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亿网民都在玩同一个大型线上游戏。各社交平台，各种网上的互动/发帖/聊天/做任务，都是游戏里的一部分。游戏里有随机事件，后果能影响到线下的人生（如突然成为网红，人生轨迹改变）。
好的游戏设计四要素：Feedback Loops（如别人的转发点赞打赏）；Variable Outcomes（如小概率地一夜爆红）；Sense of Control（努力会有回报，技能会有所长进）；Connection to the Meta Game（有可能影响到你线下的人生/职业生涯）。
这个大型线上游戏里，还有各种小游戏（如朋友圈秀炫晒）。如果你不想在别人的小游戏里内卷，那你可以自己定义游戏规则（如彻底退出朋友圈），在你自己设计的小游戏里，你也能玩得好，玩得开心。
本文讨论了在 Substack 等创作者平台上写虚构作品（小说等）这个话题。
开头先释放了不少关于图书出版行业的数字。从作者的角度看，写书真的不是一件财务回报很好的事情。这个行业当然会冒出一些超级畅销书，但比例极低（2020 年中 260 万本在线销售的图书中，只有 268 本销售量超过了 10 万份）。出版社想要和已经成名的作家合作，而非挖掘新人。国内市场的数据也是类似，去年按照码洋计算的十大畅销书中，只有 1 本是当年出版的新书。
作者随后也分享了 Substack、Patreon 和 Wattpad，结果仍然很惨淡。有趣之处在于，虚构作品的商业化还不如非虚构。在 Substack 和 Patreon 上都已经出现了年入百万美元的创作者，而在 Wattpad 这个美国版阅文上，创作者的付费内容只能收到很少的钱（每年分摊到每个作者身上只有 1818 美元）。
背后的隐忧在于：如果传统出版和线上平台都无法为虚构类作者支付足够的报酬，那么新的故事从何处诞生呢？当然，影视和游戏公司也在为好的故事付钱。但我们必须理解到，文本仍然是创作和挖掘好故事最高效的方式。从近年越来越多的影视和游戏改变作品来看，经典的故事就像是被不断开采的原油一般被快速的探明挖掘，但这是不是会有尽头呢？
文中提到了一个词：serialzied，正是虚构创作的要义。普通人类并不缺乏讲述短故事的能力，但难在构建多个人物、多个视角、长时间跨度的世界（或宇宙）。这是一种少有的能力，因为它需要极高的共情能力，也就是说能够站在上帝视角观照全局，又能下放灵魂到某个角色身上，替他感受和思考。只有这样，才能连续不断的延伸创作，让故事可以讲下去。
读者因此可以陷入到作者构建的世界中，尽管他们也会挑战其中不合理的地方，但这些都无伤大雅。
这可能就解释了为什么书不再是一个合适的故事载体。书的物理形态制约了它的创作流程中。在线平台对长度不加限制，连载能力最终受限于作者的能力。Freemium 的收费模式本质上是为稀缺的世界构建能力付费。一旦成功构建了世界，作者就应延续这个世界的生命周期，其收入也与此能力正相关。
这篇来自 Farnam Street blog 的文章介绍了第一性原理的基本知识。
第一性原理已经不是一个新鲜概念了，但我相信很多人都对这个词似懂非懂。实际上，解释它并不难，而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运用它是更难的。
根据本文的定义，第一性原理就是无法从其它定理或假设中推导出来的原理。
如果头脑中有基本的逻辑概念，这个定义很好理解。但应用起来，第一性原理需要你放弃所有思维中的参照物，从事情的本源开始思考：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比如文中讲到的橄榄球教练，从比赛的规则开始思考，应该如何排兵布阵，如何应用战术，如何训练球员。而不是参照其它球队的比赛，照猫画虎。
大部分人的思维模式并不是这样的。比如很多人很热衷于讨论的，是 A 和 B 两家公司的竞争关系，孰强孰弱。这不是教练的视角，这是观众的视角。如果要赢得比赛，就应该关心得分有哪些方式。如果要收入增长，那么就应该关心消费者还有什么需求没有满足好。
这篇长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电子设备给使用者带来的身体不适，来理解技术与人和社会的关系。在这种视角中，重要不再是机器的硬件和软件，而是人的身体、感受和行为。
比如，文中提到，当电脑最早在办公室出现的时候，往往是女性使用。那时，使用电脑主要是为了打字，这种工作被认为是低等的，而且确实让人身体不适。在既有的性别秩序中，这样的工作自然是被分配给了女性。那时有人专门推出针对女秘书/打字员的健身操。那时的电脑广告中，女性都是具体操作电脑的人，而男人则只需要站在身后对着屏幕指指点点。直到鼠标发明之后，公司里的男性主管才真正开始自行操作电脑。
在这篇文章中，作家、学者Tressie McMillan Cottom说，她在写作前都要做足够的阅读。如果你有无限的时间，当然可以把一个话题相关的书和文章都读完。但是我们往往没有那种奢侈，那么，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进行更有效的阅读？
她的建议是：reading around a subject，也就是说，不仅仅阅读你想了解的人物/话题本身，还要阅读那些相关的话题。比如，你要写一个美国南方出身的白人女性乡村歌手，那么除了歌手生平之外，你还应该阅读美国南方的历史文化、白人女性在美国南方的位置、乡村音乐与性别及地理的关系等。这些“周边话题”才是让你的思考和表达变得更有趣的地方，就好像你把一根大蟹腿剪开之后，最好吃的部位其实要从远处的关节部分拉出来。如果你只吃开口地方的蟹肉，那就浪费了最美妙的东西。
可汗学院在2019年末从python转到Go技术栈。可汗学院的工程师在编写了几十万行go代码后，写出了自己对Go的一些感悟。
六十年代的许多激进建筑师都对富勒持批判态度，即使是强调系统理论的乌尔姆造型学院(Hochschulefur Gestaltung, Ulm)系主任托马斯·马尔多纳多(Tomas Maldonado), 也曾在他的著作《设计，自然，和革命(Design, Nature, Revolution)》中批判富勒的技术至上主义。他认为政治问题无法被简化为技术问题。然而，或许将建筑作为一个能量，信息，和物质流动的阀门，变建筑为生态的手段本身已经让建筑变成了以技术为载体的政治。毕竟信息流能够组织的不仅是生命体，机械体，更是社会团体。只有重新考虑稳态建筑与动态流动的关系，才能真正地介入政治。
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在一篇题为《纵则生，横则死(Vertical is to Live, Horizontal is to Die)》的文章中提及了他对阿波罗九号成功发射的观感,“环绕月球的宇航员拍摄的地球照片，只需要两秒钟，就能传送回地球，出现在成千上万的电视机屏幕上，并让人们意识到这颗被云层包裹的宝石蓝星球存在于几十亿年的虚空之中（太空之深就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无光黑暗。)”对于富勒来说，《地出》提供的宇宙视角彻底改变了人类在现象世界中的经历。人类口中习以为常的左右上下，对于他来说不过是宇航时代之前的幻觉。宇宙中不存在方向，也无所谓漂浮。“纵则生，横则死”延续了启蒙时代的普世理想，希望将人类从自我催眠的幼稚之中唤醒。纵向发展是客观和成熟的表现，而横向发展则是主观而不独立的婴儿姿态。富勒，作为对逆文化运动产生巨大影响的发明家，或许正像阿仑特所担心的那样，渴望占据能够撬动地球的阿基米德点。他着迷于航天项目，并拒绝以地球为中心的人类经验。阿波罗航空项目中的太空船与他的建筑和规划思想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成为了在富勒的世界里统领一切，并解释一切的比喻。
New York Times 有个关注隐私和互联网变革的栏目 The Privacy Project ，其中 2019 年 7 月的文章 「Google’s 4,000-Word Privacy Policy Is a Secret History of the Internet」里有一幅非常震撼的图，是谷歌三个版本的隐私协议。
最左边这个是1999年的版本，非常短。中间这个是2009年的版本，2019年是我们右手边看到的版本 —— 篇幅是第一个版本的10倍（第一个版本只有400个字，现在这个版本是4000个字）。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从互联网诞生到今天，为什么现在大家普遍认为服务条款（Terms of Services）是霸王条款呢？
一个叫做“Happy Science”的日本极右宗教组织和政党，如何成为坚定的川普支持者，并选择社交媒体作为主要的影响力阵地。这个案例再次展示了社交媒体平台如何帮助边缘、极端的政治团体和思潮崛起。
组织心理学家Adam Grant最近炒热了一个叫做“languishing”的概念。他说，2021年大家的共同感受不是筋疲力竭，也不是抑郁，而是languishing（失去活力），也就是感到停滞，感到空虚，混混沌沌，糊里糊涂。
而在这篇后续文章中，《纽约时报》的作者提出：languishing的反面是flourishing，也就是茂盛生长。那么，如何达到flourishing？文章分享了一些方法：
这是一本出版于 17 年前（2004 年）的书，写的是 Oracle 的创始人 Larry Ellison。在 2000 年前后，Oracle 这家公司一度被认为是微软的有力挑战者，而 Larry Ellison 本人也经常被拿来和 Bill Gates 相比。Ellison 超前十年看到了互联网将替代 Client/Server 架构的前景，并以此为愿景，推动 Oracle 成为最重要的软件公司。
我们已经知道这场竞争的结果。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Ellison 联合 Sun Microsystems 等公司联合推出了售价 500 美金的 Network Computer（NC），但没想到 Intel + Microsoft 的联盟也很快推出了相近售价的上网本。两者都没有取得足够大的成功，某种程度上，都是在路线竞争上做出的超前决策，并不是从消费者角度出发的推演。
Kevin Kelly：
历时十年之久的旅程使他改变了。他说：“我在亚洲非常偏远的地区，从服饰，建筑，信仰，行为等各个方面来看，这些地区实际上都是中世纪的社会。” “我看到了完全没有车辆的城市，人们在街上扔垃圾，没有厕所。更不用说没有金属的腹地村庄了。” 1979 年回到美国后，他对使生活更轻松的技术产生了深深的欣赏。
Kirkpatrick Sale：
Sale 仍然坚信文明注定要失败。几年前，他曾建议他的两个女儿不要生育。他们不理他。现在，他有一个成年的孙女，有一天他可能会向他提供相同的建议。“她可能也会无视我，”他今年对一位采访者说。
本文记叙了 25 年前 Kevin Kelly 和 Kirkpatrick Sale 的 1000 美金赌注：2020 年，人类文明会不会（因为技术）而崩溃。这个 25 年的赌注已经到期了，Kevin Kelly 所代表的乐观主义赢了赌局。
整个赌注最终的评判过程并不简单，而是通过对经济崩溃、全球环境灾难和贫富之间的战争三个方面来分别评判的。在这三个回合中，Kevin Kelly 甚至几乎输掉了后面两个，但最终结果仍然是他获胜了。文明尽管遭受了重创，但仍然没有崩溃。Sale 也接受了这个结局，尽管他还是保持悲观。
Tag1 公布了采访 Linus Torvalds 的第二部分：开源开发和在美国的生活。
Torvalds 说他是一个死心眼的人，与其他开源项目没什么互动，这是他在 30 年后仍然在维护内核的一个原因。Linux 以及 Git 的成功部分可能是幸运部分可能是时机合适，也就是在“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做正确的事情。他说，维护一个庞大项目需要大量的工作，长时间维护一个项目并不好玩，但非常有意思，极具挑战性。不是每个人都想做这样的事情。 维护一个大开源项目的另一件重要事情是公开，你不能靠一个内部圈子秘密讨论后公开结果，你需要把一切都敞开。Linux 能够成功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并没有庞大计划，没有事情将会如何走向的高度期望，这让很多开发者很容易能参与进来，因为他对 Linux 怎么走是持开放立场的。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诚实，你不想在背后玩政治，你可以不喜欢你合作的每一个人，他们也不需要喜欢你。最重要的事情是你们能信任彼此。信任真的非常重要。Torvalds 说沟通技能真的非常关键，他生活在记者家庭，父母是记者，祖辈还有一位是诗人，英语是他的第三语言，沟通对他而言不是难事，但对其他人来说因为个性或语言障碍沟通可能会成为一大问题。 很多人在做同一件事情很长时间之后会感到筋疲力尽或 burn out，Torvalds 也不例外，他感到受不了之后会抽身去读读书，以及度假潜水。他通常一年会去潜水数次（去年因疫情没去），而潜水的地方通常是没有网络的，他会中断外界沟通大约一周，然后精神抖擞的回来工作。 Torvalds 说他对 Linux 的未来没有任何长远计划，他不知道五年后的 Linux 会怎么样，更不知道三十年后怎么样，他最多知道几个月后会怎样。作为一名工程师，他对细节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细节真的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搞定了细节，那么一切就顺理成章。Torvalds 称，他有一个很自觉的观念是不为一家 Linux 公司工作，不是因为他认为商业兴趣是错误的，而是因为他希望被视为一个中立方，不被看作是一个竞争对手。他认为部分开源项目因为过于反商业化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Torvalds 一家是在 1997 年移居美国的，当时诺基亚是最大的手机制造商也是芬兰最大的公司，他对手机（还没有变成微型电脑的手机，只能打打电话）没什么兴趣，而美国有很多更令他感兴趣的地方，因此和妻子以及十个月大的女儿一同去了美国。美国现在是他的家，他也有点怀念芬兰一些好的地方。比如美国的教育系统是灾难，上好的学校需要搬到好的学区，上好的大学需要支付大量金钱，医保系统也是灾难，政治气候从略微奇怪变成非常可怕。但美国一个好的地方是气候比芬兰好多了。Torvalds 称美国的政治系统让他感到担忧，美国例外论和民族主义可悲又可怕，人们经常对一无所知的事情胡说八道。一位医生说美国的医保系统是全世界最好的，他从未生活在其他国家，他也是特朗普支持者。民族主义在全世界都存在，但美国的版本有点毒性。他居住的地方偏自由派，看不到多少特朗普或邦联旗帜。Torvalds 说他家里有两狗一猫。
纽约客杂志考古般的追溯了 Vibes 一词的起源及其现代含义。它最初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加州，并和嘻哈文化紧密相连。
由于内容创作越来越简单，更多人开始利用这一点来创造各自版本的现实，而这些不同版本的现实在不同传播力量的驱使下，又影响了不同数量的人。
多种现实并存并不一定是有害的。不过，它在很多情况下的确造成了混乱和混淆。比如 Trump 讲的 alt facts，就会让人怀疑世界的正当性。大部分人无法区分谎言欺骗和平行现实的区别，就像大部分人都无法区分事实和观点的区别一样。
Torenberg 在文中也提到了 Bruno Macaes 写的 The History Has Begun 一书，这本书最精彩的比喻，就是把华盛顿、华尔街和硅谷都和好莱坞做了对标。
安迪·沃霍尔与苏西·法兰克福在1959年共同完成了《野生树莓》（Wild Raspberries）这本烹饪书。书中恶搞了一系列20世纪50年代的奢华烹饪方法，最后仅产出了34本“珍本”。三月底，该菜谱将被拍卖，目前的估价为3-5万美元（约20-33万人民币）。
这是“一本写给不做饭人的搞笑食谱”，出发点就是为了好玩。比如菜单中的“打架鱼饼冻（Gefilteof Fighting Fish）”——把鱼沉入海水中，让它们打起来，一直打到将对方完全剥皮剔骨，然后择出鱼片，浸入白葡萄酒中搅拌，冰镇食用为佳。
1942年6月，纳博科夫以超人（DC漫画系列里的超级英雄）视角写了一首诗The Man of Tomorrow’s Lament。被《纽约客》拒稿后，过了近80年，《泰晤士报文学增刊》首次将其发表。
创作时纳博科夫刚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两年，身处在流亡的痛苦之中。诗中写道：
无论我飞往何处，身穿红斗篷，蓝色衣服，穿越黄色的天空，我也无所畏惧。
No matter where I fly, / red-cloaked, bluehosed, across the yellow sky,/ I feel no thrill.
