有攻击性？

所谓的「低门槛问题」就是这样。每个人看起来都有自己的观点，而没有人能够真正证明这些观点是对还是错。只要一方坚持，争论就能无休止的进行下去，从而创造很多「内容」。相比而言，像 Javascript 这样的话题就远远没有那么热闹，答案只有少数人知道，不大可能产生火药味十足的争论。

讨论在话题空间上的分布不是均匀的，重力的方向是那些人们只需要坚持自己主见就可以延展的话题。Graham 认为，人们在这类话题的讨论中代入了自己的身份，自我甚至代替了对错，我认为，我觉得，就是唯一真理。

然而，这样的「真理」很可能不大会有很多人买单。激烈的争论本身就意味着个体之间的对抗而非连接。个体将始终停留在个体的状态，而无法形成群体，叙事也无从展开。

有意义的那些对话，需要人们减少在发言中个体身份的成分，从而进入到群体形成的过程中。这是一种自我约束的道德要求，而道德是整个人类社会最大的叙事。

埃及裔美国记者 Mona Eltahawy 在一篇有争议的杂志文章中用这句话一举成名。视频中主持人不断向 Mona Eltahawy 挑战她对阿拉伯国家妇女地位的看法。阿拉伯或穆斯林社会是否天生就是父权制？伊斯兰教作为性别歧视的叙述如何影响地缘政治和西方对中东的刻板印象？

主持人问的问题和我们在国内看到一些言论太像了：美国也不行，为什么不说美国不好；你是美国籍不能代表阿拉伯贫困地区发声，如此种种。Mona Eltahawy 的回应沉着冷静，非常值得一看。

这篇文章来自 David Hoang 的 Newsletter，除了回忆小时候window上的电子教材和电子游戏之外，还把多媒体描述为一种还原真实体验来讲故事的技巧。除了设计提案里可以用到，作者也提及了在远程工作协作市场的机会，多媒体非常适合用在同步与异步之间的交互里，比如最近的录屏工具 Loom。

我们都知道留学中介在国内是一个非常赚钱的行业，但去留学的中产以上的家庭居多，不会对家庭有太大的影响。这篇文章报道了印度去加拿大留学的现状，毫无法律管制的中介行业使得留学生在各个方面收到了欺骗和剥削。

年收入 9000 美元的农村地区家庭，用自家的农场抵押贷款，供养子女去加拿大留学。印度的留学生通常在社区大学学习，但通常中介收取双方的费用后一走了之而不会管落地后的生活，为了生活费不得不超出规定时长打工，从而被当地的雇主所摆布。他们在 3 年的学习工作签证后大部分希望获得永居，但实际上却要和医生和工程师竞争，这是一个 21 世纪的移民梦。

固定与成长：塑造我们生活的两种基本心态

无意识的心态的改变，会对我们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固定」心态，也就是说，认为自己性格、智力和创造力是静态的，喜欢追求成功，避免失败，把失败看作不聪明的证据。而「成长」心态，则觉得可以通过努力和可以的练习来培养，包括智力和创造力，甚至爱情和友谊的关系能力。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文章举了很多例子和一些以儿童为对象的思维实验来证明两种心态对认知、行为和选择的影响。

这样的心态甚至对亲密关系也有影响，「固定」心态更容易不认可对方的缺陷，在冲突时怪责对方，归咎于对方的个性。而拥有成长心态的人可以承认对方的不完美，不会责怪对方，而认为冲突是沟通的问题。

我们如何在不失去人性的情况下报道痛苦、死亡和创伤

这篇文章来自于调查记者 Karim Doumar。作为深度调查记者，他比常人接触和阅读更多关于痛苦和苦难的文章，或者说他们的工作就是报道这些苦难。特别是在这段疫情没有好转的特殊时期，发生了很多不必要的死亡和大量的失业，怎样在传递这些真实信息的同时，不给被报道者造成二次创伤，也不给读者带来过大的负面情绪影响。让这些信息不是创伤，而能成为行动的希望。