俄罗斯学者安德鲁·巴比科夫（Andrei Babikov）在耶鲁大学的一所古籍善本图书馆里重新发现了这首诗，填补了纳博科夫文学创作的一笔空白。
据《卫报》报道，著名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堡的代表作《嚎叫》的初稿复本被发现，研究者能从中找到金斯堡是如何构思《嚎叫》的新线索。
艺术收藏家安妮·拉夫（Annie Ruff）家里收藏了许多知名诗人和艺术家的手稿。近日，安妮·拉夫家的一位家庭成员在家里发现了金斯堡《嚎叫》的初稿复本。这位家庭成员认为，他们发现的初稿应该是《嚎叫》很早的版本。为此，他们联系上了收藏珍稀图书的书商和垮掉派文学研究专家布莱恩·卡斯蒂（Brian Cassidy）。卡斯蒂认为，该初稿复本应该是金斯堡在1956年1月底2月初在自己的打字机上通过复写纸记录下来的。
众所周知，根据杰克·凯鲁亚克的记载，金斯堡在1955年旧金山的一次朗诵会上，凭借着《嚎叫》获得轰动性成功。这首长诗抨击了美国社会的物质主义，也描写了美国青年的颓废生活方式。《嚎叫》在形式上模仿沃尔特·惠特曼的长行自由诗，成为金斯堡和他的同时代人的里程碑。这首长诗在1956年的秋天出版。出版《嚎叫》的出版商劳伦斯·弗林盖蒂（Lawrence Ferlinghetti）还因此被人指控涉嫌出版淫秽作品。当然，这个指控并没有获得成功，但这个事件也让金斯堡声名鹊起。
这个11页长的初稿复本被安妮·拉夫家以42.5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Type Punch Matrix——布莱恩·卡斯蒂收藏珍稀图书的公司。卡斯蒂说，这份初稿是研究者研究《嚎叫》的关键材料。1956年，金斯堡在里德学院首次录制了《嚎叫》。这个录制版本也是大众所熟悉《嚎叫》的版本。金斯堡的初稿原本已被他修改得干干净净，研究者无从得知金斯堡是如何创作的。
如今发现的这个初稿复本非常特殊，因为研究者能在这个复本上发现金斯堡是如何构思这首诗的。研究者能从这个初稿复本中发现，金斯堡原先选择了什么样的单词，后面又被他修改成了什么样的单词。这对20世纪美国诗歌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全新发现。
在这集 Founder's Field Guide 播客中，Patrick O'shaughnessy 采访了 Jesse Pujji。Pujji 是 Gateway X 的创始人。Gateway X 专注于 Direct-to-Consumer 品牌的投资和运营。在创办 Gateway X 之前，Jesse 还曾经创办了一家专注于效果营销的公司 Ampush，客户包括 Uber、Dollar Shave Club 等知名互联网品牌，并在高盛的对冲基金部门担任分析师。
Pujji 的职业经历让他对效果营销有一种非传统的认识。他从拜访第一个客户开始，就以自己的华尔街背景为 selling point，把效果营销看作是股票交易：在 Google 和 Facebook 上以较低的成本购买销售线索，然后再把这些线索转卖给广告客户。他在访谈中用 alpha 和 beta 这样的概念来理解在 Facebook 上的投放回报，这一下子就让效果营销不仅仅是以经验为基础的，而是可以借用大量的投资理论。
在这样的认知下，他雇用了大量和他具有类似背景的聪明大脑，在关键字投放、素材设计、销售转化、落地页等环节上不断优化，但最终，这是一个低买高卖的流量套利，正是华尔街最为擅长的事情。
当我们在一个看起来普通的行业中看到具有特异背景的人才的时候，就需要意识到，差异化的背景可能会带来与传统做法形成差异化的实践，同时，也会吸引不同背景的人才加入团队，从而放大在实践上的差异化。
Li Jin 已经是 Creator Economy 这个主题下的必读内容了。她和 Lila Shroff 本周发文，提出了「通用创意收入」的概念。顾名思义，这个概念类似于 Universal Basic Income 通用基本收入，就是由平台向创作者提供有条件的基本收入，保障创作者可以无需担心基本生活支出，更加自由的开展创作。
User Generated Contents 从 Web 2.0 时代开始，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整个世界最主要的内容创作来源（至少是在每天发布的数量上）。这种方式的本质是利用了人们沟通表达的自发欲望，再加上消费者无穷无尽的冗余时间为机器算法提供筛选和排序的信号，最终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形成了可以和专业制作相媲美的内容创作。
显然，这些内容创作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为了支持创作者的持续创作，平台和创作者自身都在探索各种产生盈利的方式。广告、带货和付费订阅等商业模式都被开发出来，但它们很大程度上都带有缺陷：内容的商业模式或多或少是规模经济，没有规模，就没有经济性。这就意味着大量的创作者可能在达到临界点之前，就已经饿死了。
艺术和商业虽然看上去背道而驰，但前者一定离不开后者的支持。在所有蹩脚的商业赞助模式中，提供基本收入以保障创作者的生存，有可能滋养更多创意的可能性和多样性。让更加小众的创作也可以在规模经济之外找到生存空间。
本周苹果发布了一系列的新硬件，其中包括了一个看上去不太起眼的小玩意 AirTag。这个售价 299 人民币的小东西可以用来追踪物体的位置——它会利用周边的 iPhone 等设备信号来进行定位，让 Apple 生态的网络效应进一步增强。
连线杂志的文章认为，这可能是 Apple 在增强现实（AR）方向上的布局。文中展示了 AirTag 配合 Find My 应用的截图。可以看到，用户可以用 AirTag 来跟踪自行车、钥匙等不同的物体，并在 iPhone 上展示这些物体的位置，并利用导航功能来找到它们。
文中提到了迄今为止最成功的 AR 应用——Pokemon Go——这是一个寻宝游戏，套上了宝可梦的故事和玩法，因此成功的完成了世界构建。AirTag 今天的叙事逻辑仍然是实用性质的，但它会不会衍生出其它的内在意义呢？消费者们也许会自发的发明出新的玩法，为 AirTag 和 Find My 重新赋予意义。
叙事的意义在于构建你的世界。这个世界需要有清晰的地理、货币、贸易和时间定义，从而能够让每一个走进来的人发现自己可以在这个世界中发展自己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又可能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人。
这个定义是抽象的。World Building 最好的例子就是游戏。每一个游戏设计师都是在构建游戏的世界，而吸引玩家进入的最好方式就是设计优秀的故事和玩法，好的故事赋予意义，好的玩法则为玩家在游戏世界中能做的事情提供了空间。传统意义上，玩游戏不是一件「正经事」，但它仍然能够每天吸引数以亿计的人——这恰好证明了 World Building 的巨大价值。
《纽约时报》最近很火的一篇文章，作者总结了疫情以来的一个趋势：更多人选择离开稳定的（甚至是高收入的）工作，去冒一定的风险，追寻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因为YOLO（你只会活一次）。
美国宣布从阿富汗撤军以后，连篇累牍的媒体文章都在讨论美国的外交、战争政策。从早年的门罗主义，到二战后的全球警察，美国在过去 70 年不停地被卷入局部战争，以至于就像新闻周刊这篇文章标题说的那样，Forever Wars，永久战争，似乎才是美国的常态。
这篇文章来自于 4 月 13 日出版的新书 The Generals Have No Clothes: The Untold Story of Our Endless Wars。作者 William Arkin 是美国资深的军事记者，当过兵，也给美国国防部、CIA 等机构做过参谋。
Arkin 想要强调的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美国战争形态发生了变化，主动出击、精准定点打击、小范围行动、高科技技术引入，让战争的范围缩小，却也延长了战争的形态和时间。最终，这些东西构成了一个政治体制之外的战争机器，以至于它超出了任何一个人的掌控。
文章一上来就举出了微软早年的例子：Windows 过度开放，病毒肆虐，后来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修补漏洞。互联网也是如此：
与 Microsoft 一样，Facebook 必须关闭一半的 API，并锁定另一半的 API，并且必须创建一个完整的扫描和监控基础结构（现在拥有 30,000 多个人类主持人），并且每个其他社交平台都必须这样做。
Facebook 大约在 2016 年前后同时达到了足够大的用户规模和足够开放的平台特性。这两点相互作用，很快让这家公司的公众声誉跌到了谷底。如果开放和规模本身是问题，那么科技公司至少要在这两者间做出一个选择。
Evans 并没有把所有的问题都甩到科技公司身上，人性本身仍然是问题的根源——但这些问题至少曾经在过去被解决过（部分意义上）。
如果潜在的问题是人的天性，那么您仍然只能解决它。没有人再抢劫工资卡车了，但是我收到很多消息，要求我将毕生积蓄送到尼日利亚。将企业应用程序迁移到云中会导致网络钓鱼，而沙盒操作系统则为零日漏洞利用创造了更大的市场。但是，我们确实设法修复了城市。因此，我想知道 5 年后的新闻馈送和共享将有何不同之处，又有多少新的社会公司将改变有关机制和滥用的假设。
Reggie James 发表了一篇由几张图片组成的奇异短文，复盘了过去十年来新旧媒体之间反复拉扯和此消彼长。
Jeff Bezos 作为 Amazon CEO 的最后一封致股东的信。
信的开头，Bezos 回顾了自己在 20 多年的时间中，为股东创造的巨大价值，让我们感受到时间累积之下的复利价值。他附上了一封 Mary 和 Larry 的来信，这是一对在 Amazon IPO 的时候为自己的儿子买了 2 股 Amazon 股票的夫妇，他们写信来感谢 Bezos 和 Amazon 所创造的巨大财富价值。这封短信情真意切，让人动容。
之后，Bezos 分别讲述了 Amazon 在创造股东回报之外的社会价值，包括对生态合作伙伴、员工和气候承诺。
最后一部分，他提到了在最后一封信中，必须去传授的、希望所有亚马逊人都牢记在心的事情：Differentiation is Survival and the Universe Wants You to be Typical（差异化是生存必需，泯然众人是宇宙引力）。
Stakeholders in the venture/growth game
这篇文章主要分析了 Tiger 系基金迥然不同的投资风格：Better/Faster/Cheaper Capital.
首先来看这张图，这是在 Venture / Growth 阶段投资中的三个利益相关方，以及他们的利益目标。
在这样的安排下，传统的投资基金选择的方式是：尽可能保证每一笔投资都能产生较高的 IRR（内部收益率），那么，这就意味着选择更审慎的尽职调查，以及压低估值，以此来寻求回报率的安全边际。这就使得在一笔投资上所花费的时间更长，流程更繁琐。对于创始人而言，意味着更多的时间花费在融资的流程中，并会收到更少的钱。
Tiger 改变了游戏规则。他们的决策流程很短，甚至仅仅根据简单的 P&L 数据就做出判断，并在估值上毫不吝啬。对于创始人而言，就是更快、更好、更便宜的资本。对于其它的投资者而言，这种游戏玩法让他们在交易上难以竞争。而对于 LP 而言，Tiger 用更少的时间来尽可能多的部署资本——只要每个交易都能到的一定的 IRR 门槛。
中国人如果在中国为外媒工作，那么只能担任“新闻助理”这样的职位，不能担任记者，这是中国政府的规定。这群新闻助理的故事如何？这篇文章中有几位担任过新闻助理的人的分享，其中还包括故事FM的创始人寇爱哲。文章来自在国际媒体工作的华人记者社群Chinese Storytellers的newsletter。
堪萨斯大学传播学系的迈克·安德森（Mike Anderson）和迈克尔·丹尼斯（Michael Robert Dennis）等人 2011 年发表在《性研究期刊》（Journal of Sex Research）上的文章对恋爱中的禁忌话题作了进一步探讨：
之前的恋爱关系和过去的性经历是否是受访者在恋爱关系中最普遍的禁忌话题？ 恋爱中的人有什么理由避免谈论自己和伴侣过去的性经历？ 在恋爱关系中，表示有特殊理由避免谈论自己和伴侣过去性经历的男女在人数上有显著差异吗？
他们的实验室调查显示——
先前的浪漫关系被认为属于禁忌话题的频率是其他类型的两倍多，而其中有关性经历的方面尤其突出；而被试们回避这一类话题的理由涉及到情绪、信任和尊重隐私等各方面因素；在选择回避的理由上，有比如由于自己“经验水平”太高或太低而不愿和对方谈及。
早在 1985 年，以关系辩证法理论方面的成就而闻名的传播学学者莱斯利·巴克斯特（Leslie Baxter）与合作者威廉·威尔莫特（William Wilmot）共同发表在《社会与人际关系期刊》（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上的一篇文章，曾对亲密关系中的禁忌话题做过调查。
据他们分析，人们不愿意和当下恋人谈及往昔关系，主要是出于三个原因：
Deception in disclosing one's sexual history: Safe‐sex avoidance or ignorance?
《传播季刊》（Communication Quarterly）在1999年的夏刊上刊登了一篇独立学者安妮·卢切蒂（Anne Lucchetti）的论文《隐瞒自己的性爱史：安全性回避还是无知？》，是较早讨论这一课题的专业研究。
卢切蒂博士在摘要部分写道：进行安全的性行为是许多关系伴侣的目标，但对自己的性史保持开放和诚实，又有可能会损害发展中的关系，这使得男女双方都不愿意与潜在恋人讨论自己的性经历。
2016 年，33 岁的 Timothy Stokely 创立了 OnlyFans。在此之前，他有过几份创业经历，并在其中敏锐地观察到「创作者经济」有巨大的市场机会。
2011 年，他在逛论坛平台 Reddit 的时候，发现了有恋物癖的人群，这群人的偏好非常明确、强烈，但 Stokely 发现市场上却没有很好的垂直服务平台，于是推出了恋物网站 GlamWorship。接着，他意识到了成人电影粉丝会定制化内容的极大需求，在 2013 年推出了 Customs4U，用户可以付费向色情明星索取他们想要的内容，Customs4U 可以看作是 OnlyFans 的前身。
有一次，Stokely 在刷 Instagram 和 Twitter 的时候，发现有些色情明星会利用这些社交媒体发布照片和视频来吸引粉丝，他灵光一现，既然现有社交媒体对这些限制级内容抱着「打击为主」的态度，那为什么不自己开发一个平台呢？
Pornhub 是存放着大量厂牌制作和 UGC 内容的色情网站，而 OnlyFans 是一个粉丝订阅平台，类似付费社群「知识星球」，区别在于，OnlyFans 上让粉丝「付费解锁」的内容大多是成人内容。
OnlyFans 的经营模式是这样的：创作者对自己上传的内容进行定价，介于 5 美元和 50 美元之间，订阅的粉丝付了费才能查看，可以月付，也可以次付。
粉丝还可以直接和创作者进行互动、聊天，直接付小费购买定制内容。比如有人会花 200 美元让创作者拍摄特定服装、特定场景的色情片段，一些成人创作者会根据自己的喜好、需求的难度和出价的多少决定是否接单。
平台收取创作者全部收入的 20% 作为佣金。这和生产链条稍长的厂牌工作室相比，创作者只有平台这个中介，他们成了利益链条上最大的受益者，能拿到收入的 80%。目前，在 OnlyFans 上已经有 100 多位创作者实现了 100 万美元以上的年收入。甚至在本月，刚满 18 岁的说唱歌手 Bhad Bhabie，仅在 OnlyFans「露脸」， 6 小时就入账 100 多万美元。
音乐的版权制度就更加混乱。由于歌曲创作过程往往会有多人参与合作，而旋律也往往容易产生相似性，一首流行歌曲的版权往往会被分割成多份，作词、作曲、编曲、演唱等等。而在流媒体平台重新改变了音乐行业格局的同时，音乐人们意识到，过去的版权分割逻辑让他们的利益受损了。歌曲的演唱者认为自己在一首歌的收入贡献中占更大的比例，因此会通过各种方式向词曲作者要求一定比例的版税分成，并把自己的名字放在词曲作者的位置。而唱片公司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扮演中介的角色。
由于词曲作者看到他们的影响力被流媒体侵蚀——流媒体为唱片音乐支付比唱片发行更多的版税——艺人、经理人、制作人甚至高管都加大了对版权和/或词曲作者版税比例的要求，以换取艺人演唱歌曲，甚至仅仅是将歌曲带给艺人。
在过去的几年里，有越来越多的艺人要求对自己没有写的歌曲进行出版。这些艺人会继续从巡演、商品、品牌合作以及其他许多收入来源中获得收入，而词曲作者只有他们的出版收入作为收入手段。这种出版需求之所以能够发生，往往是因为艺人和/或他们的代表滥用杠杆，使用威逼利诱的手段和威胁，掠夺那些可能选择放弃部分资产而不愿完全失去机会的作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艺术家夺取出版权的做法已经变得常态化；而直到现在，歌曲创作界还没有真正团结起来进行反击。
本文是住在波多黎各的作家 Alicia Kennedy 的一篇批评环保主义的文章。文中从一些绿色食物创业公司开始，直到批评了包括 Bill Gates 和 Elon Musk 在内的「家长式资本主义」不切实际的对环境保护和碳中和的追求。
本文是非常典型的在同一议题上对抗主流观点的尖锐争论。我最近在 Netflix 刷到一部关于人脸识别的纪录片，也很有类似的感觉。持有此类观点的作者往往并不在社会阶梯中占有较高的位置（但一般也不会太差）。由于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差异，她们很容易抓住主流意见的缺陷，并进行无情的攻击。
比尔·盖茨最近接受了《泰晤士报》的卡拉·斯威舍的采访，在那里他讨论了「飞遍非洲」和「看到，你知道，非洲没有电，并想知道我们如何让整个非洲都通电」这大有「他们知道今天是圣诞节吗」式的帝国主义家长制的臭味，在这篇采访中，我没有看到盖茨真正审视自己作为一个来自美国的男性亿万富翁的角色，也没有看到他思考如何把缰绳交给非洲人民，让他们自己带领自己进军绿色能源，进军再生农业和农业生态。(他还说，「重要的是，埃隆对特斯拉所做的事情是任何人对气候变化做出的最大贡献之一」——这是一款针对个人的汽车，最便宜的车型要卖 36490 美元。比尔-盖茨认为一根香蕉要 10 美元吗)？
本文介绍了指数型基金的兴起带来的若干后果。
指数型基金（Index Funds）比传统的共同基金费率更低，但回报仍然足够好。机器再一次表现出自己的计算能力在面对巨大规模时的灵活自如。多快好省，TAM 最大的就是「省」。在投资上也不例外，指数型基金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
指数型基金不关心财报和市场传言，而只是跟踪市场表现。这种做法的结果是：资本向头部集中，正如我们其它的互联网平台上看到的一样，宣称长尾效应的算法流量分配最终导致了少数人占据了舞台中央太长时间。
当指数型基金重仓在少数公司的股票上的时候，这些公司彼此之间的竞争性可能降低，进而传导向实体经济，导致消费者的利益受损。
但如果消费者自身也都参与了指数型基金的投资呢？他们在消费上产生的损失是否被投资收益所补偿呢？在一个高估值的世界里，很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因为消费者损失的 1 美元，将成为企业多赚取的 1 美元，在资本市场上，则可能会被放大成为 10 美元。尽管在经济上账是算得过来的，但人们更加担心他们可能因此损失的个人选择空间。
Nick Clegg 是 Facebook 全球事务副总裁，也曾经担任英国副首相。他在本文中表述了一个与大众媒体所批判的截然不同的 Facebook。
他解释到，个性化是互联网区别于媒体公司最大的不同：
个性化是互联网过去二十年发展的核心。从谷歌搜索，到亚马逊购物，到在 Netflix 上看电影，互联网的一个关键功能是，它允许一个丰富的反馈循环，其中我们的喜好和行为塑造了提供给我们的服务。这意味着您获得最相关的信息，因此获得最有意义的体验。试想一下，如果 Netflix 没有根据你看过的东西提出建议，而是按照观看人数最多的电影和节目的顺序列出了数千部电影和节目。你会从哪里开始？
Clegg 在文中介绍了 Facebook 最新推出的 Favorites 功能，让用户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些信息来源，并在算法推荐中增强这些来源的权重。并且在文末讲出了很多 Big Tech 公司的心里话：
这些都是深刻的问题，不应该留给科技公司自己回答。
你的手机上不少app可能都会时不时提醒你：3年前的今天，你在做什么，你拍了什么照片，你和谁谁谁成了好友，要不要回顾一下？可是有时候，有些回忆是我们并不愿意记起的。但机器并没有这种分辨力，于是有时会造成困扰。 其实，那些时不时打捞记忆的app，与其说是为了让你记起美好的时刻，不如说是利用人类的记忆，来增加你打开和使用app的活跃度。这是注意力经济的商业逻辑对人类记忆的一种利用。
《自己动手去拼接》这篇文章，它出自华盛顿大学的合成生物学先驱罗伯·卡尔森（Rob Carlson）之手，发表在著名的《连线》杂志上。
Shopify 的 CEO Tobi Lütke 用一个例子来描述 Shopify 和 Amazon 的不同：他们为每一个商家提供「总部」，而 Amazon 为他们提供「货架」。他认为过去的电子商务逻辑已经落后于时代，Shopify 致力于消除建立线上店铺的摩擦及阻碍，借此来提升总市场规模。这是一个很不同的思路，相比货架化已有的存量市场，寻找和扩大增量成为平台型产品。
美国国家情报局发布了一份 2020 大选干预的调查文件，其中提到的关键点：1）俄罗斯在支持 Trump 连任，同时试图破坏公众对选举过程的信心，加剧美国的分裂；2）伊朗尝试不让 Trump 连任，但并没有「积极的」帮助 Biden 胜选；3）虽然他们都努力了但没有改变结果；4）中国没有尝试干预大选结果，因为中国知道选谁都一样，没必要留人话柄。
Twilio Jeff Lawson 提到做 API 型的公司，一定要把开发人员当做客户一样来对待，从开发者视角出发构建产品。当然公司最终一定会招很多销售人员，但一定要从开发者开始，他们才是起点和价值来源，而产品最终的网络效应就是为这些客户们不断增加价值。
这篇访谈其中提到关于和中国的技术竞争，Patrick Collison 认为中国公司和中国政府的观点有时并不一致，绝大多数公司之间是期望能够进行有效合作的，「技术竞争」不是一个很好的表述，因为绝大多数挑战是来自上层政治驱动而非技术驱动。Stripe 已经超越 SpaceX 成为美国最大的未上市独角兽（估值已达 $950 亿），它到底值不值这么多钱也引发了很多讨论。
37signals 的创始人借 Hey World 这个产品举例做产品要从最小单元开始，不要设限，让产品自己成长。这里有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确保提供的「干细胞」能够被普通人所理解。在创造者眼中它可以是一个「干细胞」，但在用户眼中很有可能太容易被其他产品替代或者无法理解它能做什么有价值的事情。
每一个成功的产品要么重塑了过去体验极差的旧市场，创造了比旧产品加迁移成本更好的体验获得成功（Uber）；要么创造了一个新的细分市场，在较少的对手的池子里成为了最大的鱼（iPad）。一个产品究竟是在重塑旧市场还是创造新市场往往不是二选一的，更像是一段光谱，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做学术通常是一门家族生意。一项研究调查了美国 7000 多名 STEM、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拥有终身教职的学者家庭背景，发现他们更可能来自富裕家庭，他们的父母也更可能拥有博士学位，显示精英和学术家庭背景的人更可能进入学术界。这一结果并不出人意料，研究人员没有试图宣称学术界充斥着裙带关系，而是描述学术界的多元化问题，提出为什么经济状况和父母教育背景与学术成功相关的新问题，如何通过干预缩小这一差距。仅仅干预而不深入根源是没有真正解决问题的。研究报告发表在预印本网站 SocArXiv 上。