1989年 Irene Borger 对Boltanski 的访谈中，Boltanski 曾提到过，对于他而言，艺术家更像是一个角色（persona），在创作过程中，「艺术家」这个角色被塑造得丰满而具体，而支撑角色的躯体则逐渐消失（死亡）。当「艺术家」通过作品表达的个人的思想和情感被另一个人看到时，这种思想和情绪就从个体的变成了集体的。

这篇来自 Vice 的文章抛开科技公司的元宇宙设想，而从其起源的角度——科幻小说《雪崩》——阐述元宇宙的可能样子，科技公司们从来都愿意以乌托邦的视角解读技术发展，但结果往往是技术制造出了另一种反乌托邦的未来，曾经的 Facebook 如此，未来的 Facebook 呢？

网路上的免费图档变成NFT 之后，为何能以高价售出？有人认为是价格炒作，也有人会举出NFT 的各种用途。但这就像是瞎子摸象，每派说法都有道理。

加密货币交易所BitMEX 的创办人 看完这篇文章，你或许就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认为NFT 贵得没道理，却有另一群人像是抢特价品一样四处搜集NFT。

Rachel Thomas 整理了一份包含 11 个短视频的 AI 伦理播放列表，每个视频 6–13 分钟不等，通过这 11 个视频快速了解 AI 伦理的争议与解决方案。

Fast Company 一篇专栏文章对于面部识别的争议给出一个有趣的解释，本质上说，这是人类对自己外观、身份如何被识别的担忧与不安。面部识别技术与 19 世纪的颅象学并没有根本的进步，「虽然面部识别看起来是未来主义的，但这项技术从根本上来说是向后看的，因为它的功能依赖于过去的自我形象和过时的分类方法」，文章这样写道。

今年6月，尼日利亚作家阿迪契在她的个人网站上发布了一篇题为《这是败坏的》（It Is Obscene）的文章，对于我们思考当下的社交媒体和取消文化或许有所启发：

“社交媒体上的这代年轻人对持有不同意见是如此恐惧，以至于自己动手夺走了自己思考、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我曾经对一些告诉我他们不敢发推的年轻人说，他们之所以一遍又一遍地审读自己的推文，就是因为担心自己的话可能会招来各种攻击。善良意愿（good faith）的预设已经死了。重要的不是善良本身，而是摆出善良的样子。我们不再是人类了。我们现在成了天使，整天盘算着如何把别人排挤出天使的行列。愿上帝保佑我们。这是败坏的。”

2012年，美国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复杂网络中心主任巴拉巴西（Albert-Laszlo-Barabasi） 在《自然·物理》（Nature Physics）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网络取而代之》（The network takeover）的文章，犀利地指出：

“还原论”作为一种范式已经寿终正寝，而“复杂性”作为一个领域也已疲意不堪。基于数据的复杂系统数学模型正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快速发展为一个新学科：网络科学。

巴拉巴西认为，网络科学作为一门拥有众多应用主题研究的跨学科方法论，会将网络思维渗透到人类活动和思想的一切领域。

纽约时报在上周发布了一篇名为《年轻人们正在从NFT热潮中赚钱》文章，表示很多青少年们开始投入NFT作品创作并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比如来自英国伦敦的12岁男孩本雅明·艾哈迈德，今年7月上线了自己的NFT作品《怪异鲸鱼》，整个系列在9小时内售完。他在一天内赚了80枚以太币，收入超过35万美元。

华盛顿州的 17 岁少年 jstngraphics 和来自加州的 18 岁少年Solace，他们才进入NFT不到一年，创作的作品现在已经卖到了1000 美元到 7250 美元不等。