比尔·盖茨关于新冠病毒变异的几点解读：1️⃣变异本身并不令人意外，是必然发生的现象；2️⃣目前各地出现的变异种类非常类似，这是好消息；3️⃣虽然病毒在变异，但是结束疫情的方法没有变，那就是保持社交距离和打疫苗；4️⃣变异提醒我们，让所有地方的人都能打上疫苗是多么重要，只要有没打上疫苗的地方，更糟糕的变异就有可能出现；5️⃣下一次我们可以更好地监测变异情况。
“50岁阿姨自驾游”的故事被《纽约时报》报道之后，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们留下的积极回应。有人说，这是最近在这份报纸读到的最好的内容了。很多人从故事中看到了自己的母亲、奶奶、亲友，乃至自己。还有很多人说，他们很喜欢这种对中国“普通人”生活的报道——其实也不是普通人了，而是普通人中更酷的那些人，但肯定是在宏大议题视线之外的人生悲欢。
被点赞最多的一条评论说：“一个人寻找自我的需求，并不是女权主义的特有，而是人类所共有的。”作为一名男性，他也觉得从故事中获得了深深的共鸣。
这篇文章的灵感来自于他买了一部新的 iPhone，意识到这部神奇的设备，以及它背后神奇的 iCloud，是如何轻巧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无论这次迁移的体验如何令人愉悦，Austin 指出了一点——似乎也是他一贯的观点，就是物理世界仍然难以逃离。
让他换掉手机的原因，是使用了多年后，电池容量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衰退。
纽约客杂志的一篇专栏文章的开头，就指出了最近几任总统在竞选和上任之初都如何相似的重复了历史。
在历史中寻找伟大的替身，比重新创造新的偶像要简单的多。人们喜欢怀念昨日的荣光，尽管今日的生活事实上要好得多。Clinton 和 Trump 分别找到了 JFK 和 Reagan。
Biden 则找到了 FDR 和 LBJ，最新的 2 万亿刺激方案旨在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
这是一次出色的叙事，它利用了历史自我增强的特性。
在这篇文章中，他接受了 Ben Thompson 的采访，讨论了疫情后中国的产业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变化。
简单重复往往并不受到知识分子的欢迎。后者喜欢复杂深刻的表述，体现细微的差别。但如果要让话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简单重复是更好的做法。
Wang 发现，前后一致但又不断进化的叙事能力，让庞大的系统大致保持了团结和高效。他提出「灵感」和「控制」两个概念，前者指明了人们共同向往的光明未来，而后者则保证在前进的过程中队伍不会出现混乱失序。
迪克斯坦曾经是著名左翼知识分子杂志《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的编辑。这份杂志于1934年创办，政治倾向具有托派色彩，2003年4月中旬宣布停刊。在68年的出版历史上，其发行量从未超过一万五千份，但在1930到60年代的鼎盛时期，它是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论坛，撰稿人包括声名卓著的政治哲学家阿伦特，作家奥威尔、鲍德温、桑塔格，批评家麦卡锡、威尔逊、特里林，诗人艾略特、洛厄尔，小说家贝娄、梅勒等。
纽约大学商学院教授Scott Galloway对新冠疫情结束之后的商业发展，尤其是科技创业有非常乐观的预测。各国政府出台的刺激政策，让民众有了更强的消费能力。而社会对打破巨头垄断已经形成了共识，大家都期待新产品的出现。他尤其提出了对几个行业的关注：地产（是的，远程办公将在疫情后保留，不再需要那么多办公室，但很多办公楼将会改造，成为住宅或社区空间）、高等教育、医疗科技（这两者在美国都是极贵但服务并不好的行业）、虚拟货币。当然，乐观预测背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经济刺激政策和股票市场的上涨，造就了很多寻求投资机会的资本。仅2020年，就有225家美国公司成为独角兽（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创业公司），2021年到现在又有超过60家公司加入这个行列。2021年1月，风投一共新投资了400亿美元，创下了历史记录。
牛津大学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Timothy Garton Ash去年底发表在英国《Prospect》杂志的文章，对自由主义的内核及其面临的危机做了清晰的梳理。他认为，当前（西方的）自由主义忽视了两对价值，分别是平等和团结，以及社区和身份。
关于前者，不平等现象在西方社会日益严重，这种不平等不仅是金钱上的，也是机会上的（例如，顶尖大学青睐精英家庭学生），还是心态上的（精英对底层的傲慢和无视）。作者认为，必须采取更激进的措施来解决这些不平等现象，让人们团结起来。
关于后者，人有自由的需求，也有归属感的需求，自由主义者在对地球另一边的事情侃侃而谈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身边的社区。这就给了民粹主义者可乘之机，他们借机渲染排外、仇外情绪。作者提出，为了应对这一问题，自由主义中应该包含一种自由开明的爱国主义。
Ben Roy 在《The Fat CryptoPunks Thesis（为什么 CryptoPunks 将迎来寒武纪大爆发？）》一文中写道：未来五年 CryptoPunks 的总市值将继续大幅增长，甚至有可能与整个 NFT 市场规模成正比。他以 CryptoPunks 为例，将 CryptoPunks 未来的购买者分为两类：
The eight features of the metaverse
对Roblox，有八个宗旨助其通往metaverse：
Identity（身份）：即构成虚拟空间中“我”的要素，其实就是对自己的人设，从内在到外在，一一可以塑造；用户可以是一个战士，一个卡通人物，甚至是一只小狗；
Friends（朋友）：可以是真实生活中的朋友，也包括虚拟场景中认识的朋友，朋友们可以在一起游戏、学习、甚至工作；（Roblox再三强调：这个平台的根本是“将人们聚集在一起”）；
Immersiveness（沉浸感）：不断提高3D场景质量，未来的目标是逐步逼近类似于最先进电影特效的质感。未来当然还会有AR、VR的加持；
Anywhere（随地）：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快速直达Roblox平台并和朋友连线，开发者创造的内容也能在各地无障碍上线；
Variety（多样性）：可理解为“长尾化”，就是内容足够多，足够满足各类人群的需求，比如主题公园、宠物领养、潜水、购物，或是成为超级英雄。正是得益于内容的多样性，Roblox平台才得以繁荣；
Low Friction（低延迟）：让用户能够瞬间（秒级）到达metaverse的任何地方，而不是花2分钟、5分钟。
Economy（经济）：Roblox平台拥有自己的经济和虚拟货币Robux，用户通过购买Robux，从而在平台上做出交易行为，比如购买服装、物品和虚拟场景。交易额一部分会被分给开发者和内容创作者。Roblox成为越来越多的技术人才谋生的手段；
Civility（文明）：Roblox正在建立一个安全的网络文明，截至2020年底，公司在世界范围内拥有2300人的团队，7天24小时地进行内容审查；
通过沿着上述八大路径展开创新，Roblox实现metaverse似乎是可预见的。
冷战时代，美国陆军在格陵兰岛建立了一个秘密军事基地 Camp Century，执行 Project Iceworm 计划，在靠近苏联的冰层下隐藏 600 枚核导弹，陆军以极地科考站的名义掩护真正的行动。军事行动失败了，但科考行动取得了重要成果。科学家在冰层下方一英里处钻取冰芯，从冰芯下发现了一些泥土。这些泥土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兴趣。1970 年代冰芯从陆军的冰柜转移到布法罗大学，1990 年代转移到丹麦哥本哈根的一个冰柜。当 2017 年再次转移时它引起了科学家的注意。科学家从中发现了树枝和树叶。这意味着曾有茂密的森林生长在今天位于冰层下一英里的冰原上。科学家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过去一百万年格陵兰岛至少有持续几十万年的时间内没有冰，其冰川在最近的全球暖化时期融化了。格陵兰岛储存了能让全球海平面上涨 20 英尺的冰，了解它的过去对于预测未来至关重要。
在古代玛雅，特权者的生活也不一定舒适安逸。在公元 726 年，外交官 Apoch’Waal’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继承了父亲的位置担任 lakam 或者叫旗手，是 Calakmul 国王的外交使者。他举着旗帜步行数百英里前往 Copán 王国，为两国之间建立盟友关系立下了功劳。但他的崛起和衰落一样迅速。敌对的王国在数年内将两位国王赶下了王座，Copán 国王还掉了脑袋。对 Apoch’Waal’墓穴以及其遗骸的分析显示，虽然他曾经辉煌过，但他的生活从不轻松。他骨骼多处出现了关节炎，显示当时的外交工作并非主要是文书，而是真的要举旗帜。他的父母都是贵族，出身高贵，但他的骨头却有童年疾病或营养不良的症状。研究报告发表在《Latin American Antiquity》期刊上。
小说中有一个身材瘦小、戴着眼镜的男孩，这个特别纯洁的年轻士兵就是未来的男主人公。小说的背景是21世纪的一个独裁制度下，有个奋不顾身、由理想主义者组成的地下组织正酝酿一场反抗先知（即集权制度中无所不能的恶棍，他得到一大批头脑简单的群众的支持）的战斗。小说的主人公偶然发现了先知邪恶的一面，并且被迫在善与恶之间做出抉择。最终他断然加入了革命的Cabal组织，这让他接触到了新的观念，进而动摇了此前的想法。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读到这些被先知所禁止的东西，这对我思想上造成的冲击可谓天翻地夜。有时我不禁回头看看有谁在监视我，甚至连自己都害怕自己。我开始隐隐约约觉察到一切专制的核心便是保密。 （援引自《2100年大叛乱》）
文章从 Investing Why, Investing How, Creating a Personal CRM, Learning in Public 四个方向展开。比较细节，我不在这里重复。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如何用 Roam 的双向链接的方法建立「网络化」的个人知识库。比如，在 Personal CRM 中，他会记录和不同人的对话，然后会把对话中的不同要点再次分类到不同的象限中（比如：谈论了不同的公司、行业、主题等）。
文章也介绍了配合 Roam 使用的其它工具，比如 Readwise 等，最终都作为 Information Ingestion 的管道汇入到 Roam 中。
本文解释了为什么「均值回归」不再起作用，换句话说，就是少数公司收获大部分回报的「幂律分布」更加成立。
互联网是以去中心化的面孔来到众人面前的，它的确降低了创业的进入门槛，但很快人们就发现，它也使得一些强者恒强的商业模式出现了。
除了常见的网络效应等老生常谈，本文提到了一个简单但容易被忽视的观点：数字经济的供给弹性。
文中用了 Zoom 等企业作为案例。在 Covid-19 期间，类似的案例非常多。这种快速扩大供应规模的能力是很容易被忽视的。在需求可能难以预测的时候，这种能力就会极具价值。
同时，也应该思考，在需求急剧坍缩的时候，供给是否也有能力快速收缩而不经受很大的损失。能力的分布往往不是对称的，但人类的思维往往倾向于掉入对称性的陷阱中。
一些研究成果总会比另一些更容易为人所知，获得广泛的传播，成为主流叙事的一部分。比如：例如，宇宙自起源以来不断膨胀的原则比宇宙逐渐冷却的事实更广为人知，这或许是因为膨胀的自然法则的观念很容易映射到殖民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范式上。
这些说法肯定不被大量的科技工作者——特别是学术界人士所接受。我们所熟知的科学和发明的历史，往往是天才、兴趣和偶然发现所驱使的，而且还伴随着大量的先知不被权力所认可的悲剧。
选择性记录和选择性遗忘是同时发生的分配过程。人类社会近年来发生的最大变化在于科技和媒体不再能够区分彼此。而科技已经不再是象牙塔和实验室，而是以前所未见的形态存在的超级商业体。他们所掌握的权力，正在让我们选择性的相信来自他们的叙事。
本文是对 Lambda School 的创始人 Austen Allred 的访谈记录。Lambda School 创办于 2017 年，是一家基于收入分享协议（Income Share Agreement, ISA）的在线教育公司，也就是说，学校将分享一部分学员未来的收入（https://en.wikipedia.org/wiki/Lambda_School）。
Lambda School 最先开办的专业是和编程相关的，并且承诺，如果学员未能在相关领域找到一份年薪高于 50000 美元的工作，就不分享任何收入。在创始人 Austen Allred 的 Twitter Bio 上，这样介绍：A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that costs $0 until you're hired.