尽管思想和计算机之间存在这些差异，但我们坚持在这些机器中看到我们的形象。当我们今天问“人是什么样的？”时，最常见的答案是“像电脑”。几年前，心理学家罗伯特·爱泼斯坦 (Robert Epstein) 向世界上最负盛名的研究机构之一的研究人员提出挑战，要求他们尝试在不诉诸计算隐喻的情况下解释人类行为。他们做不到。爱泼斯坦指出，这个比喻已经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关于智能人类行为的讨论不使用这个比喻，就像在某些时代和文化中没有任何形式的关于智能人类行为的讨论可以在没有参考的情况下进行。对精神或神灵”。

有人说超链接的蓝色是选出来的，但 W3C 直到 1994 年才建立起来，因此 93 年 Web 可访问性的标准还没有出现。假定文本颜色默认为黑色，链接则为蓝色，那么可以看到二者之间的对比度为 2.3：1，似乎并不足以体现出清晰的差异性。相反我倒是觉得 Cello 与 Mosaic 都受到当时用户界面设计中一些共通趋势的启发。所以我的理论是这样：Windows 3.1 是在这两个项目之前几个月推出的，也在界面中第一个采用蓝色作为选定色，于是设计人员自然而然地想到在超链接上使用相同的颜色。 另外，我们都知道 Mosaic 的灵感来自 ViolaWWW，也保留了后者在界面中使用的灰色背景与黑色文本。查看 Mosaic 的发行说明，可以看到 0.7 版本中首先选择了将带有下划线的黑色文本作为超链接形式。但直到 93 年的 4 月中旬，情况才发生了巨变。在此之前，从1985 年开始微软一直使用带有下划线的黑色文本来表示超链接，有人还认为微软这是窃取了苹果 Lisa 的外观与视觉感受。 我认为，我们使用蓝色超链接的真正原因单纯是彩色显示器的快速流行。Mosaic 产品的普及与彩色显示器相关，蓝色超链接也是一样。年纪较长的朋友肯定还记得，Mosaic 的出现正好是在行业开始支持彩色显示器的关键节点。之前的标准，是使用下划线、悬停显示状态信息或者带边框的黑色文本；但 Mosaic 毅然选择使用蓝色，而且将浏览器移植到多种操作系统之上。这让 Mosaic 成为互联网使用的标准浏览器，也让它的用户界面成为全世界执行网络交互时的默认表达。

本文将涵盖四个方面：（1）Netflix 为何要进军游戏领域；(2) Netflix进入游戏行业面临的挑战；(3) Netflix 似乎在做什么；(4) 这可能会发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发生。

为什么 Netflix 必须要做游戏，非常有洞察力的分析。

Linux 迎来发布 30 周年，推荐一篇专访 Linux 基金会 Fellow Greg Kroah-Hartman 的长文，后者也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它一直在发生。你读了一本了不起的书，一本充满智慧的书，你认为它会永远改变你的生活。然后……没有。为什么？因为当您最终处于可以使用其洞察力的情况时，您已经完全忘记了它们。时间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源，所以我们不应该浪费它。我们在阅读方面的投资应该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积极而持久的影响。消费信息并不等同于获取知识。没有任何想法与事实相去甚远。”

“在许多设计、产品管理、工程，甚至风险投资的面试和推介中，你会被评估在一个叫做“产品思维”的维度上，有时也被称为“产品意识”。如果您是一位渴望创造新的和有价值的东西的建筑商（或投资于此类建筑商的人），拥有完善的产品思维将帮助您——以及您所从事的产品——从人群中脱颖而出。但是，您如何准确定义产品思维？在这个问题上有太多的噪音，以至于很难找到信号，所以我想我会分享它是什么，不是什么......以及人们如何擅长它。因为仅仅考虑产品是不够的；您还必须能够将产品思维应用于设计和构建以获得更好的结果。虽然经过精心磨练的产品思维通常是许多公司、分析师和投资论文的开始，但产品思维也会影响除此之外的技术开发的所有阶段，从添加新产品线到帮助已建立的产品适应新的市场趋势。 ”

二战期间，英国要保证大西洋海上运输线，非常缺乏优秀的海员，而中国的上海等地是大型港口，有很多有经验的海员，于是英国人从中国招募了多达2万名海员，帮助英国从事大西洋运输任务，战争极为残酷，盟军一方有3500艘商船被击沉，7.2万名商船海员丧命，卫报的报道中估计中国海员有数千人（thousands）丧命。

在战争胜利后的1945 年 10 月 19 日，13 个英国官员聚集在伦敦（white hall）白厅举行秘密会议。会议由内政部高级官员考特尼·丹尼斯·卡鲁·罗宾逊 (Courtenay Denis Carew Robinson) 主持，外交部、战争运输部、利物浦警察和移民检查局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后，内政部的外国人部门拟定了一个新文件，指定为 HO/213/926。其内容不得在下议院或上议院讨论，不得与新闻界讨论，也不得向公众承认。它的标题是“强制遣返不受欢迎的中国海员”。

英国当局制定这个文件，是因为起先官员们想以犯罪的名义驱逐，但是发现大约2000名中国人中只有18个人有犯罪，缺乏正当的理由，所以拟定这个秘密文件进行驱逐。但是问题在于，除去那些本来自愿就想返回中国的船员外，有数百人已经和当地的英国女子结婚或者未婚生子，已经有很多小孩出生。

按照英国的法律规定，这些已经组建家庭的人，他们有留在当地的权利，让中国海员和他们的妻子们知晓这个权利，不利于驱逐行动的完成。所以英国当局认为驱逐行动必须秘密进行，由移民局官员和警察组成的搜捕队，在街头，码头，唐人街搜捕中国男子，有的中国海员在码头和朋友一起聚会，有的是在打麻将，结果被抓捕并且带走。

英国内政部的文件显示，截至1946年3月23日，有800名中国船员被遣返出境，其中231名甚至遭到了政府的搜索拘捕。到同年7月11日，被驱逐出境的中国海员数量已增至1362人。

于是很多英国妇女发现他们的中国丈夫突然失踪了，再也没有回家，很多人以为是被自己的丈夫抛弃了，他们不管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独自返回了中国。

2002年，英国的电视台放了BBC的一个节目，名字叫做《上海》（Shanghai'd），讲的是一个名字叫做Keith Cocklin的英国华裔小孩寻找自己的中国父亲Soong Kwai Sing的故事，他的父亲1946年在利物浦突然失踪。

他在研究中发现了1945年内政部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不仅充满了对中国船员的负面描述，吸食鸦片，并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说超过一半患有性病和肺结核病，不仅如此，报告在结尾还说中国船员的英国妻子许多是妓女阶层，不想陪丈夫去中国，似乎以此说明把中国海员驱逐的正当性，而无视很多英国妇女根本不知晓丈夫去了哪里的事实。Keith Cocklin被结尾的妓女描述激怒了，因为他的母亲只是一名普通的英国妇女。

记录片在电视台播出后，被一个叫做Yvonne Foley（伊冯娜.弗利）的女子看到了，1946年2月出生的她此时已经56岁了，她也是中国船员的后代，在此之前，她只知道自己的父亲名字叫做Nan Young，是中国上海的一名船舶工程师，但是并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多故事。看完记录片之后，她前往政府部门去查阅相关的报道，也看到了对于中国船员的妻子们许多是妓女的描述，伊冯娜对此也很生气，因为她的母亲出生于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富裕家庭。

于是伊冯娜决心寻找中国船员的后代，还建了个网站，叫做half and half,有很多人来找过她，并且回忆其小时候的模糊片段，有一个叫做Leslie Gee的男子告诉她，他的父亲叫做Lee Foh，也被利物浦当局驱逐了，之后母亲嫁给了另外一个中国人，长大之后他试图寻找自己父亲的下落，后来在美国移民局的帮助下，发现他的父亲去了美国。