Allred 的假设性算法，是一种崭新的切蛋糕的方式：从教育对个人价值创造的产出来看，哪些是真正有效的。只要这样一种价值维度存在，那么就能产生一次排序，从而「吐出」底部的「1000 所大学」。
Lambda School 会以它的方式，开设不同的专业（注意：专业排名是到现在为止最流行的一种对大学的排序方式），来满足不同人的需求。
这就意味着，Lambda School 需要扩大自己所覆盖的人群。它所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并非大学所提供的高等教育最初的设定，而更像是升级版的职业教育。
Allred 想要创造一种时空机器，把一个地方的人通过某种流程快速输出到另一个地方。关键在于，人力资本本身并非高流动性的，转移的过程很可能并不如机器一般运转自如。ISA 听上去更像是 Student Loan 的某个变种版本。尽管充满疑问，但我仍然对解决问题的新尝试充满敬意。
这篇关于后疫情时代工作方式变化的文章。
在家不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呢？Packy McCormick 列举了一大堆例子，最主要的还是需要多人同时在场完成的任务，往往高度协同或者社交互动才能完成的工作。这些是目前的在线协作工具还难以胜任的。
这是一种对于时间的分配。
场所和时间，这些分配的维度对于工作而言是重要的吗？还有一种可能是工作-生活的二分本来就将失去意义。转换切蛋糕的视角，可能会对未来产生全然不同的看法。
1917年，法国士兵在非洲的加蓬，射死了一对大猩猩，然后将幸存的一个大猩猩宝宝卖给了英国商人。
那个英国商人将这只大猩猩宝宝，带回了英国出售，被 Rupert Penny 上校买走，价格是300英镑，约合今天的25,000英镑。上校将其命名为约翰·丹尼尔（John Daniel）。
上校太忙，没时间照顾它。1918年，他将这只大猩猩送给了姐姐 Alyce Cunningham 夫人，后者住在一个叫做 Uley 的小村庄里。
Alyce 夫人和其他村民都不知道如何照顾大猩猩，因此他们决定将它当作一个特别多毛的孩子，进行抚养。
从此，约翰·丹尼尔有了自己的家。他有自己的卧室，学会使用电灯开关和自己铺床，甚至知道如何去洗手间。与大多数幼儿不同，他还喜欢喝苹果酒。
他会定期与 Uley 中学的孩子们玩耍和散步，还会跟着Alyce 夫人，坐在的敞篷汽车中旅行。
从1918年到1921年，这只大猩猩在英国乡下度过了幸福的三年，可惜可悲的命运降临到它身上。
1921年，约翰·丹尼尔已经从32磅（14.5公斤）的可爱宝宝，现在变成了210磅（95公斤）的庞然大物，并且还在继续成长。
Alyce 夫人意识到，不太可能再把他养在家里了，但再把他送回非洲森林里生活也不太可能，她需要为他找到一个更合适的抚养人。后来，她遇到了一个热爱动物的美国人，答应带他去佛罗里达。
但是，那个美国人食言了，约翰·丹尼尔运到美国后，没有过上受到照顾的生活，反而被卖给了马戏团。
最终，约翰·丹尼尔被送到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动物园，他不久就病了，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动物园饲养员认为他是因为思念自己的“母亲”而得病，就联系了 Alyce 夫人。
Alyce 夫人得到消息后，立即出发前往美国。可悲的是，约翰·丹尼尔在她到达之前已经死于肺炎。
他的遗体被捐赠给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在那里保存至今。Uley 的村民们则请来艺术家，为他制作了雕塑，进行永久纪念。
伦纳德·萨萨曼（Leonard Sassaman）是一个传奇程序员，在区块链的发明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由于忧郁症在2011年自杀身亡。本文介绍了伦纳德的一生，以及他的贡献。
比特币发明人中本聪的最后一次留言，就发生在伦纳德自杀前的两个月，“我已经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将来可能不会出现。” 伦纳德是否有可能就是中本聪？
网络游戏 Modbox[6] 最近公开了 2.0 测试版，最大的特色就是出现了人工智能 NPC（虚拟角色）。玩家跟 NPC 之间的对话没有脚本，而是采用目前最强大的 AI 模型 GPT-3 实时生成的，甚至两个 NPC 之间的对话也是如此，效果非常好。
游戏会调用 Windows 的语音识别功能，将玩家的语音转成文字，然后由 GPT-3 模型给出回答。这种方式的最大问题是 GPT-3 是云服务，对话会出现延迟，具体的时滞取决于用户与机房的距离。
本文对于 Salesforce 商业模式的解读。三句话总结，就是：
这不仅仅是一家帮助客户管理销售的软件公司，更是一家擅长向客户销售一切软件的公司。
本文是何伟 Peter Hessler 在纽约客上发表的最新文章，从一个中国 Amazon 卖家的视角来看疫情中的美国消费。
何伟在一部史诗级的电影中选择了看上去不起眼但其实非常刁钻的机位进行他的叙事。这个视角既是个人故事的经历和感触，又足够靠近戏剧冲突的内核：四川和浙江的外贸商人，通过 VPN，在美国 Amazon 的网站上销售商品，并和科罗拉多州的顾客交流（通过 Amazon 的评论系统）。
从商人 Li Dewei 的讲述中，我们得知 CARES 法案并没有如之前的经济刺激方案一样促进消费者购买耐用商品。蓝领工人在 Amazon 上购买中国生产的、贴着神秘品牌标签的廉价运动鞋，并不是用来进行户外运动，而是去餐馆打工。
而在义乌销售旗帜的商户那里，他观察到 Trump 和 Biden 选战的微妙平衡，以及普通中国人对美国政治局面的敏感神经。
Noah Smith 是 Bloomberg 的记者，他在自己的 Substack 上发表了他和 Stripe 创始人和 CEO Patrick Collison 的采访。
这篇对话并非围绕 Stripe 公司的（实际上，Collison 接受的很多其它采访也很少围绕 Stripe 自身展开）。Patrick Collison 关注人类社会的创新和进步，并在多个场合发表相应的观点。
对话的相当一部分在讨论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类社会的创新速度变慢了？对此，Collison 从多个角度给出了答案。
文化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比如加州的法规无法提供足够多的住房和交通基础设施以支持更多的人口来推动更多的创新 - 现有资产持有者的利益阻碍了进步。
Seth Godin 发表了一篇对 NFT 唱反调的短文。
他的核心观点和很多对此持保守意见的论调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他区分了 NFT 与传统艺术品的差别，前者并不代表一种真实的产权，而且供应量没有限制，而后者则具有对独一无二的财产的所有权；同时，他也挑战了 NFT 作为一种区块链技术应用的能源效率。
问题在于，此类讨论不仅仅不能让 NFT 的概念消失，反而会因为进一步的讨论而增强了概念被更多人认知。
本文提到了哥德尔不完备定理（Gödel's incompleteness theorems）
简单解释说，就是你不可能在一个系统内部理解这个系统，自然也不可能在在旧现实中创造新问题。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开始思考和讨论本文标题中提出的重要问题：创造力从何而来？本文是对于军事战略家 John Boyd 的文章 Destruction and Creation 的总结。
当现实在不断发生变化，甚至存在多种现实的时候，人们必需提高重新理解现实的能力。
Rao 本周发表了一篇好文，依然使用 bullet points 的方式写作，依然充满了抽象概念。
标题中的 Demiurgical 是创世者的意思。Rao 把生意分为四类，如下图。
按照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身份（identity）是否发生了转换（transformed），将所有的生意分为四类。所谓的 Demiurgical Business，就是指两者的身份都发生了转换。
两位医学专家在《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期刊上发表警告，称新冠群体免疫可能很难实现。原因包括：一部分成年人拒绝接种疫苗；现在的疫苗只提供给成年人，不包括儿童，现有的疫苗还没有批准被儿童使用；目前最好的疫苗有效率为九成五，不是 100%，而且针对的是出现症状的情况，对于无症状感染的保护效果未知；目前还不清楚抗体持续的时间。如果免疫力只能出现数个月或一年，那么一年之后就可能再次感染。上述因素意味着新冠将会在未来几年一直陪伴着我们，而它的新变种已经发现会削弱现有疫苗的效力。
1964年10月16日，中国在西北地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让美国人十分震惊。虽然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半个月前已经将中国可能在近日爆破原子弹的绝密消息告知了美国总统，但是，美国对蒋介石空军的连连失败还是感到无法忍受。这回美军亲自出航，搜集核尘样本。
1965年，美国中情局根据在印度收到的秘密信息，得知当年有英美几名联合登山运动员要攀登喜马拉雅山。中情局立即派人到印度活动，秘密收买了这几名登山运动员，并征得印度政府同意，准许这些登山运动员携带间谍设施登山。这些登山运动员冒着风雪严寒和缺氧的危险，从尼泊尔境内出发开始登山。当爬到指定地点楠达—德维山时，运动员们将一台核发电电子侦察设备安装好。中情局则在64公里外的尼泊尔境内，安装了情报接收设施，对中国境内数百里的地域进行轮番扫描。
由于喜马拉雅山气候恶劣，仪器的运作越来越困难。有一天，核发电机被狂风卷进万丈深渊。发电机的剧烈震动使仪器上的一种由钚238元素组成的重要物质掉到冰川里，机器无法工作。
但是，中情局还不死心，他们仍将目标锁定在登山运动员身上。随后，他们又暗中盯上了英国登山运动员亨利·戴和杰利·欧文。1970年5月20日，这两人登上喜马拉雅山尼泊尔一侧的安纳布尔纳峰，并拍下一组登山照片。1974年夏季，两名中情局间谍在伦敦找到戴，要求他提供一些关于攀登安纳布尔纳峰的建议。戴事后回忆说，令人奇怪的是他发现这两名到访者从未登过山，而且两人还向戴要走了10张照片，这10张照片均涉及中国境内的一些地形、地貌等材料。戴本身是英国军方人员，他在1997年退休时，官至上校军衔。他声称，在攀登安纳布尔纳峰时并没有军事意图，可事隔20多年后他才弄清楚中情局一直在利用自己，使自己间接地成了美国的间谍。
NFT 是 Non-Fungible Tokens 的缩写，是区块链的技术的有一种应用。它的底层资产是数字内容，某种程度上，它有点像是基于艺术品的衍生交易。如文中引用的 Twitter 所讲：buying an NFT is angel investing in culture。以下是文中给出的 NFT 的定义：
NFT 是基于区块链的记录，独特地代表了媒体的碎片。媒体可以是任何数字，包括艺术、视频、音乐、GIF、游戏、文本、备忘录和代码。NFT 包含了它们的历史和起源的高度可信的记录，并且可以附加代码，以实现几乎任何程序员梦想的事情（一个流行的功能是确保原始创作者从二次销售中获得版税的代码）。
Dixon 认为，NFT 对创作者经济（Creator Economy）有着莫大的好处：
在社交媒体服务 Spoonbill 上，你可以看到你关注的 Twitter 账号修改个人简介的历史记录。
文章援引 Spoonbill 创始人的话来表明这个小工具所体现的独特需求：
Spoonbill 的创建者 Justin M. Duke 将这款拥有近 9.3 万用户的应用描述为 "在线元数据的追踪工具"。其中有超过 4.5 万名用户已经注册，以接收每日邮件，这些邮件汇总了他们关注的所有 Twitter 资料的更新。这些每日邮件的打开率徘徊在 55% 左右，远高于电子邮件活动的平均水平。
Twitter 限制个人简介最多有 160 个字符。因此，每个人都只能通过不断的修改这段文字来尽可能反映自己最近的状况。作者举例说，在 WeWork 上市失败的时候，很多投资人删除了自己简介文字中和 WeWork 有关的部分。作者这样概括了 Spoonbill 的定位：
Spoonbill 揭示了人们对自我最新定位的玩法，为自己新的重要身份方面刻画出角色空间。
The most recent version of the Futures Cone as I now use it is as depicted in the figure shown.