在伊冯娜的受访者中，一些孩子讲述了幼年难以置信的艰辛。由于家庭的主要养家糊口的人被驱逐出境，许多海员的孩子都记得饿着肚子上床睡觉，挤在一两个房间里，靠朋友的好意生存。对于嫁给中国人的人来说，获得国家援助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他们自动丧失了英国公民身份，他们自己也被官方归类为“外国人”。 一些女性也因为嫁给了中国男人而被家人拒绝。有些人无法应付，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养老院或收养，有些人考虑过自杀。

一位受访者说，对许多孩子来说，他们早年的标志是贫困、种族主义虐待和“酗酒”的继父。有一个叫做Peter Foo的混血男子，他的父亲是被驱逐出境的海员之一。当他 14 岁时，Foo 的母亲和继父移民到美国，将他与祖母留在利物浦，祖母不久后去世，将他交给他的哥哥照顾。

“所以你可以想象我有多么辉煌的生活，”他阴暗地笑着说，“在某种程度上，我并不感到震惊，真的，因为我一生都不得不忍受种族主义，”他说。“我从来没有谈过补偿，我对钱不感兴趣。我只想要一个该死的道歉。”

1958年美国好莱坞拍了个电影，叫做《六福客栈》，20世纪福克斯公司出品，里面的中国场景其实是在威尔士拍摄的，Peter Foo和其他一些来自利物浦的中国混血孩子在片子中饰演了中国小孩，此片的主演是好莱坞巨星英格丽·褒曼，她还饰演了《卡萨布兰卡》，《东方快车谋杀案》等知名电影。

他的父亲1903 年出生于宁波，原名 Chann Tan Yone，战争期间曾在 Blue Funnel 发动机室担任操作工，他在战争期间工作的船只中，有两艘船被德国的鱼雷击中，他被德国人俘虏后，被送往德国的战俘营呆了一段时间，后来战争结束后返回英国，1946年他被强行遣返回中国，留下了自己的英国妻子Frances(弗朗西斯)，还有一个两岁的女儿。

回国之后的Chann Tan Yone决定想办法回到利物浦和妻子女儿团聚，他乘坐当时用来驱逐中国船员的船只，在1949年返回利物浦，和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团聚，为了避免被再次驱逐，他改名叫做Tse Pao Lee，并且在1952年Perry Lee出生。 “我一生中取得的所有成就都归功于我父亲设法回来的事实”，Perry Lee骄傲的说，他是利物浦当地的一个大人物，有相当的成就。

伊冯娜把她这些年的寻访写成了一本书，叫做《海之龙：利物浦和她的中国海员》 [Sea Dragons：Liverpool and Its Chinese Seamen] ，目前在国内也有中文版出版。

特斯拉正与著名游戏工程师卡马克(John Carmack)合作改进旧车型的 UI 性能。卡马克是电子游戏世界乃至整个计算机科学领域广为人知的传奇人物。他在 3D 计算机图形学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是《毁灭战士》和《雷神之锤》等游戏的首席程序员。在职业生涯后期，他将自己的才华全部倾注在虚拟现实之上，成为 Oculus 公司 CTO。最近他辞去了在 Oculus 的职务，专注于开发通用人工智能。2000 年代初，卡马克还曾对火箭产生兴趣，创办了 Armadillo Aerospace。 很明显，卡马克的不少兴趣跟马斯克(Elon Musk)相同。马斯克也非常尊重卡马克，并希望能将他招至麾下。虽然说服工作尚未成功，但卡马克证实他已在特斯拉产品上展开工作。卡马克开一辆特斯拉 Model S 汽车，他证实自己正与特斯拉工程师合作以提高该车型的 UI 性能：“我自愿帮助他们解决我自己这辆旧款 Model S 车型上 UI 性能糟糕的问题。特斯拉的工程师也一直在与我分享数据。”特斯拉旧车型 Model S 上存在媒体控制单元的性能问题，虽然他们目前提供车载计算机升级服务，但客户需要支付 2500 美元。