图中提到了几种预测未来的可能情况：
这几种情况，并不是一种树状的分类结构，而是彼此交叉，特别是 Preferrable 和其它几种判断之间。错误的预测，往往是 Preferable 太强，产生了所谓的 wishful thinking，主观臆断扭曲了基于现实做出的预测（或者基于未来预测做出的预测）。
1999年塞尔维亚战争时，我在美国空军服役，驾驶 F-117 隐形战斗机。
我的任务是深入塞尔维亚境内，炸毁一些严密防御的目标。我知道这会造成伤亡，但是我无法考虑这种事情。我试图将目标视为混凝土和钢铁，不带有个人情感和人为因素，那是我的生存机制。
战争的第一天晚上，我有两个目标，两个都被击中。
第三天晚上，我也有飞行任务，也很成功。
第四天晚上，我的目标是轰炸清单上的首要目标。整条飞行路线上布满了热追踪导弹、雷达制导导弹、高射炮等各种令人讨厌的防御武器。
F-117 隐形战斗机并不能做到完全隐形，只是使飞机更难被发现。起飞后，进入塞尔维亚领空之前，我关掉灯，收起天线，然后关掉收音机和应答器，以及任何可能暴露我位置的无线电发射装置。
那天晚上，我成功地击中目标，然后开始返回意大利基地。突然，我发现两枚 SA3 导弹窜出云层，在它们靠近我之前根本没有察觉。
导弹以三倍音速的速度向我飞来，因此没有时间做出反应。第一枚导弹就要击中之前，我闭上眼睛，转过头，期待着撞击。我知道会有火球，但是导弹擦过战斗机，在我的身旁爆炸，我感受到了剧烈振动。我睁开眼睛，第二枚导弹迎面而来。一阵震天的巨响，巨大的光与热吞没了我的飞机，炸毁了左机翼，将飞机卷成一团。
我竭尽全力按下弹射手柄，当时只有一个念头：这真的、真的、真的太糟糕了。然后，我的身体从座椅上朝天篷弹射了出去。
从按下弹射手柄的那一刻起，到降落伞完全膨胀打开，花了1.5秒。在空中，我与空军搜索队进行了无线电联系。我落地后，看到了我的飞机坠毁在农田中，离我有一英里。
塞尔维亚人立即向该地区蜂拥而来，有一次他们离我躲藏的地点只隔了两道农田的灌溉沟，只有几百码。八个小时后，一架美国直升机来接我。我稍后发现，只要再晚几分钟，我就会被捕。
1989 年，Baszucki 创办了一家教学软件公司——模拟物理实验的软件。让他没想到的是，除了模拟关于质量或速度的枯燥实验，学生还用来制造车祸现场，房屋倒塌的小游戏，以此跟朋友炫耀。差不多 10 年后，Baszucki 把公司卖了，成为一名天使投资人。他投资了 Friendster——先于 Facebook 和 MySpace 成立的社交网络公司。
过去的两段经历，建设强大创造功能的沙盒工具和社交网络运营，也成为 Roblox 诞生的契机。Roblox 最初测试版本非常粗糙，人物由色块简单拼凑起来。有人调侃「僵硬的形象像幽灵一样四处飘」。当测试版上线时，最多只有 50 人同时在线，但是 Baszucki 依旧花了很多精力做运营，为数不多的玩家在留言板聊得火热，Baszucki 也在不确定中开放了 Roblox Studio（开发引擎）。
没想到玩家立即制作自己的游戏，在 Baszucki 看来，与官方制作的游戏质量不相上下。人物外观、游戏道具、背景画面、动作模型…也伴随着社区成长逐渐丰富起来。
那个时候 Roblox 几乎是一个「公益社区」，盈利仅靠少有的网页广告。不仅 Roblox 是没钱赚的，开发者也是没钱赚的。2013 年，Roblox 才允许开发者参与到分成中，玩家购买名为 Robux 的游戏货币，获得角色服装、道具武器。Roblox「市集」也允许开发者出售为游戏制作的任何资产。
然而，初期仅是凭借兴趣和热情筑起的社区氛围和文化，持续到今天让 Roblox 成为最具价值的游戏公司之一。
2006 年，Roblox 雇佣第一批员工着手其他功能开发，「回到 2006 年，让大家在网络游戏中交流和交互起来不容易，我先是建立了好友系统，然后建立了私信功能，做了很多基础工作。」Matt Dusek 说道。
往大一点说，Roblox 愈发成为一个青少年的社交平台，游戏是社交的方式之一。后来 Roblox 引入了私人空间，允许玩家在线上举办虚拟生日会和班会。这也是 Roblox 在招股书中反复提及的「human co-experience」（共同体验）。
Baszucki 将「共同体验」理解为，在一个能够玩耍、探索、交流、闲逛的沉浸式环境中，用户创建一个与他们在离线、现实的生活中同样充实的身份。「Roblox 很多游戏是合作大于竞争，游戏目标不明确，或者游戏目标一点也不重要。比如在 Roblox 上最受欢迎的游戏之一是 MeepCity，玩家在高中校园里奔跑聊天，也不必理睬任何游戏机制。」TechCrunch 写道。
Ball Chair
有时候思考是个坏主意。 伊恩·莱斯利（Ian Leslie）借鉴了迪伦（Dylan），德约科维奇（Djokovic）和学术研究的观点，为未思考的问题辩护 。
维基百科发现，每天有来自印度不同 ISP 的9000万个请求，都在读取一张花朵的照片，占到网站总流量的20%。这些请求都是真实的，不像是 DDoS 攻击，但是 HTTP 请求的头信息没有提供任何线索。
这是官方的调查过程，讲述如何从有限的信息里面，推测出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
百事可乐旗下的饮料品牌 Mountain Dew，在超级碗决赛期间播放了一条广告。广告结尾处宣布，第一个正确回答出现了多少瓶饮料的人，可以得到100万美元的奖金。
一个程序员立刻开发了一个计算机视觉的识别程序，统计瓶子的数量，最后的数字是869个。由于可能包含错误和遗漏，所以这个数字并不保证正确。
去年8月11日，花旗银行代为露华浓（Revlon）公司向债权人支付780万美元的利息，但是不慎将5亿美元的本金也支付出去了。最近，法院判决，相关公司不必偿还这5亿美元，花旗银行必须自己吸收这笔损失。
这个事故的原因令人啼笑皆非，完全是内部转账软件的 UI 设计有问题（上图）。必须同时填写 Principal、Front、Fund 这三栏，本金才不会支付出去，但是操作者误以为只填写 Principal（本金）那一栏就可以了。后来又经过三层审核，所有的审核者都没有发现这个错误。
Nvidia 公司的新推出的 GeForce 显卡 RTX 3070，由于运算速度非常快，被加密货币矿工抢购，用于挖矿。甚至带有这块显卡的笔记本电脑，也被抢购一空，导致市场上高端显卡短缺。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保证游戏市场的供应，Nvidia 公司上周宣布，新推出的 RTX 3060 显卡，将带有“防挖矿”设置，一旦发现正在计算哈希（挖矿的核心计算），计算速度就会自动降低50%。但是，这个措施不适用更高端的 3070 和 3080 显卡。
得克萨斯州靠近墨西哥沙漠，属于干旱炎热的气候。但是，最近北极寒流南下，使得该州遭遇了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严寒。上图是沙漠里面的仙人掌也结冰了。
更糟糕的是，得州的基础设施从没考虑过防寒。一旦遭遇暴雪，就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停水停电，几十万人不得不自己想办法，度过零下的夜晚，很多人在网上贴出了自家的照片。
约翰·乌歇尔（John Urschel）是一个职业橄榄球运动员。2017年退役后，他改行研究数学，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拿到数学硕士，现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数学博士。
约翰·乌歇尔从小就对数学有兴趣，在他还打球的2015年，就在学术杂志上发表过论文《用于计算图拉普拉斯算子的 Fiedler 向量的级联多重网格算法》。
“在别人眼里，数学对于数学家是很容易的。错了， 那是一场斗争，艰苦而孤独，不确定能得到成果，而且需要很长时间的奋斗。数学家是热爱斗争的人。 ”
2019年10月，MoMA以“私人生活、公共空间”（Private Lives Public Spaces）为主题，展示了一批从未公开的家庭影像收藏。他们将200盘收藏作品数字化后，通过102个无声屏幕，在黑暗的展厅中营造了全新的沉浸式体验。
在这里，“家庭影像”（Home Movies）的身份转变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出现在画廊之中。同样，MoMA的这种展陈方式无疑也模糊了不同种类的家庭影像区别，从名人、旅途纪录到家庭生活（展览的三个板块），这些带着“私密化”特质的影像被公开了。
Kiva成立于2005年，是一家非营利私对私的小额贷款机构。通过提供在线小额贷款服务，你可以把钱借给那些急需资金的穷人。这篇文章中，Kiva将关注点从小额信贷转向了稍大型的贷款，并阐述了通过这些贷款，如何在为穷人雪中送炭的基础上，达到联结“消失的中等规模企业”，并繁荣社区、促进发展的目的。
只研发了两周，成本不到50美金，他就发布了自己独立开发的预约网站TurboVax。这个网站完全免费对公众开放使用。简单来说，这个网站把包含纽约州政府、纽约市政府在内的多个预约网站信息进行了整合。此外，他所开发的网站系统还可以实时把这些疫苗预约网站上的信息推送到twitter上，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哪里有剩余可预约的空位。
点开TurboVax会发现整个网页设计非常简洁易懂。利用这个简单的页面，用户可以一目了然纽约市地区53个接种点的可预约空余位置。同时，那些已经预约满的接种地点下面，也会显示上一次出现空位的时间，例如Harlem医院在8分钟前曾经放出过可预约空位。
到底Youyang的预测有多准确呢？——在2020年4月下旬，他的模型预测到5月9日，美国将有8万人因为感染新冠而去世。回看当时的现实数据，死亡人数为79926人。
去年四月中旬，年仅26岁的他回到Santa Clara和父母生活，利用一周的时间建立了他的新冠预测模型，并搭建了一个简单的网站来展示自己的预测。他拥有MIT的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研究生学历，以及数学双学历。他相信自己的数据、数学等知识仍然可能对新冠走势预测产生作用。
Spector Books是一个在艺术、理论和设计的交叉点进行实践的独立出版工作室，2001年由Markus Dreßen、Anne König和Jan Wenzel在德国莱比锡创办。从那时起，Spector的规模不断扩大，如今团队已有10人，各司其职，分别从事平面设计、文字编辑、校对、制作、公共关系事物及书籍的国际发行。他们通过书籍内容、设计等方面的实践，使书作为媒介变成一个舞台，一个创作场所。对于他们来说，出版是一个通力合作的行动。
2020年2月25日，成立于 2019 年的美国加州初创公司 Framework 正式推出了第一款产品。这是一款轻薄、高性能的 13.5 英寸笔记本电脑，提供了其他笔记本电脑无法拥有的定制、升级和维修体验。
该公司在产品介绍中是这样表述的：「我们证明了，设计耐用的产品并不需要牺牲性能、质量或风格。Framework 便携式笔记本可以媲美或击败同类产品中的佼佼者。」
David Perell 在 The North Star Podcast 采访了 Li Jin。Jin 已经离开了 A16Z，创办了自己的风险投资基金，专注于创作者经济。
在这个采访中，Jin 讲到了她的成长经历，特别是创作活动本身在她自己身上创造的价值。她和 Perell 聊到：大量的劳动力正在从事那些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比如 Uber 司机或者快递员，「就像人类实际上根本不是这项服务的关键部分，事实上，如果人类不提供它会更好。」
这篇文章从更宏观的层面解读了这个细分市场存在新机会的原因。
如文章的标题所言，吃掉大象的方法是选择正确的原子概念。在这个市场中，大象就是 Adobe，这家具有数十年历史的公司一直专注于向创意工作者提供专业工具，产品丰富且不断升级。自 2013 年起，提供 Creative Cloud 的订阅服务，和微软一样，走向 SaaS + Cloud 的模式。
Kwok 以图像创作工具为例，分析了为什么在 Photoshop + Illustrator 同时存在的市场，还会出现 Figma 和 Canva 的机会。
选择正确的原子概念，就是通过重新组合产品中的元素来满足用户的新工作流程。Photoshop 的原子概念是像素，Illustrator 的原子概念是矢量图形，而 Canva 则是组件和模版。
这篇「文章」是 Matthew Ball 在 twitter 上发表的一个 thread，是对 Twitter 过去战略转型的精彩解析。
首先，提出了 Culture Determinism 文化决定论：从公司和品牌的文化出发，来推演业务战略定位，最重要的例子是 Nintendo。
因此，Twitter 放弃了成为 standard & open protocol 的定位，而变成一个边界清晰的闭环生态。Protocol 的奥义是网络规模，而非内容质量。Twitter 曾经认为自己可以通过做实时内容（live）进而成为「地球的脉搏」，并在这个战略定位下和一系列电视媒体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并曾经力推 Periscope 直播和 Explore 信息流。但后来它意识到，这个所谓的 Live 定位并没有带来真正的用户增长。
在确定了转型方向后，Twitter 把业务的主要关注点转向了赋能创作者。对于核心业务，不断优化创作者体验。最近数月中连续发布了数项产品更新和并购：Fleets, Revue, Spaces 等，都可以认为是指向这一战略的。
为创作者提供工具，是一个新机会。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发表评论，对 Memes Master 绕开媒体直接面对大众传播信息表达了看法。这篇文章发表于 2020 年 10 月份，Tesla 宣布关闭了公司的媒体关系部门。Elon Musk 在 Twitter 上有 4000 万粉丝，比《华盛顿邮报》的两倍还多。
文章抗议道：
作为记者，我们都认为这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可怕侵犯，也是对我们自己作为公益事业勇敢捍卫者的身份的侵犯 ... 我们需要夺回一些权力，以免富人和权贵们从制约他们的最后一股力量中逃跑。
作者在文章开头反思了自己的对互联网的两个错判，然后很快就把主要的篇幅放在仍然发生的事件上：Gamestop、Donald Trump 和 Elon Musk。可以说，这三个名字在过去的数月中，以各种各样的变体占领了所有媒体空间的重要版面，每个人都不得不对他们略知一二。Thompson 把他们分别称为：模因（memes）股票、模因总统和模因大师。
OSAM 在 Value Is Dead, Long Live Value 一文中引用了 Carlota Perez 对五次技术革命的总结。Perez 认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经历五阶段。其中第二个 Frenzy 和第三个 Turning Point 阶段，技术应用的普及达到了最高的速率水平。
本文是 Not Boring Investment Memo 系列的一篇，这个系列以 Investment Memo 的形式介绍初创公司的商业逻辑。本文介绍了创作者经济中一个神奇存在：Beacons。
平台的设计不足，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机会。在 Instagram 和 TikTok 上，创作者会把自己推荐的链接放在自己的个人简介中（其它地方不能放置超链接）。这个不起眼的 Link in Bio，就成了一个机会。一个链接，一个页面，需要承接非常多不同的用途。创作者可能会同时推荐多种商品或服务，这时候，页面需要在有限的屏幕空间中承接多种意图。Linktree 也是在这个领域中竞争的服务提供商，它已经是全球前 20 大流量的域名。
I think the next step is a subtler balance between individual freedom and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I don’t have a good name for it, so for argument’s sake, I’ve called it collectivism.