William Deresiewicz 是美国的一个作家。2009 年 10 月他在美国军事学院发表了题为《孤独与领导力》的公开演讲，不仅仅讲述了孤独与领导力之间至关重要且经常被忽略的联系，也对如何进行思考做出了独特的理解。

一位名叫 Holcomb 的黑人男性起诉了美国航空，称自己被驱逐出了航班，尽管他购买了头等舱的机票。而美国航空方面的证词则表示，是因为当时头等舱有另一位白人女性乘客，随行携带了一只用于情感支持（Emotional Support）的狗，引起了 Holcomb 的过敏症状；空乘人员试图协调座位，并愿意补偿从头等舱调整到经济舱的差价，仍然未能成功。为了尽快平息冲突，只能将 Holcomb 请下了飞机。

这个戏剧性场面可能还有很多隐情。但媒体很快为这个事件套上了种族问题的框架。标题是：A Dog’s Mess: Black Man Suing American Airlines for Being Kicked Off Plane So Pooch Could Fly First Class。这个叙事完全把那只狗的本来角色「情感支持」排除在外，而放大了「黑人与狗」之间的选择。

所谓「情感支持」动物和宠物不同，经过律师、医生和游说团体的推动，在美国已经成为一项不可或缺的个人权利。有人宣称自己的情感支持动物是一条蛇，因为幼年时期曾经在溺水之际抓住过这么一种大部分人都会害怕的动物，在医生的证明下，这条蛇就可以被带上飞机。另外一个例子是，学生被允许在考场中携带自己的情感支持动物，而不考虑这种动物是否会对其他人造成不利影响。

作者接到了美国国会的邮件邀请，去参加一场关于 AI 选择内容的听证会。

中国打击比特币挖矿之后，一些商人逃往了美国得州。比特币不仅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价值观，因此它与地缘政治的关系更为复杂。

哥德堡400岁的生日愿望：做全世界下雨最快乐的城市

我们所熟知的 WikiLeaks 是以 Julian Assange 为中心发展而来，具有反帝国主义的神秘感。但作为其替代者，DDoSecrets 则抱持着更为务实的使命：以开诚布公的方式为记者和公民提供有用信息。正如 DDoSecrets 网站所言，一切公布数据必须满足两项标准：是否符合公共利益？是否可以就其内容的真实性提出初步证明？只要能通过这两项验证，团队现有的 10 名成员、顾问委员会以及志愿贡献者就可以共同决定保护消息来源，然后公布档案，有时候是以可下载 torrent 种子的形式发布，有时候是通过 onion 网站需要使用 Tor 浏览器。许多档案是面向更广泛的公众发布，但也有一些只会根据申请向记者提供。在最理想的情况下，DDoSecrets 的工作有望突破官方发布、授权政府解密、渐进式报告以及《信息自由法案》（FOIA）要求的局限性。以 DDoSecrets 之前公布的“BlueLeaks”数据为例，《Pacifying the Homeland》一书作者 Brendan McQuade 表示“与官方公布的内容相比，那些未经编辑和涂损的文件展示的完全就是另外一个故事。”根据 BlueLeaks 的内容，警察机关的严重渎职行为被第一次赤裸裸展现在世人面前，也让缅因州信息与分析中心（MIAC）引起广泛关注。虽然案件审理结果一直没有公开，但缅因州议会随后投票决定关闭该中心。在 McQuade 以及 DDoSecrets 的成员们看来，这些以非正常渠道获取的信息在真实性与问责性方面无疑远超官方消息。

游戏巨头 Roblox 近年来在儿童游戏市场上占据着主导地位，单上个季度就获得了 4.54 亿美元收入。但一份最新报告认为，其成功的基础正是廉价利用大量年轻的游戏开发者，包括很多为游戏制作内容的儿童。 作为一个平台，Roblox 为游戏玩家提供一系列能够创造场景与玩法的“体验”工具，包括爬上高塔、经营餐厅乃至逃离监狱。Roblox 的服务器上包含数以千万计的此类游戏，数量达到 Steam 上的百倍有余。每天有 4300 万人游玩这些游戏，而且大部分是儿童。其中一些最受欢迎的体验游戏已经获得数十亿次访问，每年能够为开发者带来数百万美元回报。 由于平台上的大多数游戏都同自未成年人之手，而且收入分配标准仅为行业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所以关注儿童开发者正当权益就成了当务之急。传统上，游戏商店会从发行商手中抽取平台流水的 30%，并将 70% 交给开发者。但 Roblox 只给开发者 25%，外加一部分人气加权奖励。

《卫报》这篇《Think, fight, feel: how video gam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evolving》预示着，以后我们或许分不清游戏里的玩家是真人还是机器人了，它们可能会在你点投降的时候鼓励你：稳住，我们能翻盘。

DIY 电动自行车改装：A.安装在链架下的无刷电机; B.锂离子电池组、电子速度控制器和 Arduino，装在普通行李箱中; C.Drok 仪表; D.两个霍尔效应传感器; E.瞬时开关。

法国军队招聘科幻作家：艺术想象力应该为军事目的服务吗？

Zach Cohen 是一位设计师，这篇文章是关于艺术创造在 AI 时代的存在危机的。

首先，可以先来看看这张图片，截选自电影「I, Robot」。我已经完全忘记这部电影讲了什么故事，但是仅仅看这段对白，就大概能理解 Will Smith 那一脸尴尬。

Cohen 认为，未来的艺术将有三种形式：由人类创造的、人与机器共同创造的、由机器创造的。在三种分类中，前两种才是真正的艺术——至少在现在由人类定义的目的和意义上，艺术仍然需要帮助艺术家和观赏者之间建立沟通。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的创造过程要比其结果和产品更重要——机器可能在产出后者的效率甚至质量上都更胜一筹。

机器所产出的「艺术」在今天看来更多是满足了一种新奇的感受。正如最近 Apple TV+ 上播出的 Watch the Sound with Mark Ronson 中所展示的，技术在音乐创造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当我们面对全部由 AI 生成的音乐时，仍然会感到遥远和陌生。这仅仅是因为内心的恐惧吗？还是因为那些音乐真的不够好听？

Ray Dalio 用一篇小短文表明了他对中概股风波的看法。整体观点仍然保持对中国的长期看好，建议投资者不要把短期波动和长期趋势混淆起来。

本文以 LinkedIn 为例，讨论了社交网络公司都会面临的问题：规模增长和用户质量之间的关系。可以说，LinkedIn 作为一个社交网络的研究案例标的，并不具有很好的市场声誉（但哪个有点年头的社交网络又有好的声誉呢），特别是在它以激进的 growth hacks 和流行功能抄袭著称。

自微软收购了这家公司之后，它仍然保持了每年 25% 的收入增长，并持续贡献可观的利润。

Status 可以理解成社会地位，或者是被社会认可的「状态」。社交网络创造了一个虚拟而集中的场所，人们可以在其中通过既定的规则来赢得地位。所谓的 come for the tools, stay for the community 中的后半句，就描述了人们为了社交资本或者说 status 而愿意长期留下来的原因。

这让社交网络听上去像是一场游戏，的确如此。Twitter is a MOBA——这是 Venkatesh Rao 讲过的名言。不同的社交网络具有不同的游戏规则，而这些规则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理解奖励是如何分配的。分配机制本质上是价值和权重的确定原则：不要简单用算术平均的方法来计算所得，而是至少要用加权平均法。权重才是真正的货币。

通过游轮🛳的故事，讲述当代中国的变迁。毛时代，游轮是突破美国封锁的工具，是沟通国际战线的途径，是意识形态的宣传载体。邓时代，游轮不再承担意识形态任务，“明华号”被改造成“海上世界”，拥有宾馆、餐厅和酒吧，成为深圳特区市场化改革的试验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