Sari Azout 在本文中提出了三种「主义」：部落主义、个人主义和群体主义。本文的重点主要在第三种上。
理解它们的差别就可以用下面这种图，Collectivism 介于 Tribalism 和 Individualism 之间，是指人们因为共同选择的价值和意义连接起来的社群。
关于 YouTube 网红如何成为民粹主义的推手。
文中不厌其烦的举出大量 YouTuber 的案例，比如YouTuber Lauren Southern。
第一个视频上传是在 5 年多前。她看起来是在自己的卧室录制了视频，在二十多分钟里一边喝啤酒，一边对着镜头表达反暴力观点。这条视频获得了 15 万次观看和 6200 多个点赞。
这段视频很有说服力，技巧也在那里--她很有魅力，面带微笑，说话的声音也很有气泡的歌唱性。她恰好在讲她的民粹主义议程，即防止移民。
Andy Matuschak 曾经在 Apple 和 Khan Academy 工作，目前在开发自己的项目，帮助人们更好的思考和学习。本文是一系列短小的工作笔记，具有网状的链接结构，是 Matuschak 总结自己如何做笔记和写作的经验。
约翰·布罗克曼：如今，很多人都在讨论人工智能是否会对人类造成威胁，而在讨论之前，难道我们不应该去问一问那些会思考的机器，它们是怎么想的吗?
史蒂芬·平克：当我们思考会思考的机器时，我认为“会思考并不意味着想征服”。
最近在智能机器上刚刚取得的微小进步，让某种焦虑情绪死灰复燃：我们的知识终将导致人类的灭亡。在我看来，当下对于计算机将引发杀戮的恐惧氛围，实际上是在浪费感情。真实的剧情，与其说是曼哈顿计划，倒不如说更像是对计算机千年虫问题的莫须有的恐慌。
因为一方面，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对。人类级别的人工智能至少在15~20年内依然是无法突破的标杆，而近来许多被炒作的技术进步其实根基尚浅。
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机器人专家无法制造出能进行安全防卫的系统。有人担忧人工智能系统会聪明到从我们手中夺取能源的掌控权，然后横行霸道。但现实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缓慢，我们有足够多的时间从新安装使用的人工智能中收集反馈信息。
约翰·布罗克曼：科学一直在前所未见、标新立异的观点中奋勇前进，推陈出新更是常态。让我们看看，是哪些观点让科学家们欲除之而后快。
史蒂芬·平克：“行为=基因+环境？”这种观点可以去死了！
你会说，电脑或智能手机的行为是由其固有的设计以及受环境影响的方式来决定的吗？这不太可能。这样的陈述虽不假，但也不精确。复杂的自适应系统有一个非随机的结构，而且它们还有输入。但说到输入能“塑造”系统的行为，或让设计与输入相互竞争，这对了解系统如何工作毫无帮助。人类的大脑比人造设备更复杂，对输入的处理方式也更复杂。然而，许多人分析大脑的方式过于简单了，“行为=基因+环境”，这个方程中的每个术语都令人怀疑。
约翰·布罗克曼：我们忧虑，因为我们生来就会去预测未来。虽然没有什么能阻止忧思，但是科学能教会我们如何更恰当地忧虑。
史蒂芬·平克：那些“诱发战争的真正危险因素”让我忧虑不已。
在当下庸常的生活中，还在为战争可能突然爆发而整天提心吊胆的人大概不多了，因为大部分人都不相信战火真的会波及到自己。自1945年以来,大国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的硝烟已基本消散，并且从1991年开始，世界其他地区诉诸枪炮解决分歧的情况也越来越少，战争几乎淡出了大众的视野。
不过，这一梦幻般的趋势将会永久存在下去吗？很多人信誓旦旦地对我说：“现有的和平只是短暂的小插曲，更猛烈的世界大战正在某些角落里悄然酝酿。”也许他们的想法是对的。世界毫无疑问充满了“未知的未知”，难以预测的灾祸很可能会突然光顾这个已经幸运很久的星球，彻底将人类斩草除根。
时下最值得担忧的战争风险因素，我认为应该是如下几点：自恋的领导人、完美的正义、群体主义、乌托邦理论和战争作为正常的或者必要的战术。
约翰·布罗克曼：关于这一年度问题的提出，我们需要感谢史蒂芬·平克。在科学研究中，也许最大的快乐与幸福便是能化繁为简。这样的阐释与解答才能称得上深邃、美妙而优雅。
史蒂芬·平克：“进化遗传学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冲突”让世界更美妙而优雅地运行。
复杂的生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而这一切都由复制基因之间的竞争所驱动。竞争的结果取决于，哪一个复制基因能够以最优方式来调动能量和必需的物料来进行复制，同时也取决于复制基因以多快的速度来复制出可再复制的下一代。竞争的第一个方面可被称为生存、新陈代谢,或躯体作用；第二个方面，则是复制或生殖方面的作用。生命，在其每一个单位上，从核糖核酸(RNA)和脱氧核糖核酸(DNA)到所有的生物体，都具有这样的特征：执行并不断交替取舍这两方面的功能。
生命的取舍在于如何配置资源，以此尽其所能地繁衍出更多的后代，使之自谋生路或竭力养育较少的后代，并提高每一个后代存活及繁殖的机会。这样一个持续的过程体现出一个生物体在“亲代投入”上付出的努力。
RAND发布了《数字时代的新闻：比较跨时间跨媒体平台上新闻信息的呈现方式》报告（NEWS IN A DIGITAL AGE：Comparing the Presentation of News Information over Time and Across Media Platforms），报告研究了美国新闻来源对新闻的呈现方式随着时间的变化以及新闻呈现方式在各个媒体平台之间的差异，并试图回答如下问题：
‘Facebook: The Inside Story’ Offers a Front-Row Seat on Voracious Ambition
1959 年，是什么驱使九名经验丰富的徒步旅行者——有些人光着脚，几乎光着身子——走出帐篷，进入气温达到零下的严寒和坟墓般黑暗的俄罗斯荒野？当他们的尸体在乌拉尔山脉的一个偏远山口被发现时，没人能解释到底是什么——或者是谁——杀死了他们。几十年来，这个谜题一直困扰着调查人员。但现在，两位科学家认为他们可能终于找到了答案。根据发表在《通讯——地球与环境》期刊上的一项研究，这两名科学家假设，徒步者的营地确实有可能遭到了一场雪崩的袭击：在黑暗中被突然的雪崩袭击，徒步远足者挣扎着逃脱帐篷并帮助受伤的朋友。也许担心再次发生雪崩，他们匆匆离开，没穿多少衣服，朝着森林中的补给站前进。但是他们在华氏零下 40 度左右的寒冷中神志不清，在迷路后倒下了。有些人可能会为了多穿一层而脱掉了死者的衣服。
《Reinventing Organisations》，作者是 Frederic Laloux。再没有一本书能像这样，改变我对于公司或者团队合作对相关人员应有怎样转变的看法了。在过去的职业生涯中，我对于任何复杂的技术问题，其核心都是人的问题这一点有了越来越深的认识，借助解决人类问题的工具来解决技术问题，对于任何技术顾问来说都是很好的方法。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Games》这本书对各类游戏 AI 的算法做了广泛的介绍，十分引人入胜。让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只是需要某些看起来很智能的东西，其实这些东西未必要真的有多智能。
Building Products
这篇是张磊2015年 4 月 29 日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做的投资和人生经验分享。要点如下：
The Hierarchy of EngagementThe Fuel to Build an Enduring, Billion Dollar Business
《参与度的层次：做成一家经久不衰、 10 亿美元公司所需的燃料》
这是对产品功能和用户粘性的提高最为系统的一篇介绍。Graylock 一直是硅谷顶级 VC 中的佼佼者，前后投出过无数个独角兽。这篇文章里，Greylock 的合伙人 Sarah Tavel 详细分析了做一个产品在早期、中期和后期应该主要看的指标，以及如何提高用户参与度。
你吃的每条鱼都可能沾着另一个人的血和泪 | 2015年最牛逼的故事
这组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冒着生命危险写出来的报道，揭开了泰国海洋水产品捕捞行业里广泛存在了几十年的罪恶行径，解救了2000多名被囚禁、被虐待奴役了几年乃至几十年的非法移民，让美国和欧洲各国政府开始考虑立法。
《完整公式》（The Whole Equation）是大卫·汤普森（David Thompson）在2006年出版的好莱坞史记，其书名致敬了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未完成小说《最后的大亨》（The Last Tycoon）中的一段话，人们在谈论好莱坞时经常引用这段话。
“它是可以被理解的，”小说中写道，“但只是模模糊糊和只鳞片甲。能够在头脑中掌握图景完整公式的人从没有超过半打。”
旧好莱坞是一个制造梦幻的工厂，珍妮·贝辛格（Jeanine Basinger）在《造星机器》（The Star Machine）中这样写道。
好莱坞把普通的男女改造成了“被誉为男神和女神的电影明星”。
就拿朱莉娅·简·米尔德里德·弗朗西丝·特纳（Julia Jean Mildred Frances Turner，艺名：拉娜·特纳）来说，她出生在爱达荷州的一个矿业小镇，有一次在好莱坞高中街对面的Currie’s杂货店喝可乐时被《好莱坞记者报》（The Hollywood Reporter）的编辑发现，之后在好莱坞找到了一位经纪人。
后来，随着她在米高梅（MGM）声名鹊起，造星机器不仅改变了她的名字、服饰和嗓音，而且还重塑了她的故事。
她不再是茱莉亚·琼·米尔德里德·弗朗西斯，她成了拉娜。她也不是在Currie’s杂货店喝可乐时被发掘的，而是在Schwab’s药店吃麦芽巧克力冰淇淋，因为这听上去更好。
制片公司对按照自己的意愿扭曲事实不觉羞耻，新闻媒体也是一样，为的就是呈现制片公司好的一面。
《到底谁拍的？》（Who the Devil Made It）是由导演兼电影史学家彼得·博格达诺维奇（Peter Bogdanovich）收集整理的好莱坞口述历史，它的开篇正是电影专利公司横行的时期。
亚伦·德万（Allan Dwan）从1910年代开始拍摄电影，他告诉博格达诺维奇，随着独立影人向西海岸迁移，电影专利公司开始招募打手来确保专利案判决的执行。
德万回忆称，那时候会有狙击手爬上树，远眺电影片场，并用枪打坏他们视为非法的摄影机。德万在拍摄的时候会尽可能地远离火车站，这样他和剧组成员就不那么容易被找到。
ProPublica的这篇报道揭露，美国警方使用有种族歧视的软件算法来预测罪犯再次犯罪的可能性。通过计算罪犯的风险指数，这种算法被用来决定犯罪人的服刑期限，有时甚至被法官作为判刑的考虑依据。这篇报道不仅通过《信息自由法案》要求公开这部分数据，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还让这一议题进入了《白宫人工智能报告》(White House report on AI)。此外，这篇报道还影响了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我写这段话的时候，arxiv.org网站上和这篇报道相关的论文达到了13篇。事实证明，要求对此类算法进行公开审查并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
—布莱基•米廖齐(Blacki Migliozzi)
《彭博商业周刊》的乔什•格林写了三篇非常出色的封面文章，报道了把唐纳德•特朗普送上总统之位的共和党内部乱局。我认为这三篇文章可以组成一个三部曲，因为它们之间互相有联系，但乔什不这么看。第一篇《美国最危险的政治幕后推手》向我们介绍了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Breibart新闻网站背后兴高采烈的煽动者。好吧，这篇文章是去年的，但包容一下好吗。第二篇《怎样在不毁掉整个党的情况下让特朗普当选》，叙述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赖因斯•普里巴斯(Reince Priebus)的懊恼，运气似乎不太好的他因为特朗普的崛起而焦头烂额。文中还有总统候选人本人在特朗普大厦的一段令人难忘的友情客串。第三篇是《距大选12天，走进特朗普的数字战略中心》，乔什和彭博的伊森伯格•萨沙(Sasha Issenberg)采访了那些帮助特朗普在大选日意外获胜的工作人员。特朗普阵营的重要人物都在这篇文章里出现了。班农成了特朗普的竞选经理，而普里巴斯似乎意识到特朗普真的有机会入住白宫。文章还采访了一个长得像阿米什人的技术负责人，他的工作是在网上寻找特朗普的支持者，而他能拿到这份工作是因为他帮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Ivanka)做了一个廉价网站。这些人都对乔什侃侃而谈，因为乔什没什么目的性，他只想知道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当乔什弄清楚了真相，他知道怎样把这些事实写成让人欲罢不能的文章，也就是上面提及的三部曲。我曾建议乔什下次把这写成一本书。我现在还是这样觉得的。你在读吗，乔什？
—德维内•伦纳德(Devin Leonard)
安娜•维纳(Anna Wiener)在此文中用第一人称流畅地书写了硅谷生活。令人嫉妒的是，这篇文章让我们意识到商业也是文化，也是有价值的文学题材。作者所在的公司以其他科技公司为客户，这为她提供了观察硅谷的绝佳机会，包括硅谷的装修文化和自欺情结。此外，她的观察技巧、妙语连珠和现在时态的精确语句让读者沉醉于她描写的每一个场景。
—杰米里•基恩(Jeremy Keehn)
趁推荐一个作品的机会，我偷偷夹带两个私货。做这样的一个电台节目很带劲，也非常有难度（30个问题？），但见识广博的布赖恩.莱恩(Brian Lehrer)还是克服了竞选中的各种杂音，触及到了很多重要的问题。在我看来，他应该获得一枚总统自由勋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和莱恩一样，汤姆•阿什布鲁克(Tom Ashbrook)的节目《On Point》也深入了竞选乱局，他尊敬每一个给节目打电话的听众，但拒不接受任何胡说八道。此外，在《纽约客电台时间》(New Yorker Radio Hour)，才艺爆棚的戴维•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在他的精彩节目中邀请到了托尼•施瓦茨(Tony Schwartz)。施瓦茨和唐纳德•特朗普曾合著《交易的艺术》(The Art of the Deal)一书，对此简•迈耶(Jane Mayer)写过一篇令人深感不安的文章。你知道吗，干脆买一送三得了，我还要推荐布鲁克•格拉德斯通(Brooke Gladstone)和鲍勃•加菲尔德(Bob Garfield)，他们的节目是2016年必听。
—彼得•杰佛里(Peter Jeffrey)
在发达国家，这个相关性好像一直是成立的，曾经有数据证明，每多一年的正规学校教育，毕业后每小时的收入会提高 8-13% 。但现在这个因果关系似乎没这么明显了。以美国为例，1982-2001年，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工资增长了 31% ，但是高中毕业生的收入没有变化。但是在过去的十几年，事情不是这样了。大学毕业生工资的降幅超过了教育水平更低的群体，而且同时大学学费在增长。
这里描述了一家叫做 General Assembly 的公司。这家公司提供全日制，为期12周的培训，收费八千到一万英镑，在线下空间教人编程，网页开发和数据科学。公司同时提供就业培训和咨询，他们的毕业生 99% 能在180天内找到工作。
公司的创始人 Jake Schwartz 建立这家公司的原因，是源于两段个人经历：一个是他自己本科耶鲁毕业，但是没有觉得学到什么实际可用的技能（His degree from Yale conferred no practical skills），还有就是2年的MBA，花了“太多的钱和时间”。所以他想做一个投入产出比高很多，又能满足雇主们急切需求的“教育产品”。这家公司现在在世界二十个城市有网点，已经有3万5千名毕业生。
Ed的足迹从非洲开始。毕竟，埃博拉病毒在那里两次爆发并席卷，公卫条件又极差，完全有条件引爆下一个瘟疫。可是，不管我们如何不愿意，世界会记住2019年新冠失控是在中国武汉。虽然Ed对美国松散、各自为政的公卫系统有担心，但并没有怀疑其迅速拉响警报的能力。他质疑川普轻视科学、缺乏临危不乱的素质，完全说对了。他赞赏有前瞻性的科学家和医生们经年不断的努力，参观了CDC福奇实验室里加速疫苗生产的新技术，也担心过万一医护资源被严重挤兑的后果。
OpenAI的写作机器GPT3有一千七百五十亿个参数，读过的文本加起来有五千亿个词，花了4.6百万美元。它能写出流利的英文，记忆力超强，对事实性问题的回复远超人类。它甚至能带着半哀怨半神经质的语风，和你讨论哲学问题。
GPT3的问世引发了空前的热议。纽约客的这篇，以纽约客写手自问自答什么时候会被下岗为引子，加上实战PK，角度新颖。文章同时整理了几个流行的AI写作工具，深度采访了背后的工程师们。我对这些模型都算了解，也用过一些工具，可以负责任的说，作为科普，这篇文章很全面也很深入。
GPT3这类机器可以看作是超级鲁棒的填词机器，但又不是机械的背诵，所以能口吐莲花，一个字接一个字往外蹦。让它模拟采访海明威，等进了小院子，肉汤洒地上了，楼也慢慢歪了，不过多少还存着些海大爷的影子。John比较调皮，把 Steve Pinker 的点评腰斩，喂给GPT3接着续，蒙过了那些工程师，就算我读过许多Pinker，熟悉他的文风，也只能猜个大概。
Tim有个比他年长二十多岁、同父异母的哥哥Conwell。Corwell成长经历有些复杂，不算顺利，天性好自由，是Tim亦兄亦父的大哥，也是邻里间的热心肠，
一场车祸彻底改变了Conwell的命运。简单的说，不是把脑摔坏了，而是直接把他摔成了臭脾气的 “坏人”。
脑科学史上有几个著名的病人，其中有一个十九世纪初叫 Phineas Gage 的铁路工头，在一次事故中被铁棍刺穿大脑后侥幸活了下来。但从此性格大变，变得性情急躁，固执任性又反复无常、优柔寡断，缺乏计划，有始无终，生活杂乱无章。
虽然Gage成了一个人见人厌的讨厌鬼，但对脑科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人们开始意识到人的行为有专属脑区管理。Gage的脑损伤部位包括前额叶皮层，那一小块地方，也就是Tim所指的 “最后那百分之五”，是一道阀门也是一个开关，负责自我管控。这道防线一旦失守，恶之花将喷涌而出。
糟糕的是，Conwell正是摔坏了这一部分。
更糟糕的是，虽然有脑科学家们把脑病变作为证据引入司法系统的相关环节，至少Corwell在21世纪的各种新式轨道中跌来滑去，遭遇倒比Gage更惨。
脑科学一步踩进司法、量刑的禁区，带来一连串的问题：有多少犯罪是因为脑异常、脑病变？如何定罪？如果犯罪是一个 “病”，能不能治？能治能不能防？能防能不能预测？能预测是不是可以提前手术…… 每走一步，都越走越远，也越来越危险，史上科学为优生学站队多次，悲剧多多。认知科学在多大程度上能介入社会伦理和司法系统，怎么介入，是个永恒的难题。
人类一路跌跌撞撞，在动物界占据头牌，其中一个重要指标是自我增寿的能力：在上个世纪，人类平均寿命增加三十年。在今天，如果你活到了六十五岁，那么有一半机会能坚持到八十五。老人部落的出现，带来各种潜在问题，从社会负担到和伦理。
耳聋是什么感觉？或者更全面的说，一个正常人突然全方位地变老是什么体验？这种突然性带来措手不及的挫折感，以及不得不接受之后的沮丧。要体验这种心理冲击，可以穿上麻省理工学院AgeLab的全套 “老人服”。
这篇文章从AgeLab的体验开始，全方位展开，从心理到生理到产品到研究前沿。科学家努力的重点不是消除甚至反转衰老，而是消灭衰老带来的疾病。年轻并有力地老下去，时间到了，迅速而痛快地离开。
能不能长生不老？从进化角度来看，这是个节外生枝的问题，进化只关心传承。生产完后代，主要的任务已经做完了。至于老人的呵护或智慧，也许有用，也许没用，甚至可能有害。从进化的眼睛看过来，保护老人总不会是第一要务。正因为这样，处理好日渐庞大的老年人群，是未来紧迫的任务。
“美” 作为一个话题，有用不过在饭桌上。“百兽之美”说的是动物世界的美，和作为旁观者的人类无关。和我们唯一的关联在于我们无用的好奇心，以及我们共享同一个物理空间的事实。
“美” 对动物们来说，不但无用，还经常是个累赘，就比如孔雀笨重的羽毛。“浓妆艳抹” 会引起天敌的注意，所以甚至有害，不利于生存。动物世界里奇形怪状、千姿百态的美，和进化论适者生存的理论相悖而驰，解释不通。
对这个问题，达尔文有个小小的想法：美，是被异性选出来的。而且这个“为悦己者容”的行为不对称，雄性花枝招展走T台，雌性打赏灭灯做判官。也许是因为“政治不正确”，这个 “sexual selection” 的理论一出现就饱受同行抨击，被打入冷宫。统治学界和公众思路的是这样一个政治正确的理论：美是健康的附加分——我力气大，所以拖得动更大更漂亮的尾巴。
就好像去泡美术馆的人，一定有钱有闲还有品。
这篇是典型的科学写作范文。讲好故事，要把争论的主角推到前台，画像完整，有血有肉。主角之一是150年后替达尔文翻盘的是耶鲁大学的生物学教授 Richard Prum，是普利策非小说类图书奖最终入围图书《美的进化》的作者。和所有的天才反叛者一样，除了勤奋加天分，必须一根筋，即使同行们不停地泼冷水。“异性选美论” 的中心思想就是，美和生存无关，只和雌性的好恶、雄性的取悦相关，只是为一场区区几秒性交的华丽搭台。美之所以至关重要，因为“打扮”得体与否，关系到情场失意还是得手，关系到香火延续。
这一派理论并没有到此结束，一个重要的修改是环境的微小差异可以导致不同的结果。这个补充引出了文章的第二个主角，德州奥斯丁大学的教授 Molly Cummings，只不过Prum的工作舞台在林间，她的在水底。
这个理论漂亮的地方，在于完美解释了为什么美有那么丰富的多样性（从进化的时间尺度上来说甚至是随机性），却又能稳定地遗传下去。在丛林、在海底、在天空，“老娘们” 一拍脑袋，怎么美，我说了算！
A Journey Into the Animal Mind
“一脚踩入动物的灵魂”
意识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在人人忙得要昏过去的内卷时代，连门房大爷都懒得问 “你是谁”。鸟是怎么想的？当然是“鸟事“一桩，与我何干？
有这么一说，意识建筑在语言之上，而人是唯一有语言能力的高级动物，所以，自然而然的，自我意识唯人类专属。这个逻辑，言之凿凿，温暖人心，但经不起仔细推敲。在进化树上挂着的各种动物，连眼睛这么复杂的结构，都独立进化出六十多次了，如果自我意识是生存所需，该问的倒应该是，为什么动物会没有呢？
一个智能生物（含AI），只要活动环境足够复杂，就必须在事前有一个对结（后）果的估计，对作用和反作用有一个判断。这个操作要对环境有一个模拟，其中包含着主体本身。正在思考中的我，和在想象中行动着的我，乃是一对俄罗斯套娃，这是产生自我意识的的根本。从这个角度说，动物怎么可能没有呢？它们只不过是有口难辨罢了。 把自我意识还原到此，是书房中的想象，沙发上的思想旅行。这篇文章从古老的印度宗教到科学家们的验证和发现，一路走到信仰和科学的边界怎么定义这么严肃的讨论。
比如，和自我意识相关的基础是自我认知。判断是否有认识自我的能力是镜子检测：如果在身上做一个只能在镜子中发现的标记，动物的下一步动作是在自己身上找，还是去镜子里？这个测试的局限在于要求选手们的生存需要强视觉能力，而且环境中有类似镜子的外在刺激。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动物通不过，通过的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比如大象（水泊吸水），鲸鱼（从海底看海面的反射），喜鹊（镜子）。 镜子检测的提出凸显了人类中心说的谬误：看不见自己，不等于没有自我认知能力。
一篇完全无用、读来妙趣横生的好文章。